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学生留学现状调查

□首席记者　段芳宇

6月，7月，沈阳被如约而至的夏天包围。

和天气一样燥热的是辗转于各个留学机构的家长和孩子们。出国留学，成了高考前后家长们交流的中心思想。

“出去开开眼界，没多大兴趣。”跟随身后的孩子们态度迥然。

主动也好，被动也罢，他们当中绝大部分将是自费留学。

家长们盘算着留学费用，思虑是否有机会留下，以及展望学有所成回国就业的前景，唯独少有预见于孩子留学期间的自我管理。

没有确切统计，这个夏天辽宁有多少孩子已经打好行囊起程。仅以沈阳一家留学服务机构为例，800人，是该机构6月份一个月接待的咨询人数，“80%会最终成行”。

出国留学的原因各有不同

这个夏天，26岁的杨璇日子过得有点闲，“我辞职了，教小孩子太累。”

这份教孩子英语的活，是杨璇2011年5月留学回沈后辞掉的第二份工，“我学的专业在国内找对口的工作不是很容易。”

“拐、无聊、冷。”杨璇分别用动词、形容词描述了她的留学原因，所选国家及所学专业。

出国前，杨璇考上了地处承德的一所旅游学院，但只读了3个月，“没什么意思，念了3个月就不念了。”

杨璇说她的留学是无心之举，“丹麦一所大学来沈阳面试，我表哥去时问我要不要试一试。我说去呗，就这样去了那个无聊的地方。”

“本来不想出国了，让我哥给拐带走了。”杨璇的留学愿望不是很强烈。

杨璇临行前的心理状态并不轻松，“开始准备东西的时候感觉还好，但晚上睡觉时想自己要走了，特别害怕。虽然有我哥一起，还是觉得去那么远、那么陌生的地方是件特别恐怖的事，有时候晚上还猫被窝哭。”

“走的那天我差点没哭死过去，火车上的人都吓着了，说姑娘这是要去哪啊，哭成这样？”杨璇说她很恋家。

2007年2月，杨璇在表哥的陪同下抵达丹麦小城霍森斯，“我是通过中介走的。”

和众多中国学生出国后的第一步相同，杨璇的留学生活从预科开始，“半年预科后进入了丹麦VIA Univercity college大学。”

“价值链管理”，杨璇所学专业对大多数人来说很冷，“我也后悔了。这是英语授课的两个专业之一，另一个是建筑。我嫌学建筑太累，就选了这个。如果不赶上经济危机的话，这个专业在丹麦本地就业前景挺不错。”

选定专业后，杨璇开始了共7个学期3年半的学习生活，“我所在的城市很无聊，用不了1个小时就能把街逛完。”杨璇眼中，安徒生故乡没有她想象中的浪漫。

“打工主要是赚生活费和出去玩的钱，一学期32000丹麦克朗的学费，打工可赚不出来。”4年来，杨璇通过做清洁工、在眼科诊所做接待员等支撑自己的日常生活，“我的消费水平跟当地人差不太多。我认识几个去得比较早的，不用交学费，自己能打工赚钱，活得相当滋润。我们要交学费，毕竟还是花家里的钱，就没那么嚣张。”

杨璇没有粉饰自己学习有多刻苦，“就没努力学习，只要平时上课听听，考试论文写得好点，就能过。”

出国的兴奋在杨璇身上没有持续多久，随之而来的是紧张、害怕。这种情况在她陆续结交了一些同学后才得到缓解。

丹麦在中国学生的留学选项中谈不上热门，甚至有点偏门的感觉。这反倒让杨璇的交往圈子不那么单一，“学校的中国学生不多，也就没有形成所谓的圈子。我的同学大部分是欧洲学生，也有丹麦本地的，跟他们有时候能在一起玩玩，但不会太深交。”

“我后来闲得没事才去学的丹麦语，应该早点学。如果会丹麦语，就算经济危机工作估计也能找到。”杨璇的心态有点前后不一，“那会儿不想留，因为那地方实在太无聊了。不过回来之后还是觉得待在那边好，生活上比较舒服，学习上不是很忙，自己打工赚点钱，没事还能去周边国家溜达溜达。”

