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帮助国民党政府不投降

1939年9月1日凌晨4点45分。150万德国军队向波兰发起了闪电式大举进攻。

这股钢铁洪流吞噬了欧洲大陆一个又一个国家,最后,向曾经与其实力相当的法国倾泻而来。

1940年6月14日,法兰西引为自豪的巴黎埃菲尔铁塔上面,挂起了那面令人恐惧的卐字旗。

6月22日,法国维希政府的代表目光呆滞地最后看了一眼所谓停战议和协定,拿起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法国政府投降了!这个曾拥有300万大军的政府,仅仅抵抗了6 周,就投降了。

“盟兄”的巨大胜利,像一支燥烈的兴奋剂注入了“盟弟”日本的血管。

可是,“皇军”的“一鼓作气”,已在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新的长城面前撞瘪了,已到了“再而衰”的阶段。

但这些东方“武士”仍决心同西方纳粹来一个竞赛。一方面,他们决定继续执行巩固后方以恢复元气的政策,在华北进行“治安肃正战”,另一方面,他们决心开展新的攻势。

新的攻势分政治诱降、军事迫降和经济逼降多种。

政治诱降出台的大戏是汪精卫伪政权的成立。

汪精卫早已于1938年12月叛国投降。但日军认为他分量还不够,一时没让他组织伪政府。一直到1940年3月20日,汪精卫汉奸政权才在南京宣告成立。为表示留有余地,汪只任代主席,日也暂不承认汪政权。

汪精卫是国民党内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但他从国民党上层拉来的人开始并不多。汪伪政权成立时,原国民党中央委员除汪本人外,只有两人,即宣传部长周佛海、内政部长陈群;监察委员有褚民谊、陈璧君、吴开先、顾惘琛、恩克巴图等;军界要人有原军事委员鲍文樾、原第2集团军总司令郑太章,原武汉警备司令叶蓬、原陆军中将萧叔萱等。

这套班子,同蒋介石的重庆政权相比,是根本无法抗衡的。所以,汪伪政权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个“维持会”。

尽管如此,汪伪政权的影响还是很恶劣的。它的成立,对投降逆流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到1943年8月,原国民党中央委员投降的就达到20人之多,中将级军官投敌的有60人左右,100万伪军中大部分是降军改编的,其中成建制投敌的多达50万之众。

对蒋介石的诱降,在日本人看来,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重庆方面派了一位“要人”来与日本谈判,这个人叫“宋子良”,是宋子文的“弟弟”。

“宋子良”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大佐等人的谈判从1940年1月就开始了,并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于1940年6月在澳门举行日、蒋、汪三方会谈。出席的人物为坂垣总参谋长、蒋介石、汪精卫。

这时,日本急于到东南亚去抢占英法的殖民地,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希望尽快解决中国问题,以抽兵南下。因而对“宋子良工作”(又名“桐工作”)寄予很大希望。但接触几次后,他们觉得“宋子良”这个人不对劲,风度举止言谈不像是个什么要人,经反复查实,最终发现,原来这只是一个小特务,姓曾名广,是戴笠这个军统头子耍的一个小花招。

日本人恼怒了,一面假戏真做,继续同这个小特务谈,一直谈到1940年11月才最后破裂;另一方面则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1940年5月1日至6月12日,日军以驻华中的第11军为主力,另从华北抽调部分兵力,发动了自武汉会战以后的最大一次战役,即宜昌战役,最后攻占了宜昌。

宜昌的失陷,使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距前线的距离一下缩短了一半。从此,日军以此为基地,对重庆、成都及附近的军事要地狂轰滥炸,两个月中,共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约投下了2000多吨炸弹。其中8月20日这一天,轰炸重庆的飞机多达170架,整个市区,除美国使馆区外,所有的建筑都遭到了轰炸。

日军飞机的猖獗,进一步引起了蒋介石对西北国际交通线的重视。

战前,中国空军共有飞机305架,淞沪会战后就只剩下12架了。

蒋介石急忙向各国订购飞机,但欧美各国不履行订购合同,所订购的363架飞机,到1938年底仅运到72架。只有苏联履行了合同,在这一时期运了471架飞机到中国。此后,仍继续向中国提供飞机,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之前,共向中国供应了885架飞机。苏联的飞机在1941年6月前几乎是中国空军得到补充的惟一来源。

除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飞机外,苏联派出志愿航空队来华作战,先后有1000架飞机,2000多航空人员在中国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

