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辉
去年秋天,刘红找到我,说是湖南有线台成立“新栏目组”,她负责开办一个谈话类的新栏目《头头是道》,请我帮帮忙。
为了办好这一栏目,我们在大华宾馆召开了一个大型的咨询会议,请来自各行各业的各路高手出谋划策。会上,大多学者专家表示了热情的支持和良好的祝愿;但在会后,却透露出一种深切的担忧和悲观的预测。
有前车覆鉴,我们办不办?好在制片人有一种想到就要做到的决心,我们一帮前来“打工”的朋友便有了一种义不容辞、荣辱与共的责任。
开始,我们想选择一些富于辩论性的话题,使谈话具有一种对抗性而有别于中央台的《实话实说》。一位朋友想了一个这样的话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我们想请两位嘉宾说是“越来越多”,而另两位则认为“越来越少”。
然而,我们错了。
我们请来的嘉宾。虽然也有人认为:在讲求经济实惠的今天,可能有些人情冷漠;但在电视屏幕上,他们很难强调“朋友越来越少”。他们考虑的是自己在传播媒体中的“公众形象”!
结果,主持人很难按照策划者的意图把握现场。头一次尝试几近流产。
我们总结了教训,开始寻找新的话题。
经过一段实践,我们认识到:话题大体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带有论战性质的话题。这种话题是大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但它又还不具备定论。这种话题能引起嘉宾的论争,也能激起观众的共鸣。《头头是道》的成功之作是“要不要过‘洋节’?”、“要不要为孩子设计未来?”等。
一种是带有一定情感色彩的话题。这种话题能诱发观众的情感,使谈话具有一种朴实的情趣。“我说我家”、“票友”等节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两类话题的策划有着截然不同的操作方式。论辩型话题的嘉宾选定之后,不宜作过多的磨合。论战的双方如果过早的交锋,可能使对立的观点走向融合。而情感型话题则要策划人、主持人尽可能地掌握嘉宾的情况,从而在现场能充分地发掘节目的内涵而使之打动人心。
话题确定之后,嘉宾就是节目的主体。
《头头是道》邀请的嘉宾大多是来自各行各业普通老百姓,如“我说我家”中的民警和下岗女工,他们都不善言谈,但他们把自己的故事平平淡淡地讲述出来,很能吸引观众。另一种情况如“红绿灯下的绳子”中的交通安全员,他说话有些唐突和木纳。按理,他不适合担任嘉宾,但他是这一话题中的当事人,他的出现既是话题的必需、又给现场一板正经的人们增添了轻松活跃的气氛。
我们习惯把现场的普通客人也称作“观众”,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些到现场作客的观众同样也是谈话活动的参予者,而不是单纯的“观”众。事实上,由于一些现场观众在“观”和“听”的同时,也在作着深入的思考,他们可以“后发制人”,因此,他们的发言往往相当精彩,甚至胜过嘉宾。
在话题的策划编导、嘉宾和现场观众之间进行衔接和编织的人就是主持人。
谈话节目主持人的素质要求,要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电视节目的主持。
他需要有较为广博的文化知识和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
他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驾驭现场的能力。
他还必须具有简结的语言概括能力和敏捷的反应能力。
在《头头是道》中担任主持的几位朋友还是很不错;如冯祺的机趣、苑治平的稳健、刘红的简练,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头头是道》从1996年12月13日首播到今日,还不满周岁。
也许,由于湖南有线电视的覆盖范围的局限,《头头是道》还没有产生轰动效应;也许,由于谈话节目的形式,决定了它的受众面;也许,由于我们的能力,决定了它的质量水平……但有一点,我作为一个外请的参予者,可以对不知内里的朋友们作个说明:《头头是道》是在人手极缺、条件非常艰难的条件下,每周一期制作而成的。尽管它还不是尽善尽美,但它还是在系统内的栏目评议中,也曾多次拿过头奖。
如今,应观众的要求,《头头是道》部分话题汇集成书,它使《头头是道》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扩展和延伸,也使瞬间变成了永恒。它让参加过节目的朋友们温故而加深我们的友谊;它让还不了解电视《头头是道》的读者,通过书籍而成为我们的知音。不管我今后还服不服务于这个栏目,我还是要说一声:欢迎您前来《头头是道》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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