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学校的“门槛”有多高

城市里有那么多环境好、教学质量高的学校,国家也规定城市学校要接纳农民工子女上学,但为什么大量的农民工子女还是被挡在了学校门外呢?用农民工的话说,是城里学校的门槛太高了。

过去,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下,城市公办学校根本就不接受农民工子女就读。在各方的呼吁与政策的要求下,城市学校终于将校门向农民工子女敞开了一点。然而,农民工子女要真正进入城市公办学校读书,依然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必须跨过一道高高的门槛——用昂贵的借读费与繁琐的手续筑起来的高门槛。

开学已经好几天了,因为交不起五百多元的学费,11岁的李小兵迟迟没有到学校去报到。

和李小兵一样,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不少农民工子女不得不放弃求学。

注意,这还是到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的学费标准。如果是到城里的公办学校,那更是许多农民工不敢想像的数字。

天刚蒙蒙亮,唐静就起了床。小心翼翼地将前天晚上吃剩的饭菜装进饭盒后,她摸黑赶往十公里以外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开始一天的学习。“我也想去公办学校上学,但学费实在太高。”唐静颇为无奈地说。

国家政策规定,城市的公办中小学要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但真正要到公办学校上学,对农民工子女来说,大多是一个不敢多想的“奢望”。

上学费用高,是农民工子女入学面临的第一大困难。能带孩子进城上学的还是少数“先富起来”的农民工,而他们的“先富”,也仅仅是有一口饱饭吃,手头略有一点节余。要他们支付昂贵的学费与借读费,依然是非常困难。而相当一部分在建筑工地、生产企业和服务行业工作的农民工,这个念头想都不敢想。在重庆已经打工多年的张庆,这两天还在为家中两个上学的孩子发愁:“孩子上学没人管,但到城里读书要额外交那么多钱,我哪承受得了,这只能是个奢望。”

由于家庭困难,一对随打工父母进城的姐弟俩互相推让着把学习的机会让给对方。姐姐叶丹丹说,其实她很想上学,为了能上学,她还经常独自推着自行车去菜场卖菜。她说,如果这个学期家里没钱了,她就与11岁的弟弟轮流上学。

而在江西氨厂宿舍楼里,一个刚刚6岁半的江姓孩子,每天都在路旁捡饮料罐、纸盒子回家给妈妈卖钱贴补家用,可是家里仍然拿不出钱来供他上学。

让子女到城里读书,是许多农民工的梦想。现在城市的公办学校虽然不以没有城市户口拒收农民工子女,但昂贵的学费与额外要支付的大笔借读费,却还是让许多农民工的梦想破灭了。农民工本来就是一个极其贫穷的群体,他们的收入比城里人低得多,但是,他们的子女上学,学费比城里孩子高,另外还要出城里人不需要交纳的借读费。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但却被各个城市堂而皇之地写进文件,张贴在学校的墙上。

东莞市的公办学校就是实行的这种“双轨制”:农民工子女的学杂费标准是每人每学期638元,而本地户籍学生每人每学期是218元,两者相差420元。

学费上的“双轨制”还是小头,真正难住农民工的还是借读费。农民工的子女要到公办学校读书,必须另外交一笔借读费,理由是他们的户口没有在这里。支付城市学校昂贵的学费已经是勉为其难了,现在还要他们额外支付一笔借读费,这对农民工来说,其困难可想而知。有人说,这无异于把农民工子女关在了校门外。

在东莞市寮步镇打工的柯长德夫妇是湖北黄石人,来东莞打工已经有10多年了。柯的妻子在一家酒店做厨师,每月工资700元,柯做个体运输,每月收入1000多元。夫妻二人的工资在当地的打工者是属于高收入。他们有一个12岁的儿子,一直在老家读书。现在他们想把他接到东莞来读书,但一学期的学费加借读费要一两千元。柯长德算来算去,这样的费用他们负担不起,孩子只好继续放在老家让老人带。

