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应有再认识”

1939年12月,日陆军省向天皇上奏了《修正军备充实计划》。《计划》提出:“必须极力控制在中国进行作战的消耗,在昭和十五年(1940年)与昭和十六年上半年,将现有的85万在华兵力逐步削减为50万人。”

1940年6月,日中央统帅部的五六名幕僚来到南京,召集华北、华中、华南各方面军的主任参谋,进行关于抽调兵力的具体交涉。一星期左右,大体确定了各方面军应减少的兵力数量。

抽调兵力的重点地区为华北,南京交涉完毕后,统帅部的幕僚于6月7日来到北平,具体商定关于华北方面抽调兵力的数量。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日本减兵南下进军东南亚不是更好吗?

这不仅仅是一种说法,而且是当时很多人的做法。

“9·18”事变后,美、英、法诸强国隔岸观火,置若罔闻,既不制裁日本,也不援助中国。

1938年9月,英、法在《慕尼黑协定》上签字,同意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后,德国大举侵犯波兰,席卷欧洲各中小国家。这时英、法联军110个师“对峙的不过26个德国师,却躲在钢骨水泥的工事背后静静地坐着,眼看着一个个唐·吉诃德式的英勇的盟国被希特勒消灭”。

结果如何?不是很惨吗!

事实很清楚,如果让日本人顺利地从中国抽走35万军队侵略东南亚,以后卷土重来的可能就是100万大军,甚至更多。还有永远无法挽回的国际道义上的损失,永远受到损害的民族名誉与民族关系。

也许还有人会说,如果使日军对八路军麻痹大意,不是很好吗?

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敌人不把你当一回事,人民会把你当一回事吗?根据地人民看到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事实,热烈拥护共产党、八路军,但根据地毕竟只有几千万人口,而中国有四五亿人口呀!自私事实上只会“自害”,个人、政党、民族都是如此。

正当日本“国策重点已逐步南移,中央统帅部乃至逐渐放弃了对华处置”时,百团大战爆发了!

百团大战并不是中国抗战时期规模最大的战役,但它对日军的震撼,则不亚于比它规模更大的大战。因为这一战,不是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军打的,而是中国民众的军队打的,不是中国执政党的军队打的,而是中国的“反对党”的军队打的;不是在“战区”打的,而是在“治安区”打的;不是被动的反击战,而是主动的进攻战……这一连串的不同,使日本得出了一个结论:“对华应有再认识。”

“再认识”的核心,是对中共及“共军”进行再认识。关键问题是“应当如何认识并评价中共的实力”。

百团大战之前,华北方面军已经认识到:“中共是华北治安之癌”,并决定在1940年8月设置对中共情报工作的专职参谋。在此之前,方面军情报活动的重点是重庆势力,不太强调对中共的情报工作,虽做了一些工作,但对中共的真实情况不太了解,并认为中共是在“不断夸大宣传自身的力量”。

对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1940年春,日本中国派遣军《战时月报》有这样的一个估计:截至1940年3月底止,华北(今内蒙古、河北、山西、山东及皖北、苏北,即日华北方面军的防区,不同于中国后来的华北大行政区)的中共正规军约13万,中共游击队约11万, “共系匪团”约5万。其正规军中,115师24000人,120师26000人,129师32000人,晋察冀军区32000人,冀中第三纵队(吕正操部)10000人,八路军鲁苏豫部队(徐向前部)约85000人至95000人,八路军挺进军(萧克部)约6000人。

这个情报,错误很多,其中甚至把中共中央军委的组成人员说成: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委员徐向前、贺龙、刘英、徐海东、董振堂。

连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的情报都没得到,其他情报的荒谬遗漏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更重要的是,上述情报,对百团大战参战部队的三大集团部队(含吕正操、萧克两部)的正规军只估计为106000人,不到实际的一半。这就不能不使他们被百团大战弄得莫名其妙,狼狈不堪。

除数量估计的严重失误外,在质量估计上也同样是如此。

现代战争,战斗力不能以人数来衡量,装备、组织、训练及配置状况比人数的众寡重要得多。百团大战前,日军对中共武装的这些因素均没详加了解,其掌握的情报,比对其数量的了解更差。他们仅有一些这样的印象:

“中共军队在质和量的方面都已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它标志着共党势力已是占领区治安肃正的主要对象。”

“当前的匪情是,敌分离四散潜入地下,正巧妙地加强、扩充其潜伏组织系统,进行顽强的抵抗。”

“共军在我占领区的出没、活动实令人惊心。”

