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不是来自中国

有人认为,目前危害人类生命的有三大威胁:饥饿、疾病、战争。而饥饿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威胁。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饥饿。人类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饥饿史与反饥饿史。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认为:“未来的真正威胁,将不是军事侵略而是饥饿问题。”

目前的世界,虽然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粮食总产量大幅度增加,但由于人口剧增,因此,粮食供需紧张的矛盾不仅没有有效地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表现在数以亿计的人口还在过着食不裹腹的生活,世界粮食储备量逐年减少。在此背景下,布朗等人致力于对世界粮食形势的研究与分析,以期引起全世界的重视,这是有价值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布朗认为,将来的世界是一个“饥饿的世界”,其理由是粮食的增长将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但令人不解的是,他把未来世界饥饿爆发的隐患不是落在撒哈拉以南的那些耕地面积较少、气候环境恶劣、经济发展落后、粮食现在就已短缺的非洲国家里,而是强加在粮食生产得到较大发展并已基本上解决吃饭问题的中国身上,显然,这不是无意的错误就是有意的歪曲。

布朗认为,世界进入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个“食物危机”的时代就要来到了。他预言,当拥有世界22%人口的中国准备加入到富国的行列并以同样的高标准来生活的时候,这种向“食物危机”时代的过渡被大大地加快了。其意思是说,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中国人的粮食需求增加,中国又没有能力增加供给,于是,只好大批进口粮食,从而导致世界粮食的短缺。换句话说,就是富裕了的中国人会到他们的饭碗里抢饭吃。因此,他认为,中国未来的饥饿问题,也是全球最棘手的问题,中国的粮食短缺将是世界的粮食短缺,中国的粮价上涨将是世界粮价的上涨,中国人的土地危机将成为每个人的土地危机。他说:“即将出现的中国的巨额的粮食进口将会向整个世界发出一声响亮的醒世呼唤。它将给我们这个已拥有57亿人口的星球带来巨大的生态冲击。它将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安全’的定义,因为食物匮乏和经济不稳所带给我们的威胁将比武力侵略更为可怕。”

布朗还充满恐怖地告诫:目前世界真正的矛盾,并不像我们通常所想像的那样,出现在为贫穷所困扰的索马里和海地,而是出现在经济发展的中国。

难道经济发展了的中国倒反而成了地球的负担吗?布朗的论调引起世界舆论的哗然,而国内外绝大部分的专家学者在经过缜密的研究与分析后,都一致认为布朗的预测是错误的,连美国农业部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也不赞成布朗的说法。

布朗预测,自1990年至203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将减少20%,这着实令人吃惊。但布朗的这一预测同多数人的看法格格不入。美国农业部预计,在今后几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将每年增加约1%。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食品政策研究所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小麦、玉米和大米产量将分别增加90%、80%和54%。世界粮农组织储备局局长尼科斯·亚历山德拉托斯估计,自1990年至2030年,即使中国的谷物(小麦、玉米和大米)种植面积减少2%,其谷物产量也可能会增加68%。

亚历山德拉托斯发表了《从全球角度看对中国未来粮食短缺的预测》,对布朗的预测作了明确的反驳。他认为,布朗对未来的天谕般的预见是建立在一些不现实的假设条件之上,这次的预见并不比他早先曾作过的关于灾难到来的预言高明多少。布朗在1974年粮食涨价高峰时,曾预言粮食的实际价格将持续上涨,而没过多久,粮价却再度出现了长期下跌的趋势;另有一次,布朗曾作过美国、法国和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在70年代末将会停止的预言,而事实上这3个国家在80年代以及90年代里,粮食产量却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美国《外交》杂志1996年发表哈佛国际事务中心准会员罗伯特·帕尔伯格教授的文章,他明确地指出:“面临危机的是非洲而不是中国”。他认为,世界粮食体系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南亚和非洲,世界粮食体系面临的危险大多与中国无关。他说,在非洲,营养不良的人口在今后几十年很可能会增加,因为非洲存在着管理不善、经济增长缓慢以及农村地区环境退化等诸多问题。气候恶劣,自然资源缺乏,农村地区生活贫困,男女不平等,所有这些使粮食产量仅保持在2%的年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在每年某一段时间总有多达40%的人口营养不良。在南亚许多地区,人口密度大,而且这些地区的人口仍在迅速增加,这都将加剧粮食的供需矛盾。而对于中国来说,虽然随着中国人的收入增加,粮食消费将持续迅速增加,但布朗因此认为出口国和中国的谷物生产者将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是错误的,布朗大大低估了中国和世界各国发展的能力。对于布朗这样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者来说,他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是非洲而不是中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中心副研究员、《谁来养活中国》的译者康晓光认为,布朗的分析是严肃的,但又是片面的,而他的结论则是荒谬的。他认为,布朗低估了中国粮食增长的潜力。他在低估了中国耕地面积的同时,又高估了目前的单产水平,从而错误地认为中国目前的粮食生产已达到了自然资源所允许持续增产的上限,否定了世界科技进步的可能性。其次,布朗在把中国与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做类比时忽略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区别——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呈现高度的空间不平衡性。就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粮食产量下降的同时,西北省份的粮食产量却在上升。目前,“北粮南运”、“西粮东调”的格局已经形成并将长期存在,这使中国粮食产量下降的时间会大大延后,而且下降的幅度和速度将小于日本和韩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锡文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布朗说的粮食安全问题。1978～1995年18年间,我国进口粮食2.26亿吨,但也出口粮食1.08亿吨,进出口相抵年均净进口为657万吨,只占中国粮食年消费总量的1.5%,只占世界粮食进口量的6%。中国粮食的生产和供应是正常的,是有充分保证的。