农民工的子女究竟要比城市的孩子多交多少费用才能入学呢?这在各个城市各个学校都不同。一般的学校,借读费一两千元少不了,而稍微好一点的名牌学校,则以上万元计。这对于农民工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在南昌打工的樊金保有一个上中学的孩子,因为自己的收入不高,每到开学时他就为孩子的学费发愁。在孩子刚到南昌上学的那年,他借了一万多元的高利贷来交学校的借读费和学杂费。几年过去了,他还没有还清债务。为了不让孩子辍学,他依然在承担每月2分利息的上万元借贷。现在,他的儿子在一所普通中学读初中,每年还需缴纳3000元借读费。他说这还是便宜的,如果是一些重点学校,借读费更贵,要上万元。记者的调查,证实了樊金保的说法。在南昌市的一些重点中学,择校费在一万到三万元不等。像樊金保这样的农民工,一年的收入只在一万元左右,即使孩子的成绩再好,也上不起重点中学。

除了借读费,有的还要求另外交“赞助费”。南京市要求公办小学向农民工子女开放,这本是好事,但有的学校除了要收借读费外,还需交纳1000元赞助费。学校的解释是:“我们也想对所有农民工子女开放。但如果真这样做了,学校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容纳量。那叫我们录取谁不录取谁?考虑到这一情况,学校还是设立了一个小小门槛。”

对于学校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小小的门槛,但对于农民工来说,却是挡住他们的子女入校的高山峻岭!

有一名新华社记者,以外地生源家长的身份来到杭州市西湖区长桥小学为在老家的孩子办理借读。学校教导主任说:“你的孩子是超出班级名额的,现在又不可以明收赞助费,你就买个乒乓球台、篮球架或者空调之类的,1000元到2000元钱左右吧。”校长的回答也许更“便民利民”,他告诉记者:“直接把钱拿过来就可以了”,但“你们要写一个条子,就说是你们自愿捐的这笔钱”。

2005年9月初,是长沙市各中小学校开学的时间。在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各个学校开始敞开校门接受农民工子女。但有的学校仍然变换形式,要求农民工“赞助”,“赞助”费两千三千不等。如果不“赞助”,他们会告诉你:我们的学校满员了,你的孩子到另外学校去吧!

有资料显示,北京市的小学生近一年的赞助费总额接近10亿元,大约相当于全北京市投入的小学教育经费(20.16亿元)的50%。小学都已经如此,初中、高中就更不用说了。这其中多少是农民工做的贡献,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农民工的子女要在城里上学,普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北京市统计局调查,流动少年儿童在公办学校的年平均上学费用为3193元,占其家庭年消费支出的15.5%,比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高7.8个百分点。

除了费用负担,农民工子女入学还有比城里人繁琐得多的手续。城里的孩子拿个户口本就报名上学了,农民工子女却不行,他们通常需要回老家乡镇政府开具家里没有监护人、同意外出借读的证明,然后要凭务工证、暂住证和计划生育证明等,到流入地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才能到公办学校报名。

南昌市制定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试行办法》。根据该“办法”规定,需申请就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校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其父母需持有户口簿、本市暂住证、劳动用工合同或工商营业执照、租房协议、现居住地证明、户籍地乡镇出具的监护情况证明等6种证件或证明材料。

郑州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虽取得了与当地适龄儿童同样就学的待遇,但是所要求的“五证齐全”,还是使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大费周折。

一位来自周口农村、在郑州市做小生意的周建说:为了给孩子报名,他已跑了3趟。4天前,他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和营业执照来给孩子报名,看到学校门口贴着一张纸,写着“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入学要出具5项证明”:父母身份证、学生的计划免疫卡、暂住证、父母务工劳务合同或营业执照及家乡教育部门出具的借读证。由于没有老家教育部门开具的借读证,他不得不连夜赶回周口老家开证明。这一项办妥了,却发现孩子的“计划免疫卡”找不到。

显然,我们还不能因为将农民工定位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认为社会已经改变了对他们身份的认同。虽然他们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毕竟他们还是属于外来人口。对农民工子女“一视同仁”,这对许多人而言,也许还是一个需要不断认识的词汇。因此,全国人大代表徐景龙等人专门递交了一份关于修改义务教育法,关注农民工子女就读的议案。他说:“我希望一个是要修改义务教育法;另一个是要制定农民工权益保障法。保证农民工进城以后,在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的情况下,当地政府有责任把农民工子女纳入到他们整个教育体系中去。使农民工子弟和他们当地居民职工子弟一样,接受义务教育。”

让农民工子女与城里孩子在同一片蓝天下平等成长,这是一个和谐社会最基本的要求。而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地拆除拦在农民工子女面前的高门槛,让农民工的子女也能够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高声朗读,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