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改变农民的命运

9亿农业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6,占中国总人口的70%。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农业大国,不如说是一个农民大国。

几十年的风风风雨雨,几十年的坎坎坷坷,中国农民和共和国一起经历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情感更迭,一起走过了从一穷二白到富裕强盛的艰难岁月。

建国前后的土地革命,使几亿农民摆脱了压迫;1979年的农村改革,使几亿农民摆脱了饥饿。而亿万农民则以辛劳的果实和坚实的脊梁支撑了共和国!

但是,受人多地少资源的局限,受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影响,受城乡差别的制约,广大农民虽然是那样的勤劳,每年像养育自己的儿女一样精心侍弄着那几亩赖以生存的土地,收入却相当有限。许多农民无力建起一栋能遮风避雨的房屋,许多农民无钱供自己的孩子上学,甚至还有的农民没有钱娶媳妇,没有钱看病抓药。如何让填饱了肚子的农民进一步鼓起钱包,成为摆在共和国面前的一件头等大事。

事实上,靠那人平一亩多的土地,要让几亿农民富裕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就像当年自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一样,广大农民与共和国一道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条道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一批批、一拨拨、一家家的农民,背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南下广东、北到北京、东去上海、西往成都的列车。他们像一只只觅食的小鸟,在城市里寻找着自己的落脚点,寻找着养活自己的食物。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许多人仅仅把农民进城打工看作是一种简单的谋生行为,倒是有的外国人从中看到了农民工进城对中国经济发展、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他们认为,默默无闻的农民工正在托起中国的繁荣,并把幅员辽阔的国家转变成西方有力的竞争对手。这不是老外的有意拔高,而是对中国农民工进城的客观评价。实际上,通过劳务输出创造的劳务经济,在许多国家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在菲律宾的“菲佣”支持了一个国家的生存,在英国“英式管家”享有百年的美誉。有着1.4亿之众的中国农民工,创造的劳务经济更加不可小视。

事实上,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加快,劳务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新亮点。农民工通过自己的劳动,为社会做着自己的贡献,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命运。全国总工会曾经做过一项调查,1990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20%来自工资性收入,到2003年这一比例提高到4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50%,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据农业部的研究发现,一亿农民工2003年寄回或带回家中的收入总金额达3700亿人民币,比上年增长8.5%。2003年我国农民人均年收入为2618元,其中来自农业的贡献下降至不足60%,而外出打工者的收入贡献上升了8个百分点,达到40%多。由此显示,农民工带回家乡的资金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已超越了任何单一的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资金注入,正在成为我国农村地区最大的收入来源。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采取一系列措施才使农民增收600亿元,扣除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因素200亿,农民实际增收400亿,只相当农民进城做工收入的10%。再以人口大省四川省为例,2003年四川转移和输出农村劳动力1307万人,实现劳务收入450亿元,几乎相当于四川全省财政收入。全省农民人均劳务收入632元,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08元的30%,部分市县的比例更高达50%以上。更为可喜的是,有的农民工在经济发达地区学到技术、转变观念、完成原始积累之后,返乡创业,吸纳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产业涉及电子、制衣、制鞋、纺织、家电和化工、医药等行业,带动了一方百姓致富。

外出务工开拓了现阶段我国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要渠道。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来自劳务报酬增长的比例,呈逐年上升态势。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说,2000年至2002年三年农民收入的增量中有47.8%来自外出打工。据黑龙江省政府统计,2004年全省共转移农村劳动力357万人,创劳务收入106亿元,农民人均劳务收入580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9.2%。据长沙市统计,长沙市四县在外务工人数占农村劳动力的27%左右,五区中占15%左右,2003年72万人外出务工,创造劳务总收入42.3亿元。这部分收入占农民收入增长部分的75%。劳务经济已成为长沙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据安徽省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王开玉和他的同仁调查,现阶段农村中等收入者阶层主要由农民工、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群体组成,但是农民工群体是农村中等收入者阶层的主体。在当涂县,农民工群体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为23.3%,而他们的年收入在8000～25000元之间的比例高达61.8%。

事实证明,农民工进城打工,有利于沟通城乡关系,调整城乡社会结构,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矛盾,增加农民收入。我国人多地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农业劳力大量过剩。农民工进城打工,使他们就业有了出路,也得到了一定的收入。“一人打工,全家脱贫”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据四川、安徽、河南、江西、湖南等省的统计,每年农民工从打工地汇回家乡的钱,都在一百亿到二百亿元以上,相当于甚至超过了全省的财政收入。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成为中国西部和中部地区获得经济建设资金、逐步缩小和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有效渠道。尤其是1997年以后,农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市场疲软,销售困难,价格下降,农民的农业生产收入连年下降,而这几年农民收入仍能维持低速增长,靠的是非农收入的增加,其中农民进城打工收入是最主要的。重庆市市长王鸿举指出,重庆有农民1300多万,而耕地只有2000万亩,只够415万人耕种,其余900万人无地可种。各级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给这些农民找到工作,增加农民收入。进行农村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进城务工,促进城乡共同发展成为一条重要途径。

虽然现在农民工进城还存在着一些障碍,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也屡有发生,但农民工进城,普遍增加了收入,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状况。你如果经常到火车站注意农民工的来来往往,你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年春节后,从四面八方涌到火车站的农民工,多数是穿着皱巴巴的廉价衣服,背着蛇皮袋装着的被褥,脸上是茫然的神色,眼里是懵懂的目光。而每年年底,从各大城市打工回乡的农民工,身上穿的衣服时尚了,有的还穿上了西装,扎起了领带;脸上的神情自然了,眼里的目光敏锐了,脚下的步子踏实了,连装行李的蛇皮袋也换成了带滚珠的拖箱……这意味着农民工经过工业社会和城市文明的洗礼和熏陶,不仅钱包里多了钞票,而且他们的知识增加了,视野开阔了,对未来自信了。一句话,进城打工,改变了农民的命运!

成千上万的农村青壮年进入城市,不只是让农家的生活从此殷实起来,最重要的是,他们也因此提高了农民科技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培育了市场经济观念。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打工仔”、“打工妹”风尘仆仆返回农村时,不仅带回了打工的收入,更带回了先进的文化观念,带回了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这在总体上为实现中国农村社会由封闭向开放转变,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现代文明的跃迁,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现在,即使在四川、贵州等地的一些偏僻小镇上,你都可以发现,许多小商店都挂上这样的牌子:“代办到东莞(长安、厚街)直通大巴,×日发车”、“代办到中山(经南海、顺德)直通车,×日入粤”……同时,一夜之间,平静的小镇突然冒出了许多的“粤美发廊”、“穗雅时装店”、“深圳西饼屋”……由此不难发现打工大潮对内地的影响、沿海文化对内地的辐射。

因此,有人概括说,“民工经济”是“一座不冒烟的大工厂,一所不花钱的大学校,一个事半功倍的大产业”,是“输出劳动力,带回生产力”。

毫无疑问,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其价值不仅仅局限于提高了一亿多个农村家庭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数以亿计的进城就业农民,已经成为平衡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新兴力量,成为推动中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