中国农业部前部长刘江则用一系列确凿可靠的数据向世界宣布: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他指出,从1949年至1984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由1.1亿多吨增加到4亿多吨,年均递增3.7%,人口虽然由5.4亿增长到10.43亿,但人均粮食占有量由200公斤增加到近400公斤。1984年至1995年,我国粮食生产又跨上了4.5亿吨的新台阶,年均递增3%。肉类、水产品、禽蛋和蔬菜的人均占有量分别达到41.3公斤、19.5公斤、13公斤和198公斤,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现在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问题的重大贡献。而未来的中国人,也完全能够养活自己,到2030年,我国人口达到16亿峰值时,预计需要粮食6亿多吨。按这个目标,今后平均每年粮食产量要增加40亿公斤,年递增率不到1%。而建国以来我国每年粮食平均增产近80亿公斤,年递增3%。因此达到6亿吨所需要的年递增速度只相当于建国平均水平的1/3,只相当于近10年的1/2。这个目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布朗先生之所以陷入悲观主义迷雾而看不到中国粮食的光明前景,主要是因为他过多、过重、甚至夸大中国粮食生产和供给的不利因素,而同时又忽视中国粮食生产和供给的有利因素。本书从粮食生产与需求等多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总的来说,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粮食发展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我们同样也看到,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巨大,不仅能养活现在的12亿多人口,而且也能养活将来的16亿中国人。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存在着多种发展粮食生产、增加供给和解决吃饭问题的有利条件,如国家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和粮食的生产,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的护粮、兴粮的政策措施。此外,在农村改革中获得自主权的中国数万万勤劳的农民,更是兴农增粮的雄厚力量源泉。如果充分发挥这些条件的巨大作用,那么,中国的粮食的前景不是悲观,而是令人乐观;不是暗淡,而是充满光明。

丁声俊等学者对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作了比较详尽的研究。首先,中国不会像日本、台湾50年代以来那样,耕地以每年1%的速度减少,以致到2030年中国的耕地面积只及现在的一半。中国固然由于工业化的需要,将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一部分耕地,但中国也有着雄厚的耕地后备资源,能对耕地的减少起着补偿作用。1949至1994年,中国耕地每年净减少不到100万亩,这主要是由于采取开垦、复垦的方式增加了新的耕地。目前中国有宜垦荒地2亿多亩,中国政府计划每年开垦600万亩,每年耕地减少控制在700万亩以内,耕地净减少控制在100万亩以内,则2030年中国耕地只会净减少8000万亩,只相当目前耕地的5.6%。中国的人均耕地资源不足,这是无需讳言的事实,但开发国土资源余地广阔。在我国“七分山水、二分草原、一分耕地”的构成中,本是稀缺资源的耕地却浪费严重,因而仍有较大开发潜力:全国有成片可垦荒地5亿左右,其中近期可开垦为耕地的约有1.2亿亩,有零星荒地1亿亩上下,近期可以开发为耕地的约为5000万亩;还有适垦滩涂5000万亩,可供养殖的淡水水域面积和近海海域约100万平方公里。除宜垦荒地外,由于各种自然灾害和基本建设造成损毁的耕地资源数量也颇大,累计在1亿亩以上,至今只复垦2%左右。如果达到国外一些国家50%的复垦率水平,那么,全国仅此三项又可挖掘出生产条件良好的耕地几千万亩。这相当于一个小国家耕地面积的总和,其潜力可想而知是多么的巨大。

