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下了一着错棋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的失败,“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

显然,这有失偏颇,但我们发现,国民党的失败,除了政治的腐败,没有有效地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确实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谁不重视吃饭问题,谁就可能垮台,这是中国的历史数十次证明了的事实。

将人民的吃饭问题“置之度外”,这是蒋介石下的一着错棋。

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倒退,决定了他们不重视中国的粮食生产,不关心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相反,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地主利用特权,大肆掠夺土地,横征暴敛,再次把中国人民推到了饥饿的炼狱里。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开始解体,地主、官僚开始兼并、掠夺土地。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据资料分析,1934年,全国耕地面积14亿亩,其中68%的耕种被只占农村人口的10%的地主、富农占有,而构成农村人口90%的中农、贫农和雇农,他们所有的耕地面积不到总面积的1/3。抗日战争胜利后,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分配状况更趋严重,国民党政府甚至实行军事性的掠夺和兼并。他们一方面利用“屯垦”、“合营”的名义,公开侵夺和兼并农民的土地,一方面明令“接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期间残酷掠夺中国农民的大量土地。

土地被侵占、掠夺后,90%以上的农民只能靠租佃土地为生,而地主、官僚趁势疯狂剥削佃农,大部分地区的地租达到80%,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还分不到20%的收成,这在正常年景已经难以糊口,遇上灾荒,则根本就无以为食。

与此同时,广大农民还要承受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抗战前,平均每亩田赋连同各种附加税在内,约合大米1.5～2斗,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打内战,大肆强征强敛,每亩增至大米6斗以上,江苏省竟有增至9.5斗的。

官僚、地主的高额地租和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使中国的粮食生产急剧衰落,亿万人民沦于死亡线上痛苦挣扎。1936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尚有15000万吨,到1949年,居然减少到11318万吨,减产24.5%。平均亩产仅85.5公斤,仅只有唐朝的一半。

中华民族陷入最黑暗的年代,数亿人受到饥饿的威胁,到处流离失所,生活极端困苦。据国民党政府的《政府公报》记载:1929年至1930年,陕西发生大旱,国民党政府无人救灾,以至饿殍遍野,千里之内人烟渺无;1931年,湘、鄂等8省水灾,灾民1亿人;1933年,黄河决口,灾民364万人;1936年,四川省有饥民10余万人吃树皮。另据有关调查报告,1935年,1001个县中,农民流离死亡者至少在2000万人以上。另有报道称,1942年到1943年春天的旱灾,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地狱般的惨像:“……当时漯河至周家口大道两侧的麦田中,每隔8步、10步,即有饿殍尸数具,无人收敛,被野狗争食……”估计河南一省饿死了数百万人。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以反饥饿为导火线,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群众运动。为求生存而激起的“抢米”风潮,席卷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城镇。1949年5月6日,江苏、浙江、四川等10多个省数十座大小城镇发生了“抢米”风潮,参加的人数以百万计。许多地方的“抢米”风潮,发展到直接同国民党政府搏斗。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

中国共产党则从诞生之日起,就把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农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对此尤为重视。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在井冈山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发展生产。1937年,在革命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就是把地主租给农民土地的租额,按抗战前的标准减低25%;减息,就是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即1/10),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此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减租减息的政策,使广大农民得到了经济实惠,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得到较好的发展。

1940年以后,为了击退国民党政府的反共高潮,克服根据地粮食供应不足的困难,毛泽东发起大生产运动,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发展粮食生产。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亲自参加生产劳动。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开进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荒生产,建成全国闻名的“陕北江南”。1944年,三五九旅生产的粮食,除自给外,还上交公粮1万石。

大生产运动促进了根据地的粮食生产,有效地克服了根据地军民的粮食困难,军民生活明显改善。1942年到1944年的3年中,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仅延安一地,1943年就生产细米6000石。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部分地区甚至达到耕种一年,就剩余一年吃的粮食。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上的一次成功的尝试。相比之下,蒋介石不仅在政治上一塌糊涂,在经济上也是糟糕透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