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属国人,胜之不武”

毛泽东也看中了阎锡山。

毛泽东没有钱,没有枪,不能封官许愿,不能给阎锡山地盘,又怎么能同一贯反共的阎锡山拉上关系呢?

毛泽东看中了一点:日本人必定会来抢阎锡山的地盘。

山西是华北的屋脊,要控制华北,必定控制山西。

山西是煤铁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煤炭同今日的石油一样,是现代战争的“血液”,钢铁更是现代战争的“脊梁”,日本要掠夺中国的资源,必定侵占山西。

问题是要如何帮助阎锡山认识到这一点,又要如何才能使阎锡山认识到:要抗日就必须联共。

阎锡山是典型的地方实力派,实力派当然最相信实力。

要拉他,看来还得先打一打他。而且陕北地瘠民穷,人烟稀少,一下增加这么多红军,也很难负担得起。山西虽不富,比陕北还是强多了。为了抗日大计,先向阎锡山“借”一点粮和枪,也未尝不可。何况,红军要抗日,也必定进入山西。

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组成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下辖: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

当时,红二、四方面军还没到达陕北,整个陕北红军仅13000多人,除留下一支部队由周恩来、博古率领防守陕北外,抗日先锋军也就是1万人左右。

2月20日,抗日先锋军在彭德怀、毛泽东率领下开始过河东征。21日下午,东征军便全部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

阎锡山有十几万军队,有经营20多年的堡垒,还有优势的火炮兵和大量的手榴弹,又是土生土长的部队,熟悉那些复杂的山岳地带地形。因此,阎锡山最初以为红军没什么了不起,不急不忙地部署了一个“口袋阵”,试图把红军引入腹地,在地势险恶的山岳地带聚歼红军。下属提出异议,认为应当利用黄河天险堵住红军,阎锡山满有把握地说:

“咱们有优势的火炮兵和大量的手榴弹,在山岳地带作战更是相得益彰,而红军缺乏此种武器,咱们对他作战可稳操胜券。”

这时的阎锡山,对红军真是知之太少。红军就是从大山中打出来的,“在山岳地带作战”,晋绥军凭那些太原造的山炮和手榴弹是红军的对手吗?

很快,阎锡山就发现自己错了。红军的足迹一下就遍及山西20多个县,其中一部还打到了距太原仅50里的晋祠一带。

阎锡山只得向中央军求援,这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事,约10个师的中央军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山西。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决战,5月5日,红军结束东征,全部退回陕北。

75天的东征,红军在山西新增了8000兵员,筹得30万元军款,缴了4000多支枪,20门炮,取得了到达陕北后继直罗镇一战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彭德怀语)。

红军东征使晋军损失了7个团,还使中央军进入山西,增加了阎锡山对红军的仇恨。但也使阎锡山认识到了红军的力量,为他日后接受联共抗日的政策打下了基础。

首先前来劝告阎锡山联共的是张学良。

1936年4月29日,张学良自己驾驶飞机,从西安飞到太原。

那时,正是太原局势紧张的时候。绥靖公署大门周围堆满了麻袋构筑的掩体,办公大楼戒备森严,灯火日夜不息。阎锡山愁绪万千,饭菜不思,举止失常,逢人便骂。

“百老,战况如何?”

阎锡山与张学良的父亲同为辛亥革命时期的都督(一个省或一个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曾联过手,也曾交过战。不管是敌是友,在张学良面前,阎锡山仍是元老、长辈,他背后还称张为“小六子”。

“学良,别提了,红军的确厉害。”

“再同红军打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呀!”

“不打下去又怎么办呢?”

“红军不是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吗?”

“谁知这种话是真是假。”

“我看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现在在东北坚持抗日的,主要就是共产党,我们东北军真是愧对国人呀!”

“这倒是事实,但红军愿意在山西停战吗?”

“不瞒前辈,我们东北军已经同红军暗中议和了,今天晚辈前来,就是将此情相告,并想请前辈与学良、虎城联手,共同劝蒋抗日。”

“嗯?”

