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上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未得势时,曾流亡到卫国。在一个叫“五鹿”的地方向乡野之人乞食。这位乡下人就给了他一块泥土。晋文公本来很生气,想要用鞭子抽这位不懂事的乡下人,可手下大臣叩头致谢,毕恭毕敬地接过了这块泥土,放到车上。后来他终于重归故里,成了诸侯中的霸王。
给一块泥土跟获得王位和国家究竟有什么关系,不得而知,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出古代人对土地的眷恋和尊重。
“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这虽是一首台湾校园歌曲,但我们却能从中体会到土地与人的关系。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场所,没有土地,就没有农业,万物就没有存身之地。
中国的国土面积虽有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前苏联和加拿大,位居世界第三。但是,中国人却忽略了,貌似广袤的国土,可耕地仅占10%,人均耕地仅1亩多,不及世界人均耕地的一半。全国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湖南省是我国的主要产粮省,最近统计,5年前,该省人均耕地面积尚有0.82亩,现在下降至0.76亩。福建省的人均耕地面积甚至降到了0.57亩,而同样是我国粮食生产大省的四川省,人均耕地也降到了0.8亩这一国际警戒线上。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靠这几分田,我们又能指望生产出多少粮食呢?
难怪我国的农民负担重,难怪我国的农业发展慢。
而我们仍然在杀鸡取卵,仍然在饮鸩止渴,有限的田土仍然在大量丧失。
耕地面积减少是影响中国粮食增产潜力和未来粮食供给能力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历史地看,中国的耕地面积自1957年以来就呈现出净减少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始于80年代初期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中更加得到了强化。
据统计,1978年到1993年的15年间,中国净减少耕地共6432万亩,相当于减掉了一个农业大省四川省的全部耕地面积,平均每年430万亩。
1985年,耕地减少2300万亩;
1986年,减少1600万亩;
1987年,开始执行《土地管理法》,当年仍减少1200万亩;
1988年以后,耕地减少势头虽然得到一定的遏制,但却没有能完全阻止住每年耕地面积的继续减少,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随着开发区与房地产热,耕地减少的速度迅速增加,面积越来越大。
1992年,全国开发区热,一年就丢掉了2500万亩;
1993年,净减少485万亩;
1994年,净减少657万亩;
1995年,净减少583万亩。
40多年来,我国累计减少的耕地面积相当于1个法国,或者2个英国、4个日本。1949年,我国人均耕地2.7亩,到1997年,人均耕地仅剩下1.14亩,49年,减少一半多。
耕地减少不只是一个数量概念,而且具有质量含义,因为减少的耕地大部分是生产能力较高的良田。如果减少的耕地每亩年产量平均按500公斤计算,则在现有的耕地减少态势下,中国每年将减少近25亿公斤的粮食生产能力,大约相当于1000万人口每年的口粮消费量,仅仅弥补因耕地减少而损失的粮食生产能力就需要留存耕地亩产年递增2公斤。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刘巽浩在《二百年后不耕不种的中华大地》的论文中,不无忧虑地警告中国人:如此杀鸡取卵,200年后,中国农民将无地可种。
他指出,建国以来,中国耕地平均每年净减少700万亩,等于一个北京市。从1952年至1986年,人均耕地减少了一半。1983年后,全国平均每年减少耕地1135万亩,以人均1.4亩算,等于增加了800万人口。而近两年,实际每年人口净增长大约1000万。也就是说,减少的耕地数量等于将人口增长的速度提高了近1倍。所以说,控制耕地减少和控制人口增长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刘巽浩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推算,50年后,中国人均耕地只有0.7亩,和现在的日本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一样。日本的粮食有2/3是靠进口的,也就是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但50年后,吃粮问题将也要和日本一样,靠进口来维持生计。刘教授进一步说,200年后,耕地将要减少20亿亩,即所有的耕地都占光了。
中国的农民将无地可种,这绝不是耸人听闻。如果现在还不立即刹车,十几亿中国人将面临饿肚子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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