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当傀儡

1911年12月25日，溥仪当完了最后一天清朝皇帝。但根据民国临时政府制定的清室优待条例，他照旧在紫禁城内过着朝廷生活。溥仪当时年仅6岁，不会感到帝王生活的变化。直至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之后，溥仪的帝王尊严和“宣统”年号，在故宫内依然如故。但是，到了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军进京“逼宫”，溥仪不得不“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即日移出宫禁”，这时，他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日本开始向他伸手。溥仪出宫后，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逃往天津。日本方面对溥仪采取了严格的警卫措施，把溥仪这位末代皇帝作为政治上的“奇货”紧紧地抓在手里，不愁派不上用场。

溥仪在天津一住就是7年。1931年“9·18”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又策划把溥仪偷运出津，将溥仪等人转移到旅顺肃亲王府。1932年初日本关东军占领锦州，从此由军事进攻转向以拼凑伪满傀儡政权为重点。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指挥下，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这个怪胎——伪满洲国坠地了。1932年3月1日10时，大汉奸张景惠发表了所谓《满洲国建国宣言》；同一天还贴出了“关于国体和国旗”的布告。“宣言”这篇实际上是由关东军和满族人员炮制的奇文，不但咒骂“东北军阀”，攻击中国“赤匪横行”，诽谤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和“三民主义”，而且公然伪造历史，胡说“满蒙旧时，本另为一国”。至于伪满政权的施政纲领如何，“宣言”提出了“王道主义”。什么是“王道主义”？就是屠杀、镇压、掠夺和奴役。日本侵略者为了把制造伪满洲国装扮成中国人的自发行动，在“宣言”中完全回避了“日本”二字。关于伪满“建国”的策划却也成了“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东南特别区、蒙古各盟旗官绅士民详加究讨”。“详加究讨”确实进行了，但不是在中国各族官绅士民之间，而是在日本侵略者内部及其与汉奸之间进行的。

溥仪登场之前就曾发生过这种“详加究讨”的过程。作为一位东方大国的逊帝，他屈辱地跟着日本兵，冒着生命危险，像件行李似的被塞进汽车后厢，潜离天津，前来东北，为的就是“重登大宝”，重温一呼百应的帝王美梦。可是，1932年2月18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却没有说明“满蒙新国家”是什么国体，再者，从委员会的构成和“宣言”的口气看，“新国家”无疑是个“共和国”。溥仪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写信给关东军，说了自己必须称“皇帝”的12条理由，但关东军不予理会，只允许他当“执政”。溥仪知道后暴跳如雷。他的亲信郑孝胥却劝他三思，不可与日本人反目。2月23日，关东军头目板垣又亲自跑到旅顺面会溥仪。当溥仪情不自禁地再次询问“国体”时，板垣答称：“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极其激动的溥仪坚持称帝做皇上，舌战了3小时未获结果。板垣拂袖而去时，溥仪满以为自己理直气壮，不甘认输，可当郑孝胥提醒他注意张作霖的下场后，他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瘫软了。

溥仪就任“执政”的典礼在原长春道尹衙门举行，那里破旧不堪，只是仓猝收拾了一下。1932年3月9日下午3时，共有130人在那里集会，仅用25分钟就完成了由15项构成的会程。汉奸张景惠和臧式毅分别将用黄绫包裹的伪满洲国国玺和伪执政玺捧给溥仪。然后由汉奸郑孝胥代溥仪宣读了不足百字的“执政宣言”。

关东军用刺刀导演的“建国”闹剧就如此草草收场了。日本帝国主义费尽心机拣来的这具政治僵尸终于派上了用场。

溥仪身任伪满洲国的执政为时只有两年，1934年1月即“重登大宝”而成为伪满皇帝。为了迫使他进一步靠拢日本，溥仪即位3个月后，日本天皇即邀他访日。溥仪带着满腹狐疑于1935年4月1日离开伪都新京，经由大连改乘日本海军特派的军舰“比叡丸”前往日本。溥仪乘“比叡丸”在海上航行期间，不但参加了神武天皇祭，检阅了军舰夜间探照演习，而且行至九州西部时，还受到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鸣礼炮致敬的礼遇。4月6日到了东京，又出乎预料地受到裕仁天皇的亲自迎接。溥仪在日本逗留19天，日本给予溥仪以“君主”的最高礼遇。溥仪受宠若惊，不但头脑发了热，而且有些昏昏然了。溥仪回到伪都新京，仅隔一日，1935 年4月29日即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天皇诞辰纪念会。翌日，又急忙把在伪都新京的简任以上的汉奸和日本人官吏召集到伪宫，破天荒地在既没有同日本人商量又没有日本人预先写好讲稿的情况下，口若悬河，进行了50分钟的“训谕”。最后还说：“如果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5月2日，溥仪又颁发了《回銮训民诏书》。“诏书”中最主要的一句话是“朕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尽管“诏书”不是溥仪的亲作，但他当时确实认为自己与日本天皇平起平坐了。