接着,张学良详细介绍了在4月初与周恩来在延安会面的情况和东北军如何与红军停战议和的情况。

阎锡山同意考虑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劝蒋抗日及与红军停战议和、一致对外之事。

接着,共产党的代表朱蕴山也以“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的身份来到太原,约请阎锡山加入大同盟。阎锡山闪烁其词,不置不否。

同阎锡山联络,还有一个很方便的条件。

阎锡山的头号亲信,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有个儿子,叫赵宗复,他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个重大的关系,当然不能轻易暴露,但由他来了解阎锡山集团的内幕,真是太方便不过了。

根据各方情况分析,中共中央认为,有可能同阎锡山达成联合抗日的协定。

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于1936年5月25日书信一封,托东征时俘虏的晋军392团团长郭登瀛送给阎锡山。

毛泽东致阎锡山的信是这样写的:

百川先生:

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使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

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济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

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楚失楚得(典出汉刘向《说苑》,意为一个楚人失去的东西为另一个楚人得到,内部虽有得失,但并没有落入外人之手一——作者注),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

当时,中央军约10个师进驻山西,并在暗中策划荆乐道独立,脱离阎锡山,蒋介石又在河西陕甘苏区附近集结154个团约25万人的兵力围攻红军,并阻止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合。所以,红军此时不能不坚持反蒋,并利用蒋阎矛盾来说服阎锡山联共抗日。

除致函阎锡山外,毛泽东还写了二封亲笔信给阎的部属,其中一封给赵戴文,一封给杨效欧和李生达,希望能从阎内部逼阎抗日。

对毛泽东的来信,阎锡山公开没做什么表示,但在6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道理,亦是利害。不此之能己不若常人岂可更甚焉。”

阎锡山能认识到,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继续打内战,既不义,又不智,连“常人”都不如,这表明毛泽东的信对他是有影响的。

接触仍在深化、具体化。

6月,中共中央派彭雪枫、周小舟来太原,阎锡山态度仍不明朗。

8月,中共北方局派朱蕴山重来太原,并带来了中共中央1936 年8月25日致国民党书。这时,阎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将中共中央的公开信翻印几千份,发给部属和有关各方。还对朱表示说,推动政府抗日是可以的,建立统一战线是很好的,但公开联络红军,目前还不行。他还担心红军进入山西,只是打着抗日的招牌来占山西的地盘。因此,他不同意红军过黄河来山西抗日,假道也不行。谁不知道历史上那个“假道伐虢”的故事呢?那个借路给晋国结果自己被先吞掉的虞国就是今天的山西平陆县呀!

红军不能来,共产党员还是可以来的。

别看阎锡山以老奸巨猾著称,但也有过光荣的历史。他是1905年入会的老同盟会员,还是同盟会骨干组织“铁血丈夫团”的成员,对动员民众的作用,有过切身体会。并认为共产党在动员民众方面是后起之秀,很有一套办法。因此,他一听到著名共产党员薄一波在北平出狱的消息,便派自己的侄子梁化之带着他的专电,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计”。

薄一波刚从监狱出来,对外面的局势不了解,当然不愿去阎锡山这个著名的“土皇帝”那里办事。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得知此事后,立即明确指示:

“机会难得,要去!找上门来,还不去?不能失掉这个好机会。”

于是,薄一波于1936年9月回到太原,主持阎锡山在“九一八”纪念日成立的、以动员各方力量共同抗日为宗旨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

更不寻常的是,阎锡山还于1936年10月允许成立“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其负责人有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

有趣的是,阎锡山本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但国民党的山西省党部自1931年12月被阎锡山利用学生运动查封后,还一直没有恢复正常的活动。

“土皇帝”就是“土皇帝”。你委员长在陕西剿你的共,我阎主任在山西联我的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看谁能制服谁”(阎锡山语)。

阎锡山老于世故,当然不是要同蒋介石赌气,他敢于冒险联共,是看到了这一点,他说:

“东北失守后,张学良退出东三省,坚持抗战的都是共产党。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蒋介石抵抗不了,怎么办?”

“同共产党合作,这当然有风险。现在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有利用共产党,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

共产党已在山西打着阎锡山的招牌半公开地活动起来了,还要争取让红军进入山西才行。

针对阎锡山害怕红军抢地盘的心理。毛泽东于1936年10月明确表示:只要晋绥当局真正抗日,而不与日本妥协,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贸然向晋绥开进。取得同意后,红军依约进入协定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服从阎锡山统一指挥,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

阎锡山不敢贸然同意。山西驻有10个师的中央军,陕甘宁驻有几十万“剿共”大军,红军入晋,这么多军队一齐打来,岂不会把山西的地盘占得干干净净?

红军要过黄河,要取得阎锡山的同意,还得让蒋介石点头才行。

这时,日军已开始向阎锡山的势力范围绥远逼近,晋绥军准备抵抗。为此,阎锡山决定加入张学良、杨虎城的劝蒋抗日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