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两个圈子

2004年12月29日,中央电视台的著名栏目《实话实说》做了一期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节目。有一位外来务工人员谈到,他们最希望唱三首歌。第一首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因为城里人最爱问外来人员从哪里来,明显是把外来人员当作了城市的“外人”。第二首是《请让我来帮助你》,这是外来人员希望和城里人互帮互助的愿望。第三首歌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这是外来人员希望和城里人在一起和谐生活的理想。

许多农民工虽然进入城市多年,有了稳定的工作,有了固定的住所,并且也很可能不会再回到农村。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融进城市居民的生活之中。他们把城市当作别人的城市,自己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而城市里也把他们当作外人。由此形成城市人和农村人“一座城市,两个生活圈”的奇特现象。

2002年,笔者率一个采访组前往珠三角采访湖南的农民工,发现他们普遍苦恼交不到城里朋友,觉得自己并未真正为城市所接纳。蒋明星是湖南怀化人。1994年就和妻子一起来珠海的一家工厂打工,后来在一位同乡的帮助下,他开了一家废品收购店,日子过得不错。但他说自己还是一位进城的农民工,与真正的城市人有着较大的区别。他说,城市人有城市人的圈子,我们农村人有农村人的圈子。我说,你到珠海已经有8年了,怎么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农民工呢?他说,这没办法,天生的。我们也想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但人家不承认。

面对城市和城里人,我发现大多数农民工都没有归宿感与认同感,他们不仅普遍有着遭受怀疑、轻视、歧视、排斥、侮辱的经历和见闻,而且与城里人之间普遍有着较深的隔阂。结果,他们虽然身在城市,根却还是农村。他们结交的还是农村的老乡,依靠的还是老家的亲友。老乡找老乡,亲友帮亲友,于是,在繁华的都市里,便形成了以人员来源划分的“都市里的村庄”,如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安徽村”以及深圳的“河南村”等。这使进城农民工固守狭隘的交往圈,阻碍了其对城市社会的认同与归属,同时也不利于城市社会的整合与发展。而城市居民对进城农民工的排斥和不友好映射在农民工的思想中再反射为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群体的不认同、不满意、缺少归属,进而转化为农民工与市民在生活交往中的互不谅解、互不认同甚至到发生剑拔弩张的冲突的地步。这些“都市里的村庄”,开始出于老乡之间互相帮助和免遭他人欺负的目的,相对集中地居住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工厂打工,或者经营同类的产品。当他们发现“集体的优势”后,群体意识迅速膨胀,开始结帮成伙,抢地盘,占码头,形成一股股团伙势力。如在长沙,搞搬运的有“怀化帮”,做菜生意的有“益阳帮”,经营塑料制品的有“涟源帮”。这种现象在年轻一代进城农民工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有的甚至形成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对城市的治安带来极大的不安定因素。

显然,农民工虽然已离开农村且已生活在城市,但他们并没有作为一个平等的群体融入城市社区。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他们的人际交往圈仍然束缚在亲戚、老乡或农民工的范围内,他们与城市人的交往只限于生产、生活方面的联系,而感情交流极少。这表明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联系、沟通太少,仅仅停留在最起码的必需层面。这其中当然有进城农民工收入水平、空闲时间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以及外界方面的原因,但也从侧面反映了进城农民工与市民两大群体间的隔阂、疏离甚至是摩擦和冲突,反映了进城农民工对市民群体缺乏认同、对城市居民群体缺乏归属。

零点研究集团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4个城市的调查显示,进城务工者普遍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他们当中有72%的人表示愿意与当地城市居民交往,有82%的人“喜欢城市的生活”,69%的人“希望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90%的人“希望能被这里的城市居民尊重”。然而,许多城市和许多城市的居民却昂着高贵的头颅,以一幅冷漠的神情,对待这些热切希望融入城市生活的农民工。以农民工的话说,这是“热脸挨了冷屁股”。

米庆成在其《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问题探析》一文中提出,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就会使他们只有家乡意识而没有他们所在城市的社区意识,对所生活的城市社区没有归属感,更无法产生主人翁意识。因此,“要使他们(农民工)既是城市生活的创造者,又是城市生活的享受者,以致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引导外来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让他们认识到自己也是城市的主人、社区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