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粮食卫星”

1957年,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由苏联发射到太空,给全世界社会主义者以巨大的鼓舞,而尤其给中国一个刺激。许多人开始狂热地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中国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自然是吃饭问题。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大的跃进。”大跃进因此而拉开序幕。

也许是我们饿怕了的缘故,也许是我们急切地希望有饱饭吃,无论是中国的高层领导还是千千万万的农民,都迫不及待地把提高粮食产量摆在了突出位置。但是,良好的动机,并不见得就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在一种虚妄的热情推动下,粮食生产沦为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政治运动与政治游戏。1957年11月,中央南宁会议确定,1958年粮食产量为19600万吨,当时这个数字还算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许多人却对此不满足,认为这没有能体现社会主义大跃进的威力。在一些人急于求成的心理推动下,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把这个指标提高到21580万吨。而到6月中旬中央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农业部竟异想天开地提出42500万吨的指标。近40年后我们才达到这一数字,在当时的农业条件下简直是痴人说梦。但这在当时竟然被许多人接受。更可笑的是,到1958年10月,西安九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有人更是提出了一个荒唐得不能再荒唐的数字: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必须达到75000万吨,并且力争达到10亿吨。也许有的读者还不能一下子体会到这个数字的荒唐,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到1998年,全世界的粮食总产量大约为18.95亿吨,笔者手头没有1959年世界粮食总产量的数字,但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从1974年世界粮食会议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增加了50%,这意味着世界粮食总产量在70年代初期也不过十一二亿吨,那么1959年很可能也就十来亿吨,中国的粮食总产量竟然超过世界的总产量,说是荒唐,不如说是疯狂。我们再与国内的情况比较,中国粮食总产量最高的1996年也只刚突破50000万吨,为50 450万吨,而1997年又回落到49250万吨。如果我国在2030年人口达到16亿峰值时,粮食总产能达到64000万吨,我们就可以大声向世界宣布:中国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怎么会产出75000万吨甚至10亿吨的天文数字呢?可笑的是,这些连基本的客观规律都不尊重的激进者还大言不惭地夸口:中国粮食产量再提高,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也够用。

此时,正是狂热急躁、恨不得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中国人“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进入人民公社化的阶段。全国74万个农业社改组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99%的农户成为公社社员。

当时普遍认为,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在粮食生产方面,自然要显示出它无以比拟的威力。大放“粮食卫星”,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1月3日,广东汕头报出晚稻亩产3000斤的消息。

2月23日,贵州金沙报出亩产3025斤的纪录。

饱尝饥饿之苦的农民,在急切品尝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理想刺激下,激情脱缰而出,开始用一种虚无缥缈的空头数据和理想口号来满足吃饱饭的心理,犹如一种梦呓,一种恍恍惚惚的幻想。从此,世世代代辛勤躬耕的农民,开始在神州大地制造令先祖羞愧的粮食生产神话。

1958年6月12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社用20亩试验田的麦子移到一起,放出了小麦亩产3530斤的“卫星”。

这一“神话”立刻引起了各路“诸侯”竟折腰。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声浪中,虚报、浮夸成为全国性的浪潮,各地粮食“卫星”竞相争放,越放越高,越放越大,达到骇人听闻、无法想象的程度。

6月8日,河南道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亩产2105斤;

6月9日,湖北襄阳报出1500—2000斤的小麦亩产;

6月11日,河北魏县小麦亩产2394斤;

6月16日,湖北谷城小麦亩产4353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小麦亩产4535斤;

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小麦亩产5103斤……

一个月时间,中国的小麦生产竟从1000多斤提高到了5000多斤,吹气球也没有这么容易。但这种数字游戏还没有结束。7月18日,河南西平猛进农业社再放卫星,小麦亩产7201斤;而9月22日,青海蹇什克农场后来居上,报出个小麦亩产8585斤的卫星。

小麦放卫星,水稻更不会落后——

6月26日,江西贵溪报出早稻亩产2340斤;

7月9日,福建连枝早稻亩产3000斤;

8月1日,湖北省孝感县报出早稻亩产15000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县亩产36900斤;

8月27日,《人民日报》用通栏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再次为浮夸、虚报推波助澜。有人开始像讲神话一样报数字,谓之“人有多大胆,敢报多大产。”

9月18日,广西环洒县声称,早稻亩产达130 434斤。四川郫县则在同一天宣布,他们的亩产达到824525斤。

亩产稻谷82万斤,这已不是梦呓,而纯粹是一种疯语了,但在当时,却赫然登在我们的党报上,作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例证。

为了显示其高产具有真实性,平常憨厚的老农也开始带有几分的狡黠。他们煞有其事地介绍,高产诀窍是深耕、密植,是杀狗炖狗肉汤浇地,是给山药注射葡萄糖……

连一些科学家,面对这简直如天文数字般的粮食产量也惊呆了。他们不敢怀疑大跃进的威力,只好从自己的思维方式上找不足,以求得出“科学”的结论,把“群众创造的极其丰富的大面积高产经验加以系统总结,进行广泛的宣传与提倡。”一位著名科学家就撰文论证,如果植物能够利用辐射到1亩地光能的30%,稻麦的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万斤。西北农学院畜牧系的6个学生组成的“卫星突击队”向国庆九周年献的礼物是猪的快速长膘法。他们声称采取割掉猪的甲状腺、猪耳、猪尾、猪胸腺等“四割法”,能使猪每天长膘19斤。

权威对愚昧的认同,科学与荒诞的结合,是时代最大的悲哀!

毛泽东,这位最讲实事求是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者,居然也被这种梦呓般的数字糊弄了。

1958年8月4日16时零5分,毛泽东走下专列,踏上了河北省徐水县这块声称已进入共产主义的土地。

“这庄稼长得不错嘛!”毛主席对地里庄稼的长势很满意。

“我们计划全年全县夏秋两季要拿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达2000斤。”时任徐水县委书记的张国忠向毛主席汇报:全县计划放亩产20000斤的谷子卫星,计划亩产100万斤的山药卫星。“我们的山药秧子都是用飞机运来的。”——为了说明他们“计划”的可行性,他特地对主席强调说。

毛主席不由也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粮食多了怎么办呢?”

“粮食多了换机器。”张国忠回答说。

“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

有人说:“我们用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仍不放心:“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

粮食多了怎么办?这位吹牛皮县长似乎还没考虑这个问题,在场的人也谁都答不上来,只是望着毛主席笑。见此,毛主席乐呵呵地出了个主意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再吃不完,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说好吗?”

人们齐声说:“好!”

粮食,是毛泽东最大的一块心病,现在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他怎能不兴奋万分。他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赫鲁晓夫也是一个相信政治奇迹的人。1957年5月,他在苏维埃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号召:“在不久的将来,最近在1961年之前,在肉、黄油和牛奶的人均产量方面追美国。”赫鲁晓夫嘲笑那些“谨慎”的苏联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对依靠若干集体农庄的这些产品的惊人增加来达到这个目标表示怀疑。他说:“所有这些怎么能用数字计算呢?这是个政治奇迹。”

而事实上,任何违背客观规律的事物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人不可能一口吃成胖子,正如沧海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桑田。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需要相当艰苦的历程,不可能是喊几句口号、搞几次运动就能做到的。口号填不饱肚子,虚报、浮夸的“粮食卫星”也当不了饭吃。仅仅是一年之后,我们就品尝到了狂热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