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万多块钱,让我跑了整整3年。为了给手下二十多个民工发工钱,我借了一万元高利贷,每月光利息就是三百多元。”55岁的郭玉亮用浓重的陕北口音向《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讲述了他辛酸的讨薪之路。
2001年7月,郭玉亮承揽了甘肃打庆公路华池县路段一涵洞的砌石工程,协定工程造价2.7万元,约定竣工时一次付清。然而直到现在,除了施工期间支付的5000元伙食费,其余的均未结算。郭玉亮组织的砌石民工,大多是自己的陕北老乡,“他们的家境都很贫寒,每到逢年过节就上我家讨工钱,讨不到就恶语相加。3年了,我没敢回家过年。没办法,我只得托人借了一万元高利贷。”而他念大学的三儿子,已经一年多没收到父亲寄的生活费了。据郭玉亮说,打庆公路总共11个标段,拖欠民工工资的就有9个。工程量最小的四标段,两公里左右的工程就拖欠了一百多名民工的工资五十多万元。
新华社记者葛如江、沈翀发表述评文章认为,施工单位违规操作、层层转包、幕后交易是导致拖欠民工工资最深层次的原因。
目前建筑市场十分混乱,合同、法规要么很难落实,要么在实践过程中变形。根据建筑法,分包单位不得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但现在建筑市场供求不平衡,施工企业为了生存采取低价、让利、垫资施工等方式竞争,经营风险就转嫁给劳务企业;有些施工企业为追求利润,允许以挂靠形式承接工程或将工程转包给低资质的企业,以包代管,对工程项目缺乏有效管理,造成建设资金被层层盘剥,这一切的后果,就是农民工成为债务链条中的最终受害者。
一个干了多年的工头说,工程转包、分包,层层剥皮,当偷工减料仍不足以谋利时,就只有克扣民工工资了。他坦言,许多施工企业事实上将拖欠部分民工工资当成了一种“经营策略”。这位包工头透露,目前市场上的施工单位有相当部分是挂靠大型建筑集团的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普遍流行“十一投入比”的行业潜规则,即自有资金只有100万元,就敢大包大揽地承接上千万元的工程。他们在做工程施工预算时,大都将拖欠部分民工工资列入“经营方针”,以降低成本。这位包工头曾参与一家施工企业在山东承揽的工程,工程造价四千万元左右。他说,当时企业通过包工头雇用某山区县的民工五百多人。企业内部掌握的工程施工预算书写明:按预期业主最终支付70%的工程款计算,民工工资支付比例按60%兑现。
不少施工企业对支付民工工资的策略是“三步曲”:第一步,每月只给基本生活费,一般二百元以下,有的企业甚至不发生活费,只供应饭菜;第二步,工程进度超过80%后,如果民工要求支付工资,企业即兑付一小部分,并给予一些承诺和安抚,糊弄着工程完工。第三步,工程完工后,民工索要剩余的大部分工资,多数企业的对策是要就给点,要得紧即多给,要得松即少给。总的原则即“能拖一天是一天”,方法就像“捉迷藏”,常用的借口是“业主的钱还没来”。“多数民工很好打发,只要不断地给点工资,并把责任推到业主身上,他们就能理解,甚至感激,并满怀希望地等待。”
这位包工头坦言,一些包工企业将拖欠民工工资当作“经营策略”,根子还在于建设单位常常把拖欠工程款作为“投资策略”。目前一个项目的工程款实际兑付率只有50%至70%,这使得施工环节利润率一般只有2%,逼迫一些施工企业或包工头寻找借口压低、拖欠或逃避支付民工工资,这是建筑行业劳资矛盾最突出的源头因素。
由此看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不止帮农民工讨要工钱这么简单,还需要从制度上规范行业竞争秩序,从法律上杜绝克扣工资行为。以清理建筑行业拖欠农民工工资为例,关键之处,就在于从源头着手,解决工程款的拖欠问题。现在许多建筑工程盲目立项或擅自扩大规模,在资金缺口很大的情况下就匆匆“上马”,搞开发的拖欠搞施工的,施工的又选择拖欠材料款和民工工资,结果形成层层欠资的恶性循环。这其中政府职能部门没有积极履行行政法律规范或行政行为所规定的义务,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试想,倘若有关部门严把项目审批关,事后跟踪监督,谁敢盲目上项目、擅自扩大规模?倘若工商部门严格检查,那些虚假出资、抽逃注册资金的建设、施工企业能混进建筑市场,留下一些半截子工程、烂尾楼工程殃及民工工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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