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流泪讨欠薪

民工讨要工钱咋这么难?这是农民工王俊杰向新华社记者发出的感叹。据新华社记者报道,王俊杰的1.3万元钱工资,要了五十多次仍未到手。

2003年4月份,王俊杰和他的13个同乡,经熟人介绍承包了省会某单位扩建工程的钢筋工程。该工程的主体承包给了石家庄市第三建筑公司,市三建又把这个活包给了河南的杨老板。当时王俊杰他们和杨老板签订用工协议,每扎完一个楼层的钢筋,支付80%的工资,到最后交工时,再一次性付清。王俊杰他们从第三层开始干,到6月份交工。期间,杨老板给过他们二千多元的工钱,其余再也没给过。中间要了几次,杨老板总是一拖再拖,到现在还欠近1.3万元。此后,王俊杰找杨老板要工钱不下50次,每次去要账,杨老板都说,建筑公司还没和他算清呢,现在没钱给。完工后,王俊杰就回家了,但为了要账他不得不在邯郸大名和石家庄之间来回奔波。没钱住旅馆,每次来省城他就借宿在一个亲戚家。亲戚提供了住处让王俊杰感激不尽,他不愿再给人家添麻烦,吃饭就在外面凑合,一天两顿。由于长时间忍饥挨饿,他已患上了严重的胃病。正当王俊杰为讨要工钱走投无路时,听说省会文化广场在搞农民工维权活动,可以现场投诉。当王俊杰满怀希望赶过去找石家庄市劳动监察大队时,工作人员告诉他,因施工工地在裕华区范围内,他应该到裕华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当他找到裕华区劳动监察大队时,又被告知,该工程是由市三建承包的,市三建属市属企业,应到市劳动监察大队投诉。王俊杰又回到市劳动监察大队,市劳动监察认为,该工程属于转包工程,王俊杰受雇于包工头杨老板,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况且杨老板的施工队没有注册,所以杨老板不是独立法人,劳动监察大队也无法介入,他们告诉王俊杰只能到法院起诉。“我们哪有钱起诉呀。”王俊杰无奈,继续找杨老板要钱,半个多月过去了,仍旧一分钱也没要到。

《南方周末》则报道了一个农民工8年讨薪的艰辛之路一

1995年,重庆市綦江县石壕镇白果村的刘天会与邻近村的农民工在北京市房山区某砖厂打工期间,认识了北京市房管局的于欢乐。于称北京市房管局下属有一砖厂,正缺人干活。当年的10月26日,经过双方协商,刘天会代表这些农民工与北京市房管局集体经济管理办公室和河北省定兴县景安砖厂签订了合同。1996年2月18日,136名民工带着“在北京打工可以看天安门”的憧憬,离开家乡,来到景安砖厂打工。在这个砖厂,刘天会一行干了近一年。1996年12月,刘天会找到砖厂负责人于欢乐,准备结账回家,却被对方以种种理由拒绝。刘天会跪在于欢乐面前,求厂里给农民工一条活路,但于欢乐不予理睬。刘天会听说于欢乐是北京市房管局的人,便辗转来到北京市房管局。北京市房管局承认,砖厂是他们下属的企业,也承认签订的合同上有北京市房管局的公章,按合同规定农民工应得到工钱。但他认为于欢乐是房管局聘用的砖厂负责人,具体情况只能找于欢乐解决。无奈,刘天会只好沿路乞讨回到重庆老家。由于农民工大多是刘天会叫到砖厂干活的,回家后,他们纷纷找上门向刘天会要工钱,特别是在砖厂打工致残的袁光强,生活无着,经常到刘天会家中,一住就是十天半月。为了讨还血汗钱,刘天会与一百多名农民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辛的讨薪之路。1997年,刘天会借了路费,带着妻子儿女再次来到北京,一边打工,一边去北京市房管局找有关领导。此后的几年,刘天会一次次地往返于重庆与北京之间,找北京市房管局、北京市劳动局等部门,希望讨回他们应得的工钱,但无任何结果。2004年12月27日早上6时,刘天会等人又一次从重庆来到北京。上午11时,讨薪的农民工见到了于欢乐。于称,刘天会他们离开砖厂不久,自己就把这些农民工的工资账目全部交给了当时的北京市房管局有关部门。这天,南方周末记者与刘天会、于欢乐等人一起来到现已更名为北京国土资源局的原北京市房管局信访接待处。一位姓金的接待人员告诉记者,以前的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因机构调整已经不存在了,现北京国土资源局并不知晓刘天会所提的拖欠农民工工钱之事。