其次,中国耕地的增产潜力也较大。迄今,全国耕地中仍有2/3,即大体有9亿多亩的耕地处于中、低产水平。全国土地的复种指数约为150%,最高可提高到200%。全国复种指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等于扩大粮食种植面积1500万亩。如果到2030年将复种指数提高到165%,由此增加的粮食播种面积可基本抵消耕地减少因素,从而可使粮食作物面积到2030年仍维持在16亿亩的水平。在我国光、热、水、土条件优越的南方12个省、区还有冬闲田2亿亩,近期可开发利用的至少有1亿亩。根据计算,采取生物、科技和工程措施,改造中低产田、合理提高复种指数和开发南方冬闲田等3项措施,可增产粮食3900～5700万吨,大体相当于全国新增5000万吨的生产能力。

另外,提高粮食单产既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粮食增产的主要经验,也是今后的努力方向。现在我们的粮食平均亩产仅300公斤左右,虽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水稻平均每亩低60～80公斤,小麦低100～200公斤,玉米低200 ～300公斤。综合各种增产技术因素,使我国单产提高80～100%在技术上是可以达到的。而到2030年,我们只要将平均亩产提高到400公斤,即可使粮食总产达到6.4亿吨。这既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据专家分析,改造2/3的中低产田,即可增产粮食400亿公斤;利用科学进步,如更换粮食作物品种、推广地膜覆盖、化肥深施等成熟适用技术,可以将现有的单产水平提高30～50%。目前中国农业科技水平比发达国家约落后14～20年,农业科技进步在我国对作物增产的作用,虽然已从过去的20%提高到现在的40%,但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发达国家一般为70～80%。因此,技术进步的潜力相当大。按正常规律,推广良种可使粮食增产8～12%;增施化肥和科学施肥可增产16%;改进耕作制度和推广综合配套栽培技术可增产4～10%;科学防治病虫可减少产量损失10～20%。我国如果逐步把科技进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由现在的40%提高到50%以至70%的先进水平,全国粮食生产能力就可扩大4500～9000万吨。足以保证中国粮食到本世纪末再上一个新台阶。

第四,“食物节流”,潜力可观。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粮食和其他食物资源浪费严重。这表明我国粮食“节流”的潜力十分巨大。据调查,我国粮食作物在收获、储藏、加工、运输、利用等环节上的损失率至少在10%以上。这就是说,全国每年有多达几百亿公斤的粮食白白损失掉了。如果改善仓储、加工、运输条件和综合开发利用粮食和其他食物资源,以减少损失率5%计算,每年就可以少损耗粮食1500～2000万吨,若以中等单产350公斤计,大体相当于不种田而收获4000～5500万亩的粮食总产量。如果推广配合饲料和科学饲养技术,那么,养猪的料肉比可提高20～30%,养鸡的料肉比可提高50%以上,养奶牛、蛋鸡、鱼的饲料报酬都能有显著增长。至于数亿吨秸杆,用一部分氨化发展草食动物,也可转化生产出大量牛肉和羊肉。这对保证中国人的粮食消费与提高生活水平,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综合分析,我国资源拥有6～7亿吨粮食生产的潜力,完全可以满足16亿人口人均400公斤的需求。只要我们采取切实措施,利用有利条件,那么,全国粮食总产量到本世纪末及下世纪初将保持2%的年增长率是完全可能的。按此发展,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将达到6亿吨以上,只要适量进口一些粮食作为补充和调节,就基本上能满足届时16亿人口的需要,根本不可能发生大量进口粮食的状况,因而也不存在中国“饥饿世界”的问题。这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粮食虽然有困难,但并没有大的危机,中国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布朗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自力更生,是我们对世界的承诺,也是我们解决粮食问题的决心。国家主席江泽民强调指出,12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也完全能够自力更生地解决。在1996年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国务院前总理李鹏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是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他指出,未来15年和更长的时间里,中国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粮食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会持续增长。但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技术的角度看,中国都有信心,也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

1997年3月19日,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豪迈地说:“中国由于农业政策的成功,已经连续三年丰收,中国粮食的库存现在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国即使再遭受两年大的自然灾害,粮食也不会缺乏。”

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未来的中国,不仅不会成为地球的负担,不会给世界带来危机,而且还将是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将对解决全球的温饱问题作出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