“关于对匪区的经济谋略,可以认为,敌之活动比我更为活跃。因此,必须全力对付,以粉碎敌之抗战能力……第一要义是断绝增强其力量的物资供给,并大力吸收敌区我所必需之物质。”

总之,日军只把共产党武装看成是“进行顽强的抵抗”的、“分离四散”的、巧妙“潜伏”的、“渗透”能力强的一支力量,这使他们要“迅速、巩固地完成(治安肃正和建设事业)是相当困难的”,但根本没意料到会给他们予以什么重大的军事打击。

8月20日22时同时爆炸的成千上万枚手榴弹和响彻5000里交通线的枪声把日军打懵了。他们惊呼:“这次奇袭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重大,恢复建设需要相当时间与大量资金。”

他们大诧,共军并不是“缺乏集团作战能力”,而是能“采用与原来的游击战完全不同的大部队运动战,对我军进行出其不意攻击”。

日军不同于大炮也打不醒的清政府,他们被手榴弹一顿猛炸之后,立即进行“深刻反省”,并从“这个痛苦的经验中,改变了原来对中共的看法,取得了宝贵的教训”。

大而言之,这些“宝贵的教训”是:

(1)共军“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民众一致同八路军合作”。“连妇女、小孩都用箩筐给八路军搬运、传送手榴弹等”。“关于作战中日军动向,甚至连细微末节都统统报告八路军,而日方对八路军的情报,却两眼漆黑。”…

著名英国记者贝兰特在考察华北前线和延安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世界上任何军队,如要对抗苏醒中的中国的全部力量,必遭失败。”

这时的日本政府、日本军队还不会承认这一点,但百团大战使他们不能不承认:即使没有中国军政当局的接济和大后方作依托,在华北民众支持下的八路军不但能站住脚,而且能“对整个山西、河北和蒙疆部分地区进行前所未有的、全面的统一进攻”(日军110师团总结语)。

(2)“整个共军编制甚小,装备不好……但必须看到,其上层领导是经过长期锻炼、具有相当经验和指挥才能的。特别是应重视其对分散于广大地区的小部队灵活巧妙的指挥能力。”“共军的抗日觉悟一般是高涨的……党员数量估计在正规军中约占部队总数的35%至50%;在地方自卫团中约占1%,其抗日觉悟很高并形成思想的核心。”

(3)“共军之军事力量不可不估计其正规军、游击队及潜在于民众之中的敌对武装。”

(4)“共军机动的游击战术极其巧妙顽强。”

这样,日军“费了数十年功夫才造成的‘恐日病’的西洋镜”,不但在中国人民面前再一次被拆穿,而且一时在日军中出现了“恐共病”。为了给下属打气,1941年1月10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在各兵团长会议上训示:“应以比中共更大的热情和气魄,果断顽强地进行作战及政治工作。”

此后,华北方面军把8月20日定为“掏心战”纪念日,每到这一天就“深刻地反省”一番。

日本国内,也提出了一个“百年战争”的概念。日本众议员微中利一撰文说:“要想消灭中共军,则必须依靠百年战争才能解决。”

坚持从中国并优先从华北调兵南下的东京中央统帅部则只好修改自己的计划。原来抽调35万大军南下的计划在1941年的执行情况是抽调了3个师团。而华北则没动一兵一卒。

1940年,日在华驻军共38个师团,占其师团总数的77. 5%。其中华北9个师团,华中13个师团。

1941年,日在华驻军共35个师团,占其师团总数的68.6%。其中华北9个师团,华中10个师团。

这表明,百团大战后,华北的绝对兵力在编制上没增加(实际上有增加,因把调往华中的6个步兵大队和1个炮兵大队调回了),但相对兵力却增强了。此外,日军还把其最得力的后来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大将调来取代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还有,1941年,华中战场的日军总兵力还少于华北。因为华中10个师团中,有2个师团为大本营直辖部队,只驻在华中,因此,是年华中方面军统辖的只有8个师团。此外,华中共7个独立混成旅团,而华北则有12个独立混成旅团。

上述兵力部署与人事安排最典型地反映了百团大战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巨大冲击和他们的“对华再认识”,即对中国的认识不能只看现政权,即重庆政权,同时应重视并更应重视在人民支持下积极抗战的“共军”。百团大战极大地牵制了侵华日军的兵力,相对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压力。

这种“再认识”增加了八路军及华北人民的困难,但他们付出的牺牲是很有意义的,不但对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而且对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对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一行从华北出发上北京的地点——河北西柏坡,在百团大战时期,曾是晋察冀军区中央纵队的前方指挥所,攻打井陉煤矿的命令就是在这里下达的。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