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在视察湖北时指出:一亩耕地要收1000多斤粮食,可以养活3个人。侵占一亩地就等于剥夺两三个人的饭碗。从这个意义上讲,乱占耕地就等于杀人。
遗言犹在,威令已不存。
农民建房,要占地;国家基建,要占地;乡镇企业,要占地;修宾馆、建别墅、打高尔夫球要占地……而到了1992年,穷急了的地方政府等钱用,更是大块大块地卖地。
《宪法》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一些地方政府似乎从中找到了生财的秘方:我们原来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吃,财政没钱,搞建设要钱,怎么不卖掉几亩地?
市长县长成了理所当然的“地主”。他们揣着土地使用证,审视自己脚下的土地,盘算着它们能值多少钱。于是,许多地方冲破国家法律法规,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圈起来搞开发区,大块大块的土地被廉价拍卖。
1992年上半年,四川省就建了各类开发区和市场600多个。从德阳到乐山,200公里的公路两边,土地已基本被征用光,估计占地几十万亩。其中有一个27.4万人口的小县,竟也开发了5000亩的“开发区”。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地方为了吸引外资,把大片大片的土地低价甚至无价奉送给外商,不仅国有资产数十亿上百亿地流失,而且,还牺牲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建设开发区,本来是吸引外来投资、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地方经济建设的一项举措。1983年底,当时的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利用天津港口地区的优越条件,建设一个新型开发区域的建议。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当即说:“这是件好事”。并指出,除了现在的特区外,还可以在沿海地区再开放几个点,这些地区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这便是开发区的由来。
1984年开始,国务院正式行文,在沿海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等12个城市开辟了14个经济开发区,被人形象地称为“小特区”。
但到了1992年,一些人片面地理解了开发区的含义,以为招商引资就要建开发区,建开发区就是卖土地。于是,这个以前仅限于沿海城市的经济开发区,突然像雨后春笋,在全国遍地开花了。省里办、县里办、乡里办,连一些偏僻山村也挂牌办开发区,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开发区热”。本来是发展经济的一本好经,却被穷急了的许多地方政府念歪了。
开发区最热的时候,笔者沿319国道从湖南长沙到常德采访, 200公里的路段,居然先后亲眼看到近百块开发区的招牌。到处是推土机在推一堆堆黄土,到处是人群在修一条条商业街。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好不热闹。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
有个县,一下就搞了4个开发区,21个乡镇也个个都搞了一个开发区。
有个村,就千把亩地。一日,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受外地开发热潮影响,决定也搞个300多亩面积的开发区。于是,小红旗一插,圈了一块地,次日便租来推土机,也准备像模像样地推出一个开发区来。公路两边到处挂着横幅,贴着标语:“欢迎你到××开发区来投资”。
有个地区把搞开发区建设当作一项硬任务,层层压,天天催,好像搞了开发区,经济就真的会被开发一样。
搞开发建设,发展第三产业,改善投资环境势在必行。但也必须符合实际,量力而行。有些地方盲目搞所谓开发区建设,某些做法已类似于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不管实际效果,只求表面轰轰烈烈,搞人海战术,搞行政运动。
1991年,全国仅有开发区117个,一年时间,便增加近80倍。而真正经过国家批准的仅95个,大部分是自制“准生证”,一哄而起的。
据统计,到1993年初,全国乡镇以上开发区已有8700多个,挤占土地1.5万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是开而不发,无商可招。
“圈地运动”四面开花,开发区铺天盖地,农民脚下的耕地越来越少。有关统计表明,划定的开发区中,有80%的是占用耕地。1992年搞开发区就占掉了2400万亩耕地,按1亩产粮500公斤计算,全国将因此减少120亿公斤粮食。这是足以使中国震荡的一个数目,1993年底粮食突然涨价,正好印证了人们的忧虑。
1993年,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措施,终于使开发区运动紧急刹车。全国对开发区进行了清理和撤并,最后仅保留400至500个。
但是,我们似乎还迟了一步。许多地方已千疮百孔,许多耕地已惨遭蹂躏,到处是一堆堆红线圈着的黄土,到处是破砖烂瓦的土地,这与大炼钢铁后的情景何其相似!
本来有限的土地,又在这次开发区运动中受到一次最大的洗劫。
开发区热过后,中国人又想玩高尔夫球了。据权威部门统计,目前国内已投入使用的高尔夫球场有30多家,正在兴起的有60多家,有意向的项目约40家。
中国人玩得起高尔夫球吗?
高尔夫球被许多国家都公认为是一种贵族化的运动。不但投资高,而且消费也高。且不说建一个高尔夫球场需近2亿人民币,每年因维护种植草皮、喷洒药水、添置器材等还需1000万人民币,就是那土地的占用,我们就难以承受。一般情况下,建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要占地900至1200亩,36洞的高尔夫球场要占地2000亩。即使在富得流油的西方国家,能有气魄地经常拿200美元左右的钱来一次玩高尔夫球的人也并不很多,何况还在为温饱问题伤脑筋的中国呢?况且,即使有人玩得起,但让几千亩的土地空着让几个贵族潇洒,而许多人却因没有足够的耕地忍饥挨饿,这是文明还是野蛮呢?李先念认为占一亩地即等于剥夺了两三个人的饭碗,我们能允许少数人为了活动筋骨而剥夺数千人的饭碗吗!
现在,有关部门已从耕地保护的角度,开始限制高尔夫球场的建设。很简单的道理,不玩高尔夫球不会死人,没饭吃却能饿死人。
活着要用地,死了也要占地。在中国的农村,目前大部分地区还是采用的土葬。据民政部门估计,全国每年有700万人死亡,约有400万人实行土葬。造坟占地近100万亩。
死人在与活人争地,这在中国已不是个别的现象。山西省壶光县近十年减少土地面积2000多亩,其中近1/3为造坟占地。杭州西湖风景区,本是游览胜地,而今却是坟墓鳞次栉比。在温州,尽管移风易俗办公室年年发通告,重申火化规定,但死者仍有2/3被实行墓葬。据估计,温州每年大约有3万座新坟出现,每座坟要占20~265平方米不等。这也就是说,温州每年的新坟要占去120多万平方米,折合约1800亩地。在瑞安县岑头有一座陈氏宗族墓室,占地264.99平方米,造价2万多元。在福建某县,一位农民个体户在自己的责任田里修造了5座坟墓。两座为他逝去的父母重建,两座留给自己夫妻,还有一座是为他刚学会走路的儿子建的。
活脱脱一则东方的“黑色幽默”。
把祖先交给我们的土地都败光了,将来,我们怎样面对子孙后代?难道真要他们到月亮上去种田?
为了今天,也为了明天,请珍惜我们脚下越来越少的土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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