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进城市的农民工

我们说农民工“挤”进城市,是因为虽然农民工的出现,繁荣了城市经济,方便了城市居民,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城市并没有打开城门欢迎与接纳农民工,相反,许多城市还以种种手段限制、排斥甚至阻止农民工的进入。城市管理者担心农民工进城会加剧城市资源的紧张,城市居民担心农民工进城会同他们抢饭碗,执法部门担心农民工进城会影响城市治安……于是,一项项限制农民工进城的规定出台了,一次次清退农民工的行动展开了。

幸好,凭着中国农民勤劳质朴的品质,凭着中国农民忍辱负重的精神,即使在某些市民们的蔑视下,在执法部门一次又一次的“收容遣送”下,广大农民工顽强地坚持在城市里扎下了根,立住了脚,最终形成了一亿之众的庞大群体,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

大量农民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本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我们对农民工的认识却经历了从“盲流”到“三无人员”再到“产业工人”的过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流动是被禁锢的。当时中国的管理制度以“城乡分治”和“属地(按户籍所在地)管理”为原则。所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都是按这两个原则设立的。在这样的管理制度下,农村人、城镇人和城市人享受的由制度所提供的待遇有很大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被不准流动的制度固定化了。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农民是不可能随意进城就业的,除非你考上大学或者是参军提了干,否则你就只能被捆在土地上,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乡村生活。改革开放之后,广大农民这才脱离了传统体制的束缚,像潮水一样涌入城市。因此,农民工,实际上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研究,农民工是中国在特殊历史时期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到工厂成为工人,通常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步的。中国在1949年解放开始搞工业化,在1957年以前,基本上也是走的这个道路。此时,一方面大量进行工业建设,另一方面也有农民大量进城。在那个阶段,每年城市化程度提高一个百分点。但是从1958年以后,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1958年以后,国家为了应对当时的短缺经济,实行城乡分治的户口制度,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由此导致一方面工业建设仍在继续进行,但城市化却停滞了。直到1978年,全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82.1%的人口是农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增长,粮食和农产品的供给状况大有改善。这正是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好时机。1984年农业特大丰收,第一次出现卖粮难的时候,有关方面并没有适时改革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人口的户籍制度。农民要致富,而农业生产容纳不了众多的剩余劳动力,进城又不被容许,不得已,农民就地办起了乡镇企业,自发地向二三产业转移。于是就有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民工。他们是农民户口,但他们又从事着非农产业的工作;他们生活在城市,但又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从传统意义上讲,他们既不是真正的农民,也不是真正的工人。1984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雨林教授,给这个特殊的群体起了一个颇有概括性的名字:“农民工”,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当时的农民工主要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镇企业职工,他们在家承包集体的耕地,但他们又在乡镇企业里上班,主要从事二三产业劳动,拿乡镇企业的工资,就职业说,他们已经是工人。“工作三班倒,种田早中晚”,是对他们的形象描述。

1984年以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城市,城里的二三产业大步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在此情况下,国家放宽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允许农民到城市落户,于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新一代农民工大量出现了。许多农民告别土地,像潮水一样涌入城市,中国经历了规模空前的人口迁移。仅1989年,就有3000万农民涌进了城市。当年出现了第一次民工春运高潮,“民工潮”由此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大城市的铁路交通出现了严重的超员超载现象,给有关部门造成了巨大压力。当时的《人民日报》一版登了一张照片,拍的就是北京火车站混乱不堪的情形,并借此批评“盲流”现象。所谓“盲流”的概念就从那时候开始。由于大量民工涌进城市,造成一系列政府管理、社会治安、劳动者权益的问题。对此,许多部门没有足够的准备,只好采取清退、打击等简单方式,限制农民工大量入城。当时要求城市做工作让农民回去,农村做工作不让农民进城。据估计,1989到1991年,约有一千多万农民工被压缩回农村。

1992年,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强力推动下,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亦由此进入高速成长时期。与这个历史性进程相伴生,在中国国土上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浩大的人口迁移,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了颇为壮观的向城市的迁徙。据当时统计,每年有1000万农民进城打工。到1995年,有关方面统计已超过5000万人。1997年以后,农村经济状况欠佳,又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到1996、1997年的时候,农民工已经达到8000万人。

有专家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对待农民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94年,劳动部颁发了《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标志着农村人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劳动力管理的一部分,流动就业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同时,国家颁布了《劳动法》,农民工与所有劳动者一样,受到国家法律的明确保护。同时,从北京到外来人口集中的省、市和一些更低级别的地区,开始建立外来人口的管理机构。这个机构是由与外来人口的管理部门(包括公安、劳动、计划生育、工商、卫生等)联合组成的,但是主要工作是公安机构和劳动部门负责。

不过,此时政府的工作重点仍然是在“管理”上。流入地地方政府将重点放在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上,公安部门集中在社会治安和犯罪治理上,劳动部门致力于政府控制下的“有序流动”。直到90年代后期,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为外来人口提供“服务”也成为地方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此同时,流出地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劳动力大量外出给农村经济带来的收益,一些外出人口集中的地区将劳务输出作为地方的一项重要产业。农民进城打工受到鼓励与保护。但是,就在劳动力流动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时候,与人口流动有关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却更加尖锐。从现象上看,外来工的权益被侵犯的事例屡屡发生,在一些就业问题突出的城市,对外来工的歧视和排斥还在加剧;而其中大量矛盾都触及到如户籍制度、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统一的社会保障、“三农”(农村、农业、农民)等深层制度。

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和更多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国内的法律、制度、经济结构等都经历了大的调整。与流动人口有关的是:逐步将城市化作为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具体做法是全面改革小城镇户籍制度,取消对外出或外来务工者的收费,取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限制,达到最终消除对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限制,统一全国劳动力市场等。随后,还废止了引发对外来人口随意关押问题的《收容法》,代之以实施帮助的《救助法》。

虽然农民进城受到种种的限制歧视,但是,由于农村劳动力总量的绝对过剩,由于从事农业劳动的比较收益持续降低,由于城市文明不可抗拒的巨大吸引力,成千上万农村劳动力仍然怀着改变自身生存境况的强烈欲望,告别故土,踏上了到城市谋生的征程,成为城市建筑工地的工人、生产流水线上的装配工、餐馆饭店的服务员以及小商贩、保姆和清洁工。他们承担了城市里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工作,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他们干,城里人不愿意做的事他们做,而他们唯一希望的就是凭着自己的勤劳,赚一点辛苦钱,让家乡的老屋不再在风中摇晃,让年幼的孩子不再为失学哭泣。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等对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的抽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工作的行业集中在制造业(占农民工的37.7%)、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占28.6%),然后是社会服务业(8.3%)、建筑业(10%),其他行业所占比例很小。从农民工的职业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占47.5%)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占36.1%)是农民工的主要职业。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行业和职业都处于城市中较低的层次,从中可以看出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地位。

但是,农民工不计较。他们不与城里人比,只与老家比。只要在城里过得比老家好,赚的钱比在老家种田多,他们便不计较城里人的白眼,不计较工作的辛苦,不计较报酬的偏低,仍然带着一脸的纯真风尘仆仆地往城里涌。到2002年底,据农业部的统计,农民工达到9460万。如果包括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估计总数超过1.3亿。到2003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显示,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已达1.14亿人,外出务工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23%,其中举家在外务工的劳动力2430万人。到2005年,有关部门估计,进城的农民工总数已达到1.4亿,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如果加上本地城镇中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则人数超过2亿,接近中国的城市人口。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不足200万,2005年超过1.4亿,其增长速度之快,绝对是举世无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