奔波8年,竟要不回属于自己的血汗钱,刘天会无奈地长叹一声,泪流满面。

如果我们深入到民工群体,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民工都有着滴血流泪讨欠薪辛酸经历。

2004年12月20日傍晚,长沙市下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长沙市民陆续回家,紧闭窗户,打开空调,享受着这寒冬中的温暖。那天我正好从外面出差回来,在路过一栋主体工程刚竣工的大厦时,只见一楼一个四面无墙的大开间里燃着一团火苗。走近一看,只见几十条汉子裹着满是污垢的花棉被,正围着一堆废旧木块燃起的火苗烤火。这团小火显然无法抵御刺骨的寒风,有几个人嘴巴发乌,瑟瑟发抖。我问他们,你们是哪里人,这么冷的雪天怎么呆在这里不回去?一名年纪稍长的汉子回答我说:“我们是这个工地的工人,活干完了,但还没有拿到工钱,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只好呆在这里。”

“那你们什么时候能拿到工钱呢?”我继续问道。

“这就搞不清楚了,包工头本来说好活干完就给钱,结果现在拖了两个多月了还没有给我们一分钱。”

“那你们这段时间怎么生活的呢?”

“还能怎么生活,有的靠捡破烂,有的靠当搬运,赚到几元钱就有饭吃,没有赚到钱就只能饿肚子。”

我掏出手机,给有关部门打了个电话,希望他们能帮助这群孤立无助的农民工。我知道,今晚的最低气温是1摄氏度,我不能让他们在寒风中入眠……

在大街上,我经常看到一些包工头开着豪华小车穿梭而过;在酒楼里,我经常看到一些企业负责人在那里豪吃海喝,然而,他们却不肯支付农民工那少得可怜的血汗钱。他们时不时对农民工的那点工钱露出不屑的神情:“不就千把元钱吗?急什么急?”然而,就是这千把元钱,却是农民工赖以生存、赖以活命的基础。没有它,农民工就有可能饿肚子,就有可能在寒风中冻死。

沈阳市于洪区迎宾路上一处仅3平方米的废弃房里,蜗居着一对从朝阳来沈的打工兄弟。他们为讨工钱,兄弟俩双双被打,哥哥右胳膊被打折。据2004年11月1日《华商晨报》报道,已经两天没吃饭的他们竟开始吞吃草根!“我们只想回家!”身无分文的兄弟俩含泪说。2004年初,39岁的侯荣立和33岁的表弟王海福来到沈阳打工。据王海福称,一身力气的他们被包工头刘某相中,为沈阳新检电业公司施工,每天工钱30元。8个月过去了,兄弟俩陆续以“借”的方式得到了1300元的工钱,其余3500元刘某始终不肯给。“8月10 日,我们再次上门要工钱,结果刘某对我们大打出手,哥哥的右胳膊被打折,我浑身被打得青紫。”无奈之下,兄弟俩离开了工地。讨薪不成之后,两人睡公园、睡马路,以捡拾来的食物充饥。10月初,兄弟俩流浪到了这处废弃房,一住便是30天。由于浑身是伤,加之严重的营养不良,兄弟俩不可能再打工挣钱。于是,弟弟每天到附近的垃圾箱挑拣行人扔下的食物,给受伤的哥哥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