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成是四川大竹县人,为了挣钱养家,他和大哥、二哥、二嫂一起来到深圳打工。一个月前,他们在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揽下了一些木工活,不曾想开工没几天,一场灾难就降临了。2003年9月2日晚上10点多钟,一场被称为“杜鹃”的台风袭击了深圳,狂风携着暴雨呼啸而来,天地一片昏暗。吴佳成和工友们都躲在了工棚里,突然,紧邻工棚的一堵墙被强风吹倒并直接砸在了工棚上。工棚倒塌了,吴佳成被倒下的竹竿死死地压住了腿,他的大哥、二哥、二嫂则被埋在了里面。吴佳成挣扎着爬出了废墟,拨通了报警电话。接到电话,公明镇的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的人迅速赶来紧急救援。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压在工棚下人终于被挖了出来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事故中,吴佳成被砸断了一条腿,他的二嫂盆骨骨折,二哥伤得最重,盆骨骨折、尿管断裂、肾损伤,而大哥则再也没有醒过来,所有人都沉浸在事故的悲痛中无法自拔。事后统计,这场台风在深圳一共造成21人死亡,其中有20人是死在工棚里的农民工。外来农民工的居住条件恶劣,安全隐患严重,因为这20条生命的消失而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吴佳成一家住的工棚,便是用石棉瓦和竹子搭成的简易工棚,倚靠着一个违章建筑的简单厂房,被台风吹倒的墙就是一堵还没有建好的简易厂房的砖墙。
无独有偶,2004年7月12日傍晚,发生在上海市的那场急风骤雨,以近似好莱坞灾难片的手法,半小时内夺去了7条生命。而其中有5名是外地来沪打工的农民工——
朱建荣,57岁,浙江萧山来沪打工,在其负责看守的民工简易工棚中被坍塌的房屋重压致命;顾玲玲,30岁,浙江仙居来沪打工人员,在围墙下避雨时被忽然坍塌的墙体砸倒致死;文小琼,30岁,四川南充来沪打工人员,泥瓦工,在施工作业时被坍塌的墙体砸倒致死;还有两名没有留下姓名的安徽颍上来沪打工人员,一个二十多岁,另一个三十多岁,在未完工的仓库顶棚砌顶时被狂风卷下坠地而亡……
上海这场暴雨造成的灾害,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特意打电话给上海市领导,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不幸遇难的上海市民表示哀悼。
然而,7名死者中,大多数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海市民”,他们中的有些人刚踏进上海才两三天,他们中的另一些人虽然已在上海工作多时,可在生前却从来没有享受过“上海市民”的任何待遇,甚至连这个称呼也不知道。
大风袭来,应该是不分厚薄。然而死者却大部分是农民工,这应该值得我们反思。有人说这只是一种偶然,然而,农民工们居住条件的简陋与粗糙,却一点也不偶然。
仔细想来,我们从反应到躲避的这段极短的一两分钟时间恰恰决定了各自的命运:在劳作中的农民工待反应过来,已来不及找到更佳的躲避方式。如果说“农民工”也算一个大类的“工种”的话,那么这个“工种”的特征就是:居无定所,环境简陋,饭食恶劣,工作的地方最脏,最累,最危险,也最得不到保障。
城市需要大量这样的劳动力,于是他们来了,我们朝九晚五,他们不问寒暑,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一周休息两天,他们则跟着不断完成与不断开始的活计而转动,休息意味着没有收入。有媒体报道认为,7月12日那一天的白昼酷热非常,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们之所以反应不及是因为他们还在劳作着;假使暴风雨没来,那么也许会有人因为中暑而倒下。一名在24小时前就知道那天下午可能会有雷阵雨的民工说了实话:“天下雨不下雨谁知道呢,别说不下雨,就是下个不太大的雨,能干也还得干呀。”
农民工们对“5/7”这个比例也看得“理所当然”:“死的当然是农民工,不是农民工,难道还是在好房好屋里住的老板?”
话说得朴实,却揭示了农民工艰难与危险的生活状况。因此,每到大风大雨来临时,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新闻——
2004年9月21日,位于广东省清城区源潭镇清佛公路边陶瓷工业城内的一个建筑工地突然遭受局部龙卷风袭击,造成9人伤亡,其中正在一个钢架结构的工棚顶上施工的3名四川民工不幸罹难。
2005年6月26日,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林产公司一工地土墙发生坍塌,正在厨房内吃晚饭的10名民工被埋,其中6人因伤势过重死亡。
2005年7月22日凌晨,安徽省宿州市环城北路一段古城墙突然倒塌,居住在城墙下的11名农民工被埋在土里,无一人生还。遇难农民工是承建清理环城河工程的中煤三建公司雇工,他们搭建庵棚住在城墙下。
显然,无论是台风还是暴雨,都不是有意地针对农民工,而只是农民工的生存条件太差,以致比其他的城市居民缺乏抵抗能力而已。笔者居住的小区旁边,目前正在建设一栋大厦。几百名农民工便住在工地上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里。在写作本书期间,笔者专门到工棚里做了一次“客”,工棚的简陋程度,超乎常人的想像。几根钢管立在地上,显然是反复使用过的破烂石棉瓦横七竖八地固定在钢管的顶端,便成了屋顶;周围用塑料布一围,便是墙了。工棚里的“床”更加简单,竟是工地上脏兮兮的模板放在几块水泥砖上。而就是这样的简陋环境也不宽裕,居然一间工棚里,大概就三十多平方米,却住了五十多个人。脏衣服烂帽子以及锅碗瓢盆扔在一起,棚里散发出难闻的馊臭味。长沙是个火炉子,笔者进去几分钟就汗流浃背,而这五十多个农民工却要挤在这间狭小的工棚里生活,唯一的降温设备是一台工地上使用的鼓风机,由于太陈旧还经常坏。有位农民工告诉我,说反正白天太累了,回到工棚倒头就睡。实在热得受不了了,他们便睡在露天的地坪上。
而后,我又相继走访了几个工棚,结果是大同小异,低矮、拥挤、脏乱是这些工棚的共同特征。有位农民工无奈地说,我们打工的还能要求怎样?老板让你住哪就住哪。有位农民工说,我们这还算好的,总算有个工棚,你到立交桥下看看,修路的民工都睡在那里。果然,当我来到一个正在施工的立交桥下,只见许多农民工就光着上身躺在一大堆施工材料上,与流浪汉毫无差别。
农民工给我们建起了漂亮的大楼,修通了宽阔的道路,然而他们的生活条件却达不到一个普通人正常生活所应该具备的条件,这总让人有一种辛酸的感觉。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他们怎么会有安全呢?风吹来,雨打来,首先受到伤害的又怎么不会是农民工呢?农民工进入城市是以劳动者的身份来的,他们付出劳动,为这个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我们却没有给他们一个有安全保障的生活环境,致使他们的生命时时遭受着风吹雨打的威胁,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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