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过客”还是城市的主人

彭彩凤站在广州市厚街赤岭的娱乐公园门口,脚边堆着一大堆行李,准备回四川老家。40岁的彭彩凤,看起来就像50多岁的人,眼眶深陷,草黄色的头发中隐约露出灰白色的发根。

彭彩凤来东莞打工有七八年了,之前还在深圳打过工,因为几乎总是加班,她根本没有闲暇学习什么技能。这次回老家后,就不会再来了。年纪大了,都40岁了,很少工厂还会要她当普工,还是回家种田吧。

彭彩凤说,一个女人家,就是这个命,出来打工,完了就回家种田、带孩子,其他也没有什么好做的。

40岁,对于城市中的企业精英们来说,这正是他们走向事业巅峰的年龄。但是,对于许多农民工而言,40岁却意味着他们在城镇打工生涯的终结。所以,像彭彩凤这样打工到40来岁后只得回老家的现象,在农民工中极其普遍。

据2005年3月12日的《新快报》报道,珠江三角地区许许多多的工厂在经过二十多年的飞速发展后,目前正面临着民工“40岁现象”的冲击。所谓“40岁现象”,是指企业出于控制成本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压低用于外来工的各种支出,大部分外来工由于无法获得培训和提高的机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低水平的劳动,大量年轻的外来工在被透支体力和脑力之后,在四十岁左右又被城镇抛弃,无奈地逃离城市。

“40岁现象”不只是集中反映了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是典型的“用之而不养之”,而且也体现了农民工要融入城市社会的困难。

一亿多农民工,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农业、农村、农民“三农”之外的第“四农”。他们行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为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注定了农民工还只是城市的“过客”,没有成为城市的主人,而这是与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不相符合的。目前,我国社会发展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严峻,二是城市化发展缓慢。农民工的大量进城,恰恰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契机。因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中来,这不只是能够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而且能够促进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但现在的体制,却让农民工没有城市的归属感。这不是农民工不愿意留在城市,而是城市没有较好地接纳农民工。

上海市人大财经委和市总工会的调查显示,外来建设者们两个最大的心愿是:第一,企业能确保他们获得按时足额支付的、与工作所在地消费水平相适应的工资报酬;第二,做新上海人,更好地融人上海。

无独有偶,在零点研究集团针对上海、北京、广州和武汉4个城市的外来务工者生存状态的调查中,69%的人“希望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72%的人“愿意与城市当地居民交往”;82%的人“喜欢城市的生活”;90%的人“希望能被这里的城市居民尊重!”

还有一项调查显示,大约50%的农村流动人口表示想定居在目前的居住地,除非受到强迫,多数都不打算再回到农村,而只有不到30%的人愿意返回农村的家乡。另外一项调查则表明,对于今后的生活,50%的农民工希望长期居住在城市,其中占总数34.5%的人希望取得城市户口;22.1%的人想赚够了钱就回家乡,还有5.2%的人想尽快回家乡,14.5%的人回答走一步看一步,视情况而定。

综合分析以上这些调查数据,进城农民工中表示想留城的比例超过了一半,而表示要返乡的还不到三分之一,这说明相当多的进城农民工有留在城里成为城市居民的愿望。

但是,虽然许多农民工想留在城市,但农民工真正能在城市里呆下来的比例很小。据深圳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城市买了房子,能长期居住的,大约在10%左右。在城市用尽了民工的黄金岁月之后,大多数农民工又回到农村。农民工的年龄,往往集中在18岁到35岁。女的成家后、男的40岁后就开始回家,因为在城里就业的难度增大了,强体力活不能干了。真正城市化的农民工还不多。

另外,农民工的低收入也无法支撑他们在就业的城镇里定居。据统计, 2002年,全国外出农民工的年平均收入约为5444元人民币,而当年全国城镇居民年平均消费支出为6030元。农民工当前的收入水平还无力承担城镇住房、子女教育和其他消费支出,更谈不上在大中城市定居。

