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雨果或狄更斯的名著,里面不乏这样的描述——戚容满面、乳房枯瘪的母亲,抱着新生的婴儿哭泣:“我拿什么来养活你呢?!”
而今天,哭泣的已不只是一个贫妇,而是人类共同的母亲——地球!
不是地球母亲的失职,也不是地球母亲的无能,而实实在在是我们人类自己的过错——无限制的人口膨胀使地球不堪重负。
几十年前,人类还以自己的无知和自负,把大自然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声称以人类自身的智慧和能力,可以让大自然无限制地增加生产,满足无限制增长的人口。等到世界人口像滚雪球一样地越滚越大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大自然的资源是有限的,大自然的产出也是有限的。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无论科学怎样发达,有限的耕地注定了有限的产出。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也只有脚下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
我们的先辈们没有今天这种寸土寸金的感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先辈主要是靠开垦荒地增加耕种面积来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人口由1000～2000万人猛增到5000多万,西汉武帝时曾移民70万人到黄土高原开垦荒地,使黄土高原由游牧区变成农业区。当人地出现矛盾时,扩大土地利用范围的主要手段,便是垦荒,即开垦未利用的宜农荒地。
战国末期,中国只有0.9亿亩耕地,0.85亿亩粮田面积,到1949年,我们的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6.5亿亩,增加了19.4倍。
但是,在耕地增加的同时,我国的人口也迅速增加,由0.2亿增加到了5.4亿,增长了27倍。
人口的增长可以是无止境的,但耕地的增长却是有限的。到解放时,中国绝大部分能够开垦的荒地都被开垦了,能够利用的土地也基本上利用了,再要增加土地已经非常困难了。虽然解放后为了缓解人口的压力,采取过一些杀鸡取卵的强制办法,包括围湖造田、围海造田等,试图通过增加耕地面积来养活日益膨胀的人口,但到1957年便达到极限,以后不仅耕地再也没有增长,相反还逐年下降。与此相应,除1956年、1957年粮食播种面积超过20亿亩,1958年超过19亿亩以外,其他年份全部在17～18亿亩之间徘徊,并且从80年代开始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到1994年,粮食播种面积下降到16.4亿亩,又回落到了1949年的水平。而此时的人口已是1949年的两倍多。此时,中国人终于明白,我们不仅没有办法增加土地,连保持现有的土地也非常困难了。
据朱国宏先生在《人地关系论——中国人口与土地关系问题的系统研究》中介绍,中国的人地比率,公元2年为9.15;公元146年达到10.7;961年开始下降,1109年下降到5.5;1776年下降到3.7;1893年下降到3.23,1933年为2.94,1949年为2.7。而现在,人地比率仅1.5,只有建国初期的1/2,也就是说,人口翻番,人地比率却减少了一半。
这还是从耕地总量上看的,如果认真分析中国耕地的具体分布,则更令我们感到生存的压力。中国的土地资源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34%,而耕种成本极大、甚至不宜耕种的高山、高原却占到了25%,其余的则是中低山和丘陵,虽然可以开发利用,但投入多,产出少。有关专家在综合了地形、热量和水分等因素之后,认为我国土地总面积中只有1/4属于适宜耕种,生产力潜力较大。另外,我国的耕地资源分布也极不平衡。有约1/3的省份人均耕地不足1亩,半数以上省区人均耕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按当前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一个国家按人口平均的耕地如果达不到6亩,是很难设想能根本解决粮食问题的。而中国目前人均仅1.5亩,只有此标准的1/4。虽然我们通过提高粮食单产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比耕地充裕的西方国家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艰辛。
一些科学家和学者从多方面探讨,认为中国的耕地资源极为有限,最理想的承载人口数量为6～8亿,最大承载人口数量为16亿。我们现在的人口水平已远远超过最适宜的人口承载量,而如果我们不继续严格控制人口,一旦突破人口承载的最大容量,则人地矛盾将更加突出,中国人不仅将面临着食物缺乏的尴尬,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也将面临巨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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