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年过50岁的中国人,如今回首这段往事,不免有些梦一般的感觉,而生活在90年代的年轻人,则会觉得父辈们当年的举动是多么的荒唐可笑,简直不可理喻!
历史的长河不可能倒流,但我们循着历史的发展去追寻当年的轨迹,则会有许多教训,许多启迪。
人为制造的“粮食卫星”与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神话,只不过是一个个拚命吹胀的泡泡糖,终有吹炸的时候。
1958年8月,农业部汇总各省上报的粮食产量为1万亿斤,(我国到1996年才勉强达到这一数字),而全国各地已开始闹粮荒,许多地方发生严重的粮食短缺。但这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虚报、浮夸仍无收敛。最后确定1958年全国粮食总产为25000万吨,1959年为25500万吨,1960年为18500万吨。
周恩来深知这种掺水数字的危害,督促有关部门一查,实际数差了一大截。1958年实际为20000万吨,1959年为19505万吨, 1960年实际仅14350万吨,比1959年减少了5155万吨,下降了26.4%,比1951年的14369万吨还少19万吨,中国的粮食生产在大跃进的喧嚣中竟整整倒退了9年。
“粮食卫星”一个个吹上了天,粮食实际产量却一个劲地往下滑,中国人开始感觉到肚子里不殷实了。
1958年底,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就出现了缺米问题。1959年春天,全国出现普遍的缺粮现象。河北省有30多个县缺粮,情况严重的就有10个县。北京、上海、天津更是频频告急。当时这些地区的存粮所够销的时间,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几乎已无大米库存,辽宁8至9天。如不及时调入粮食,后果不堪设想。
中央不得不承认:“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那亩产10万20万斤的卫星数字,只能吹在口头上,登在报纸上,却无法给人饱肚充饥。中国不得不勒紧裤带渡难关。农村地区严重缺粮,人均口粮标准仅300斤左右,城市居民也减少了供应数量。1960年,全国人均口粮比1957年还少91公斤,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比1957年降低13.6%,人均粮食消费量由406.12斤降到327.24斤,下降19.4%。全国大约缺少3000万人一年的口粮。
1960年5月,应调出粮食的省只调出计划的一半,而粮食销售量却大大增加。5月28日,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6月6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当时,这些地方的库存粮食能够销售的时间,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几乎已无大米库存,辽宁也只有8天左右。为解决全国粮食困难,政府不得不制定一系列非常措施。7月底,全国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许多地方开始实行饮食业凭粮票供应的办法。北京放开购粮的办法也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因此,中央同意北京也采取发放粮票的办法。
9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指示指出:1960年,全国发生了较1959年更为严重的春旱、洪涝等灾害,规定:降低农村口粮标准。淮河以南地区,平均每人全年原粮为365斤,丰收的地方380斤;淮河以北的地区,每人全年300斤左右。降低城市供应标准,除高温、高空、井下作业和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2斤左右。
中国人又受到了一次饥饿的磨难。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居民因营养不良而患了浮肿病。1960年10至11月,重庆9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13.5%,山东财政厅的干部中竟占到35%。大学师生与机关干部尚且如此,农村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1959年春天,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了饿饭、逃荒、浮肿,甚至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并且随着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加上苏联的突然翻脸,粮食短缺的情况日益加剧,饥饿开始袭击了大部分的中国人。据当时的资料统计,农村社员的口粮,1959年尚有平均309斤,1960年锐减到189斤,1961年又下降到148斤,低于维持生命最低标准250斤的水平。我们最害怕的饿死人的现象,最终还是发生了。1960年冬,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正阳县死人8万多,新蔡县死人近10万。最早在《人民日报》放出亩产3530斤“粮食卫星”的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一个社就死亡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高达30%。
在中国人的人口统计表上,仅有两年是减少的,这就是1960年和1961年。1959年全国人口总数是6.72亿人,1960年减为6.62亿人,1961年6.58亿人,两年净减2300万人,如果加上正常的人口净增率,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减少出生人数,在4000万人左右。1960年,全国人口死亡率由1959年的14.59‰上升到25.43‰,比1957年的10.8‰增加了14.63个百分点。
“亩产十万斤,饿死老百姓”。回忆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到心酸。不切实际的盲目冒进,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把中国人又一次推向了饥饿的魔爪之中。
胸怀坦荡的毛泽东为此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该是我”。他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
1958年,毛泽东还在为“粮食多了怎么办”想主意,到1959年,毛泽东则开始为“粮食少了怎么过”想办法。4月29日,他给省、地、县(市)、社、队、小队各级干部一封信,专门谈到:“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在10年之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
毛泽东和他的人民一起,勒紧裤带,终于渡过了难关。
我们为有这样关心人民的领袖而自豪!
我们也因有这样爱护人民的领袖而幸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