辽沈战役前，蒋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领两个美械装备的正规军6个师及一部分游杂武装，约10万人，据守长春。长春深陷在解放军的侧后，已成了“陆上孤岛”，全靠空运补给维持。敌人守长春是为了在解放军腹地留下一个钉子，拖住解放军主力不能机动，还妄图在“整个形势变化”后，仍把它作为向解放军攻、防的战略要点。如果解放军打长春，敌人便由沈阳出兵前去策应解围。
长春是一个现代化城市，比锦州大四倍。日本帝国主义曾经把长春作为准备进攻苏联的军事基地，国民党又把长春作为对解放军东、西、北满攻防的要点，因而，日寇和国民党军队都在这里大修工事，城里大部分坚固的建筑物都被利用来作为防御的核心工事和支撑点，城里永久性工事就有1 50座，并有两个美械装备的正规军约10万人防守。打长春要耗费大量的弹药，还要付出相当大的伤亡代价，打起来可能旷日持久，这正中了敌人用长春拖住解放军主力，掩护沈阳、锦州蒋军准备撤退的诡计。同时，把长春打下来，对整个战局的军事价值并不很大，相反，倒会引起沈阳、锦州敌人的注意，把他们一齐吓跑，影响东北战局和全国战局的发展。这种扯尾巴的打法显然是不利的。因此，毛泽东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示林彪等人要“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因此，对长春之敌只能采取“围而不打”，坐看其变的方针。
1948年10月15日，解放军攻克锦州，这使东北境内的数十万敌军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锦西进攻塔山的敌军立时停止攻击。廖耀湘西进兵团15日攻占了新立屯，前哨部队已到达黑山外围。廖耀湘原打算17日进犯阜新，16日听说锦州“失陷”，感到“情况严重”，不敢继续西进，马上给蒋介石打电报请示如何行动。沈阳地区的敌军陷入一片混乱。被远远抛在解放军侧后的长春守敌，则更加绝望和动摇。
从1947年冬季攻势以后，长春一直被解放军围困。1948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按照《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对长春的敌人采取了“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经济斗争，使敌人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战略方针。这条方针确定后，解放军以第12纵队及7个独立师、1个炮兵团，向长春市区紧逼，并且进行严密的火力封锁，不断打击出扰和抢粮的敌人。这样一来，敌人就被紧紧地压缩在防区内动弹不得，粮食、弹药和燃料供应，都发生极大困难。长春守军每天需要粮食330吨，运输机一天只能空运110吨。因为缺煤，守军把柏油马路的路面也刨下来烧火了。空运的飞机因无法降落，又怕被解放军的炮火击中，只能在高空作不准确的空投，有不少物资竟投落到解放军的阵地上。守敌在粮食奇缺的情况下，一面采取“杀民养军”的政策，掠夺人民的粮食；一面实行优待嫡系部队、歧视杂牌部队的分配办法，把空投的粮食分配给新38师吃，让其余部队吃豆饼、麸子面。这就造成了长春市内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敌人内部嫡系和杂牌部队之间的严重矛盾。围城部队用各种办法向敌人散发了大量的宣传品，广泛地展开了阵地喊话、阵前通讯、过节送礼、平时送饭等瓦解敌军的活动。长春守敌在内缺粮草，外无救兵，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军心涣散，士气沮丧，厌战情绪与日俱增。从1948年6月起到9月辽沈战役开始，长春守敌先后有1 万8千人向解放军缴械投诚。
辽沈战役开始以后，解放军围长部队又增加了若干兵力，共达10余万人。围城部队连营数百里，真是步步封锁，层层包围。长春守敌想摆脱困境“死里逃生”，在10月上旬曾向大房身飞机场方向试图舍城突围。敌人刚一露头，就被解放军迎头揍了回去。长春敌军从此完全陷入绝境。
在解放军14日向锦州发起总攻击那天，蒋介石又坐飞机来到沈阳。他束手无策，睁着眼看着锦州失守。15日，蒋介石给长春守敌下了一道“手令”：
“长春郑副总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尔后即令守军全城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纪制裁。中正近日已来沈指挥，希知照。中正手启。”
然而，长春守敌再也不能执行他的命令了。
守在长春的滇籍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将军这时认识到，跟随蒋介石打内战是死路一条，只有率部起义才是光明大道。于是在14日派人向解放军接洽起义。15日，曾泽生看了蒋介石的“手令”，将其束之高阁。
16日上午，郑洞国召集军长和军参谋长开会。新7军军长李鸿因患伤寒不能出席。第60军军长曾泽生则说：“下午开会讨论突围的事，我已经知道了，我派参谋长徐树民参加，他可以代表我决定一切，我一切都听从司令官决定。”
郑洞国虽见曾泽生有点神色异常，但他没有作更深的联想，只是点了点头。
曾泽生脚底揩油，匆匆离去。
随后，郑洞国接到几方面的报告，说60军已决定今夜起义。郑洞国大惊失色，立即打电话给曾泽生。但是，线路早就被截断了。郑洞国只好取消突围计划，让新7军派兵警戒，防止60军发动突然袭击。
17日清晨，郑洞国派副参谋长去找曾泽生，不久，带回一封信：
“桂庭（郑洞国的字）司令钧鉴：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
“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竭诚奉达，敬候赐复，并视戎绥！
曾泽生敬启”
17日，曾泽生便率部2万6千余人撤出长春。解放军源源开入长春市区东部，接收了60军交出的防地。
17日夜，长春市区西部守敌在皎洁的月光下，发现行动肃穆、纪律森严的解放军突然从东面出现。虽然解放军一枪未放，敌人却吓得惊慌万状。不多久，敌人前沿部队就开始自动缴枪了。敌新7军的下级官兵也开始动摇，由放弃对解放军警戒逐渐发展到争先恐后向解放军投降。敌军一个团，集合好队伍，团长亲自来对解放军说：“请解放军去缴械，弟兄们都集合起来等候多时了！”
新7军炮兵团有40多名炮兵，自动带着大炮和炮弹来到解放军阵地，并向解放军战士说：“如果谁不愿意投降，请命令我们，开炮轰他！”18日，新7军一个营长正准备投降时，团长派传令兵来请他，他厉声说道：“这时候还有什么可请的！”立刻带队向解放军缴枪了。
敌人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纷纷投降，像决了堤的海水一般，高级军官再也无法拦挡。
在解放军的进逼下，10月18日，新7军宣布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随后郑洞国的参谋长杨友梅也策划了兵团司令部的“哗变”。他让士兵对空鸣枪，假装抵抗解放军的进攻，然后全部放下武器宣布投降。其实，压根儿就没有解放军的影子。直到第2天一早，才有一个连的解放军冲进伪满中央银行大楼，将郑洞国等兵团司令部官兵押出大楼。
长春就这样兵不血刃、完整无损地和平解放了。解放军对长春长围久困，坐待时机，最后不战而得，使蒋介石又丧失了9万6千余人及其全部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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