这些飞机是从哪条路线运到中国来的呢?是从苏联境内飞至兰州,再从兰州经西安飞至中国各战地的。

除飞机外,苏联在1941年6月前还是支援中国重武器的主要国家。从抗战开始到苏德战争爆发,共向中国供应了940门大炮, 8300挺机关枪。当时国民党中央军1个师装备大炮46门,机关枪328挺。上述苏援可以装备20多个师,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这些武器又是怎么运到中国来的?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海运,一条是陆运。陆运的路线是从苏联境内经乌鲁木齐、兰州运到西安,再转发给各战区。

这条包括空运、陆运在内的、以西安为中枢的交通线就是西北国际交通线。

除西北国际交通线外,西南还有两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中越公路和滇缅公路。

为了逼迫中国政府投降,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于1940年 7月通过《适应世界形势发展之时局处理纲要》。其中第一条“要领”是:“集中政略、战略之综合力量处理中国事变,特别是断绝第三国之援蒋活动等;尽一切手段使重庆政权屈服。”

在这一“要领”指导下,日本首先用外交手段关闭了西南的两条国际交通线。

1940年6月19日,法国越南当局的总督下令禁止援华物资通过中越公路。

1940年7月17日,英国缅甸当局宣布封闭滇缅公路3个月。

这样,国际通路只剩下西北这一条了。

西北这条通路是否绝对安全呢?

不一定。

日军要堵死西北这条通路,最佳方案是攻占西安。因为苏联是强国,日军曾在苏军面前碰得头破血流。1938年7月,日军1万余人在中苏边界张鼓峰与苏军作战,死伤3100多人。1939年5 7月, 日23师团与苏蒙军作战,又损失了1000多人及大部分火炮和坦克。同年8月,日军第6军被苏蒙军包围在诺门坎。这一地区的苏蒙军有57000多人,490辆坦克,540门火炮,380辆装甲车,500多架战斗机。这下可把日军打得呜呼哀哉。被围的第6军大部被歼,救援部队也损失不少,伤亡达数万人之多。从此,日军再也不敢碰苏军了。

军事上不是对手,外交上也就没有发言权,要“断绝第三国之援蒋活动”,就只有攻打西安。

八路军决定打百团大战,重要意图之一是粉碎日军进犯西安的企图,而这一意图的产生又与蒋介石的指示有关。朱德、彭德怀在1940年8月致蒋介石的电报中说:

迭次电指示,敌寇有进攻西北截断国际交通之可能,饬即分途出击,牵制敌人。

由于当时日军并没制订进攻西安的计划,后来也没进攻西安,因而这一判断被视为一个失误,连彭德怀也认为是一个失误。

如果全面看问题,也不能完全这样认为,即使是失误,也是一个应当肯定的失误。

日军对中国很轻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具有极大的疯狂性、冒险性,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一定要在一切计划准备停当之后再发动战争。”例如:

“9·18”事变前,在资金方面,以及在善后处理方案上,“关东军……几乎是毫无准备的。”

“七七”事变时,整个华北的日军仅一个旅团,东北也只有4个师团又2个独立混成旅团。3个骑兵旅团,5个独立守备队(相当于旅团),这又有多少准备呢?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呢?

此外,日军还的确制订过自西安和宜昌会攻四川,侵占重庆,迫使中国投降的“五号作战”计划。

那是在1941年5月,日军基本完成了太平洋战争的准备,为配合“南进”,日军计划使用17个师团和2个独立混成旅团执行“五号作战”方案,并在9月4日由日本统帅部下令:“为了尽快解决中国事变,预定实行‘五号作战’。日前先着手可能进行的作战准备工作。”后因世界大战局势变化,这一计划才放弃。

所以,日军“北攻西安,中取重庆,南下昆明”,也不是完全虚张声势的恫吓。他们会不会这样做,一方面要日本军方统一意见,另一方面要看中国的抗战能力如何。

孙子说:“上兵伐谋。”能迫使敌人取消对我不利的意图,是上上之策。试想:“9·18”之前中国如果能采取果断措施,打消日军侵犯我东北的意图,多好!“七七”事变前,中国如果能像苏联红军那样,打几个大仗,粉碎日军全面侵华的企图,有多好!所以,八路军为粉碎日军进犯西安而发动百团大战的指导思想并没错,当时人们把粉碎日军的这一企图视为百团大战的伟大意义之一,也没错。

即使上述看法不能成立,在蒋介石信心不足,对西北国际交通线极为重视的历史条件下,打一个粉碎日军进犯西安企图的百团大战,也是有意义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说百团大战是帮助蒋介石,这样说的人是为了打倒彭德怀及一批老帅。但实际上,帮助蒋介石抗日是正确的。蒋介石是当时中国的最高领袖,不帮助他抗日,难道还要逼他退回到“不抵抗”时期,逼他像法国的总理那样投降吗?

当然,粉碎日军进犯西安的企图只是百团大战的具体目的之一,此外还有更现实、更具体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