溥仪想错了。日本帝国主义可以利用溥仪访日一事尽情鼓吹“日满亲善”、“一德一心”，以愚弄中日两国人民，进行殖民统治与掠夺，但是溥仪的地位却丝毫没有改变。不要说裕仁天皇，就连裕仁派出的关东军司令官也仍旧是溥仪的太上皇。1936年9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炮制的《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中明白规定了“天皇、军司令官和皇帝之间的关系”，说溥仪是“基于天意，即天皇之意”而即位的，所以他必须“为皇道联邦的中心——天皇服务，以天皇之圣意为己心”，实际上是要溥仪心甘情愿地充当这个联盟的一员儿皇帝，不但要交出领土主权，而且还必须交出自己的全部灵魂。文中还把溥仪和裕仁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像月亮靠太阳发光那样。那么，天皇的“圣意”如何体现，又由谁来执行呢？回答是：“关东军司令官作为天皇的代理人必须是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皇帝的师傅自然对皇帝有管教之权，溥仪只有百依百顺，否则随时都将垮台，以致遭殃。

使溥仪在精神上遭受重大打击的是所谓护军事件。护军与隶属于伪满军政部的“禁卫军”不同，它是溥仪试图亲自掌握的按军官标准训练的一支队伍，共300人，由伪宫内府警卫处长佟济煦管理。关东军当然不喜欢这支部队。1937年6月28日，部分护军在公园游玩时与身着便衣的日本人发生口角，日本人举手便打，护军用武术对抗，日本人招架不住，就放出狼狗助战，被护军踢死。事件发生后，日本宪兵公然到伪宫抓走有关护军。原来，在公园内着便衣的日本人就是关东军的人员，当时正是东条英机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兼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他借口此事，不但迫使佟济煦赔礼道歉，开除有关护军，而且命长尾吉五郎接管护军。护军编制被缩小，长枪一律换成短枪。

为了监视溥仪，关东军在溥仪身边安设了一名常驻代表。十几年间这一特别职务虽几易其人，但吉冈安直从1934年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以致他在溥仪身边衔着“帝室御用挂”的头衔，从陆军中佐一直爬到堂堂的日本陆军中将。吉冈能在溥仪身边一干到底，是由于他出色地担当了溥仪的监视人和行动总导演。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回忆说：“我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以及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概听他的吩咐。”

从帝王宫廷来看，伪满宫内府虽显寒酸，但也有一套并不算小的人马和机构。在宫内府的700余名职员中，日本人虽只占十分之一，但却占据着次长、处长、课长等所有重要职务。以溥仪名义颁布的诏书、敕语等，都由通晓汉语的日本人包办。溥仪的责任是，每天按照日本人的意旨在各种文书上画上大大小小的“可”字，至于文书的内容，根本不看，也无需过目。溥仪由于阶级地位所决定，重登伪皇宝座不能不说是受其复辟欲望所驱使，而且他的言论、行动和他所批阅的文书，无不有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与殖民掠夺，日本侵略者完全达到了借尸还魂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给溥仪戴上伪皇的桂冠，却丝毫未能使他重新称王称霸，更谈不上恢复“大清祖业”。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就在此时，日本侵略者也没有放弃对傀儡溥仪的摆布。8月17日，日本侵略者导演了最后一幕，由溥仪宣读《退位诏书》，前后只十几分钟，短命的傀儡王朝，即宣告解体。至此，日本帝国主义者仍控制溥仪，死死不放。吉冈带领溥仪向日本逃亡，连“皇后”等人都没有同往。不料，在奉天机场遇上苏军空降快速支队，而成为苏军俘虏。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几经折腾，竟成了一名阶下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