不过,许多农民工并不甘心回归农村。因为城市已经以其无与伦比的力量,改变、同化了他们——在知识分子家中打工的保姆用自己打工的钱读完了成人中专;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个体商贩刻意改变自己的形象,以取得与城市人交往的心理平衡点和平等感;厨师、店员经过职业培训,有了从农村人变为城市人的资本;建筑民工中也有人脱颖而出,做上了包工头——为了生存与发展而与城市社会频繁互动,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城市化”了。他们学习普通话和城市方言,模仿城市人的服饰、行为,而时间观念、自我意识、流动意识的增强,婚育观念的改变,则使他们与留在家乡的父老有了更深刻的不同。因此,有许多农民工从城市回到乡村后,虽然看到了日思夜想的老屋,听到了熟悉亲切的话语,吃到了美味可口的家乡饭菜,但他们却感到有种说不出的不适应:习惯了城里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他们已难以忍受农村的破败、贫穷;习惯了城里的方便快捷、信息轰炸,他们已难以忍受农村的迂缓和寂静。

现在的问题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下,农民工融入城市存在着相当大的障碍。只有极少数人,凭借个人出色的才智禀赋和某些特殊的机缘,在城市里扎下了根,有了稳定的职业与住所,解决了城市户口,成了真正的城里人。而大多数农民工却处于身份模糊的状态。一项有关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有59.2%的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还是农村人”,认为自己“已经是城里人”的只占15.6%,另外的21.8%“说不清楚”;还有调查显示,有40%的进城农民工把自己定位为“农村人”,只有2%的人把自己定位为“城里人”,另外有20%把自己划归为“半个城里人”,有37%的人“说不上”自己的身份地位;另外有调查也显示,认为自己“还是农村人”的占61.6%,认为“也算是城里人”的占8.7%,还有16.5%的认为自己“既不像农村人也不像城里人”。以上这些实证数据表明,大多数的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还是农村居民,定位为城市居民的只占极少数。这说明,进城农民工虽然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城市劳动人口和城市居民,但由于客观与主观、制度与观念、自身与外界环境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他们的城市居民身份意识总体上还非常淡薄,身份认同转变程度和被城市同化程度偏低。

显然,要让农民工完全跳出“农门”,进入并融入到城市之中,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为这不止是他们职业的转换,更是社会身份的转换和文化心理的转换。由于一些计划经济时代遗存的社会性和制度性障碍还没有完全突破,由于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的巨大隔阂还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弥合的渠道,农民工在城市中还是处在边缘状态,在政策上不能得到市民的平等待遇。与城镇正式工人相比,农民工的地位是“三同三不同”,即“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这使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处在一个非常矛盾的尴尬境地:他们的一只脚迈入了城市,另一只脚仍在农村,中间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鸿沟。他们工作在城市,生活还在农村,同时感受着城市人的白眼和农村人的青睐。正是后者,支撑着他们在城市中忍受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以“二等公民”的身份辛勤劳作。但是,如果缺乏制度的支持,他们迈入城市的那只脚也是支撑不了多久的,最后还是会回归农村。

尽管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沟壑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弥合的,但城市在逐步缩小和弥合城乡二元差距。在促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毫无疑问是具有主导性的作用。城市应切实检讨自己的政策,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给他们公平合理的待遇。如果城市能够为农民工的公民权益提供有效的制度保证,使他们很快熟悉城市规则,从边缘化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就能有效地提高这一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让他们真正进入工人阶级的行列。可以说,这是一条在整体上提高民众素质,发展人力资源的现实途径。可以想象,当一亿多农民工,能够在打工经商的阅历中,得到现代化城市先进文明的熏陶,经过民主观念、维权意识的培养和知识技能的训练,对推动农村社会和城镇化发展,会是一支多么强大的建设性力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当务之急,就是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和相关政策的调整力度,进一步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门槛,让有固定就业收入的农民工登记为城市居民户口,在政治权利、就业求职、权益维护、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方面与城市居民一视同仁。

很多年轻的农民工正在改变自己以适应城市的要求和生活,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应该是部分农民工完成从“农”到“工”的角色转换的过程。从农村到城市,仅有一步之遥,而从农民到居民,从农村人到城市人,却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应该树立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也就应该是城市的主人。我们不能让农民工身在城市,心却和城市远离。

展望明天,但愿城市不再只是城里人的城市,而是所有人的城市;农民工不再生活在城市的边缘,而也是城市的主人……到那时,“农民工”这个概念也许就该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