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这犹如农村娃儿随手涂抹的破纸片,它记载着中国历史转折关头一段悲怆的历史。
共和国经过29年的风风雨雨,进入了1978年。
与共和国诞生前的旧社会比,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但是,由于“大跃进”的摧残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国的经济仍然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尤其是中国的粮食生产发展缓慢。许多人的温饱问题未得到较好的解决。
到1978年,我国的粮食总产虽达到30 477万吨,但由于人口过快增长,人均占有粮食仅318公斤,与1956年人均307公斤的水平相比,22年时间,仅增加了11公斤,即使与1949年比也只增加109公斤,每年才增加3.75公斤。农村许多地方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据1978年的统计,全国年收入在100元以下的农民竟占了总人口的35.37%。有231个县人均年收入还低于50元,长期靠国家调拨大批粮款还难以维持下去,绝大部分农村,生产靠贷款,生产靠救济,吃粮靠返销。许多地方的农民劳动一天,竞只值8分钱,买盐不成,买椒不辣。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把中国的农业生产,带进了一个死胡同!
安徽省凤阳县,是个闻名全国的花鼓之乡。解放前,有成千上万的凤阳人,拿根筷子敲着碟子,四处流浪,把一首“说凤阳,道凤阳,说起凤阳泪汪汪。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花鼓小调唱遍了全国。
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许多凤阳人居然又重操旧业了。当时,全县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每人每天分配8两粮食,吃不饱,只好出去要饭。到1978年,全县逃荒要饭的就有两三万人,几年内,全县农村人口骤减了10万。
这个县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尤为重要。1978年打下的粮食只有1955年的1/3。几年之内,该队有60人被饿死,其中有6户死绝,76人离乡逃荒要饭。
一个令我们现代人无法相信的凄怆事实!
1978年11月16日晚上,当时这个生产队的队长严俊昌把穷急了、饿慌了的18户人家召集在一起,秘密开会。这位38岁的汉子悲怆地对乡亲们说:“俺们得自己救活自己。”
怎样救呢?
——“我们把土地分了。”他提出,将土地分开,包干到户。
有乡亲们对他说:“俊昌呀,分田单干是犯法的事,你蹲牢了,你的几个孩子怎么办呀?你家里人怎么办呀?”
诚实朴素的乡亲们商量后,最后一致表示:分田单干,大家都是心甘情愿的。如果干部吃了官司,大家负责把他们的小孩抚养到18岁。空口无凭,立字为据! 18个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得不到温饱的庄稼汉,含着眼泪,颤抖着按下了鲜红的手指印。
“穷则思变”,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唯物主义的选择。
就在18名庄稼汉按下手指印的两天后,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在关系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严峻历史关头,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20年后的1998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专程来到小岗村,来到这个揭开中国改革序幕的地方。今日的小岗村,向人们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通往村里的公路两旁挺立着翠绿的树木,平坦、宽敞的水泥路横贯村子中央,一排排农家的砖瓦房错落有致,颇具现代风格的小学校舍拔地而起,接收电视信号的抛物面天线在阳光的映照下闪闪发光……
看着这一切,江总书记高兴地笑了:“过去我虽然没有来过小岗,但我一直很关注小岗,因为邓小平同志开创和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首先是在农村开花结果的,而小山岗村又是率先进行农村改革的。”他态度鲜明、铿锵有力地对小岗村的农民说:“家庭承包经营这一政策,要长期坚持下去,是不会改变的。”
小岗村,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折射出这样一条鲜明的历史轨迹:从20年前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坚决支持,到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对小岗村寄予的殷切厚望,再次说明一个道理:农业和农村问题,永远是中国共产党最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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