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派出一个小队的军长

太原没有受到袭击。

全山西日军的最高司令,第1军军长蓧冢义男中将在这个晚上没被惊醒。

8月21日清晨,尚在洗漱的军长听到一声报告,值班参谋走进来说:

“报告军长,接到一个电话,石太线到处受到八路军的袭击。”

“‘到处’?说准确一点。”

“不清楚,电话还是同蒲路一个据点打来的,石太线完全失去联系。”

“快派飞机进行侦察。”

“嗨!”

第1军配有一个飞行团,主力在太原。

飞机返回,报告说,正太路已变成一条火龙,因天下大雨,除火光烟雾外,什么也看不清。

“独立混战第9旅团立即返回石太线。”

旅团司令池上吉贤少将接到命令,为难地陈述道:

“37大队被康家会共军阻击,无法出兵。39大队的现有防区同蒲路忻太段受到共军主力袭击,铁路受到严重破坏。同蒲路西部的36、38、40大队各据点全面受到袭击。”

调驻汾阳一带的独立混成第16旅团增援正太路。

这个旅团的处境同9旅团是一样的。

129师陈赓旅一部和榆次独立营已截断了榆次南段的铁路交通。

120师的359旅一部(该旅主力调往陕甘宁,留有一个团的晋西北)、独一旅一部、决死二纵一部、决死四纵一部、工卫旅一部四出袭击16旅团的各据点,破坏各公路,16旅团哪里抽得出兵力!

一南一北的两个邻近正太路的旅团调不动,必须考虑新的对策。那就是准备从晋南的3个师团调兵。

在日军军制中,独立混成旅团是守备部队,机动性不强,师团是野战部队,守备任务不重。

3个师团是:

驻临汾的41师团。

驻潞安的36师团。

驻运城的37师团。

华北方面军共9个师团,为什么会有3个师团集中在小小的晋南地区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晋南中条山地区,驻有由卫立煌指挥的26个师,其中大部分是装备优良的中央军。卫立煌在忻口会战中表现勇敢,指挥能力较强,日军对他有几分畏惧。蒋介石后来任命卫立煌为中国最精锐部队——缅甸远征军的总司令,看中的也就是忻口会战中的名气。

中条山驻有26个师的中国军队,他们会不会乘虚出击呢?这还需要观察。

除此之外,第一军还有一个旅团——驻崞县(今原平)的独立混成第3旅团。这个旅团此时还只受到120师续范亭部(暂一师)、独2旅一部及雁北支队的攻击。相对而言,受到的冲击较少。但既然同蒲路北段已受到严重破坏,又怎么南下呢?

一个拥有3个师团又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第1军,一时竟无军可派。

1936年6月,日本天皇亲自裁定一个《用兵纲要》,设想1937年用5个师团进攻华北五省,如有必要,可考虑增派3个师团。

1937年7月11日,陆军大臣杉山元提出一个出兵华北的方案:从朝鲜出动1个师团,从中国东北出动2个旅团,从日本国内出动3个师团,一举灭华。天皇草草一看,裁定了这个计划,杉山元信心十足地对天皇说:“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可以解决。”

5个师团就可在“一个月内”“一击灭华”,多狂妄啊!

现在好了,相当于5个师团的兵力摆在一个省,被打得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还敢宣称“一击灭华”吗?快去救自己部下的命吧!

8月21日下午,第1军召集紧急参谋会议,最终做出了一个可怜的决定:派一支临时混成小队去阳泉联络。

小队由军部参谋泉莱中佐和朝枝大尉带队,共40人,兵员主要为军部的卫兵。

中佐者,中校也,足可以指挥一个大队,甚至联队,但现在只有一个小队带。

小队坐火车来到榆次,即正太路与同蒲路接轨之处。

榆次为11独立步兵大队驻地,8月21日,这里还是安全的,小队在这里饱饱地吃了一顿,足足地睡了一觉,再好好地洗一洗,换上干净衣服,反复检查食品、药品、枪械弹药。从8月22日起,这些军部的“贵族”官兵就要像他们所嘲笑的“共军匪团”一样昼伏夜行,露宿野外,爬山越岭了。

好在日本人长得同中国人差不多,这个小队穿上八路军的军装还没有人认得出来。他们出城后,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化好装,就钻进大山中去了。

在高高的山岗上,他们看到,“共军的哨兵”在沿线制高点站岗放哨。正太路,十几个人一队,布满了军队和老百姓。老百姓戴着草帽,撬的撬道钉,挖的挖枕木,抬的抬铁轨,干得热火朝天。军队有的参加劳动,有的则游动着进行警戒。

