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日报》披露:“——入春以来,沈阳市东陵区日塔堡镇陆续出现480多个农户要求退回承包水田,不再耕种的现象。退地农户和退出的承包田,均占全村总农户和水田总面积的10%以上。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要‘罢种’的农户,多半是生活水平一般,以种地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而并非那些有着二三产业的经济阔绰之家。”
《人民日报》发表“读者来信”:“……农民对农业的投入逐年减少甚至出现了‘弃耕’的现象,仅商品粮基地的沅江市,就有近万户农民退耕弃田,面积达3万多亩。”
多少年来一直繁衍生息在土地上的农民同胞,一旦离开了土地,他们何以为生?城市居民没有了他们提供的粮食供应,又何以为生?
50年前,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推倒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劳苦大众,把土地归还给了广大农民,使农民有了土地,有了粮食,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
可是,50年后的今天,许多农民却把手中的土地丢弃荒芜,或是租给别人种植,背乡离土,奔向城市,去寻找别的生路。
严峻的现实,使我们不能不陷入沉思。
经常外出的人不难发现,正月初五刚过,全国各大城市的火车站广场上,无一不成千上万地坐满了风尘仆仆的民工。京广线、京沪线的客车都严重超员,硬座车厢内,除了探亲访友和旅游的少数人,90%的人都是外出做生意和打工的。过去在人们的印象中,外出打工的多是年轻姑娘,而现在打工的却都是青壮劳力,年龄在16岁至55岁之间,他们携带一床被褥和换洗的两件衣服,便出来闯世界了。苏北地区某村有50多个青壮年,春节刚过几天,他们就纷纷结伙到宁波去打工,整个村子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
有位记者问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你到外面来,能干什么?”
“什么都能干,咱农村人不怕吃苦,不怕活重,遇什么活干什么活,给建楼房的挖地基、搬砖,反正给我钱就干。”
“要是找不到这些活干呢?”
“找不到?”他笑笑,“那就拣破烂,怎么着在外混一天,也比在家里呆着强!”
“你出来,家里的地不都荒了吗?”
“荒了就荒了吧,种也是白种,一年一亩地也落不下几块钱。”
“那你们一家老小吃什么?”
“咱也吃‘商品粮’!在外挣一些钱,回家再买粮食吃。”
有的人把涌入城市的民工贬称为“盲流”,其实,他们有他们的思维,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搞农业,饱得了肚子,但难得有富裕的机会。而在城里,无论进工厂打工还是从事最简单的拣破烂、擦皮鞋,无一不比种田收入高。天府之国的四川果子村,全村人口1119人,耕地930多亩,人均0.87亩。全村总劳力771人,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1.2亩。村支书算了一笔账:水稻一年两熟单产1000斤,小麦单产300斤,每亩农产品年收入为480元,除去成本240元,税金提留60元,且不算其他摊派,只余180元。
按上述的收入计算,果子村的每个劳动力满打满算,全部落实中央、国务院不得摊派的政策之后,人均年收入为216元。打工半个月便是在地里扒食一年的钱,难怪农民说:种地只有锅巴没有饭。可见,农民进城并不盲目,而是有分析、有比较、有“研究”的。现在农村里房子起得漂亮的,又有几户是纯靠种田的呢?十有八九是在城里赚的票子。
令农民一往情深的土地越来越丧失吸引力,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一个国家的农民不爱土地了,那么这个国家的农业就面临困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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