他们看到,挖出的枕木像木柴一样堆着,上面摆着几根铁轨,引燃后,渗有沥青的枕木呼呼地燃烧,铁轨烧得红红的。烧完后,“铁匠”们抡起大锤,“趁热打铁”把轨道打成扁状、弯状及各种各样的怪形状。拿得了的,就拿走,制枪制手榴弹造地雷,打刺刀、马刀、锄头,用途可多呢,拿不了的,就四处乱丢。

他们还听到,一阵阵爆破声传来。一座座大桥小桥,一个个山洞水塔,在爆炸声中倒塌。有一座铁桥,已被炸成数段,但八路军的工兵还认为不彻底,又把这几段炸得七零八落。

当时连降大雨,脑瓜子灵活的中国军民挖出深沟,引来山洪,让洪水拼命地冲击着路基,这种地段的铁路,就这样被洪流“连根”拔掉了。

那些从军部出来的日军参谋卫兵,经常听到这样的吹嘘,正太路已成了一条“钢铁封锁线”,沿线地区已成了共军“不可接近”的地区。真可笑,现在是谁“不可接近”呀?

日军小队小心翼翼地行动着,左拐右拐,走了3天才来到寿阳。寿阳至榆次不过100多里山路,八路军游击队一天就可走到,但提心吊胆的日军庆幸的是自己安全到达了一个自己的据点。

日军在正太路平均不到10里就有一个据点,现在这批军部派来的“钦差”却经过3天步行才由一个据点走到另一个据点。日军的这种狼狈处境几乎使中国人民忘了这还是1940年,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1940年。由于日军在中国关内战场没出现大溃败就投降了,百团大战时期日军的这种窘况,即使在1945年也少有。

寿阳为14大队驻地,他们的处境已极为糟糕,城内的兵力由于一次一次地派出去救援,只剩下不到一个小队的兵力了,而城外则由约1200名八路军兵分三路地包围着。幸好县城的伪军县警备大队还有几百人,堡垒比各中小据点坚固,又有炮兵部队、机关枪部队和充足的弹药,才守住了城。一见军部派来了一个小队,寿阳守备队喜出望外。日军的“贵族兵”虽有“贵族”气,但也还不含糊,很有点像八路军总部和师部的特务部队,比一般部队更为精锐。他们一到寿阳,竟拿起枪杆子,“支援当地部队最初的反击”。

8月28日,经过一周步行的泉莱、朝枝小队终于到达目的地——阳泉。9月初,又坐飞机返回太原。至此,太原军部才具体掌握正太路的大体情况。

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要依靠原始方式来进行联络,还能树立什么“绝对权威”!

还必须指出的是,在8月30日以前,泉莱、朝枝小队是拥有3个师团又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第一军派往正太路增援的惟一一支军队。

对八路军来说,这不是抓住了最好的战机吗?

“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在种种压力下“承认”了一个“错误”:“过早举行了那次战役(百团大战)”,他说:“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义也要大得多。”

这是一个无法证实的假设。但我们知道,“进攻长沙、衡阳、桂林”,是1944年4-12月日军发动的一次出兵50万,打通湘粤、湘桂交通线的巨大战役。这时还有百团大战这种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战机吗?如果单凭实力可以打的话,这时的八路军新四军已有近百万大军,照样可以打一个“意义也要大得多”的大战。更重要的是,当时八路军的思想是“保卫大后方”,哪里有“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怪念头,希望日军去打长沙、衡阳、桂林的呢?

彭德怀的真实思想可用他1940年9月25日在中共北方局高于会议上作报告的一段话来证明。他说, “百团大战的胜利”,有使“华北战局更加严重的可能”。因为敌人可能“从华南、华中及日本国内调三个至五个师团到华北来”。但是,彭德怀非常自豪地说:

这虽然将增加我们的困难,但可减轻敌人对我大后方的压力,减少投降的危机。今天的小的牺牲可以免掉将来大的困难,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这才是真正的彭德怀,这才是共产党能得民心、能夺政权的关键所在。

总之,前线日军的动态表明,百团大战对战机的分析判断和把握,简直是到了绝妙的地步。这样的战机还要挑剔的话,那真是没仗可打了。要说有什么遗憾的话,也就是八路军没有那么多炸药、弹药和重武器,否则,在这最初的10天中,不知要干出多少轰轰烈烈的壮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