“我身边的中国学生想留下的比较多，但丹麦毕竟不是移民国家，想留下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不想留下的是回去能有更高的发展，不愿意在那进不了主流社会。”留下还是回来，这个问题如同莎士比亚那句著名台词一样，困扰着身处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

边玩边学习中，杨璇顺利地本科毕业，“像我这种不是名校，又学这么冷门的专业，回来工作不好找是肯定的。”杨璇对回国后就业前景有所预判。

2011年5月，杨璇回到了沈阳，她自己的概括是：“一冲动就回来了。”

尽管对就业前景做足了心理准备，一旦具体体现出来，还是让她很郁闷。杨璇回到沈阳后休整了一段时间。同年7月，在同学的介绍下，她到一家公司做经理助理，工作和她所学专业不对口，“我学的和物流比较对口。”

4个月后，杨璇辞掉了第一份工作，“那是个小公司，没什么发展。”随后，她在一所培训学校教孩子英语，做了半年，“落差还是有一些，不过不至于受打击。有些人觉得受打击是因为回来后心太高了。我妈妈对我回来后工作方面期望还是挺高的，但后来也接受现实了。”

单从开眼界的角度，杨璇认为她的留学目的达到了，而对于留学体验她简明扼要，“说不上满意，也说不上失望。”

“我总说我都这岁数了，还跟刚毕业的孩子一起竞争找工作，这个郁闷！我很多同学都工作稳定，也有结婚生子的，我还飘着呢，所以有时候觉得后悔出国。但是想想，人家拼的时候我正玩得滋润，现在也该受受苦了。”有音乐专长的杨璇心态洒脱。

杨璇自评是个坦诚的人，在她有一说一的讲述中，没有渲染留学的光鲜，没有愤懑回国后就业预期与现实的落差，“我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能做什么了，专业也用不上，语言总不说也退步很快。唉！”

摆在眼前的就业现实，还是让这个喜欢竖琴、最终听从家人意见专业学习长笛的女孩子有些许无奈。

回国的落差更多在经济上

2003年1月8日，2010年8月27日，7，这三组数字对金光宇来说，意义非常。

它们是金光宇出国、回国日期及留学年限，“去之前还是个孩子，到那之后接触了韩国最基层社会，某种程度上已经改变了我的人生观。”韩国7年对金光宇影响很大。

如今的金光宇是沈阳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普通合伙人，“用不了多久就能成为高级合伙人。”

“我当时特别特别想出国，就背着父母递了德国、韩国两个国家，下来一个马上走。结果韩国给了签证，德国没下来。如果德国下来，去的一定是德国。”留学韩国不是金光宇的主动选择，而且金光宇进入地处首尔的韩国建国大学后，由于其在国内毕业学校的背景，被告知需要重读本科。

冰冷的现实让金光宇很紧张，“我是紧张用多长时间才能适应这个生活，当时我打算要是3个月达不到简单交流就考虑是不是该回国。”

3个月后金光宇不仅留了下来，还拿到了奖学金。

金光宇在韩国的生活规律而单调，学校—家—公司，“一天睡4个小时，不学跟不上。身边很多中国留学生念到一半就不念了，真正拿到毕业证的不到40%。”

与大多数留学生相比，一年800万韩元（当时合人民币64000元）学费对金光宇来说相对轻松，这缘于他留学期间每年可以拿到50%~80%不等的奖学金。

没了学费压力不等于学习就一帆风顺，“刚开始对教学理解程度非常不好，语言、思维方式都有问题。国内接受的教育完全不适应韩国教育体制，如果转型不成功的话，没法在这里待下去。”

时间推移，学业上的压力是减轻了，其他方面压力开始显现，金光宇概括了三个方面：“工作上、文化冲突上、精神上（长期离家情绪上压抑）。”

金光宇说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留在韩国，“在韩国律师事务所也做过一段时间，但只能做非常简单的翻译工作，或是辅助律师的文员，什么核心内容都不让我接触。工作不只是为了赚工资，还要在工作上有发展并融入社会得到认可，但我发现得不到认可。”

“我是抱着回国的目的到韩国学习的，设想是回国以后做一个涉外律师。但这个设想失败了，因为没有那么多业务平台支持我做这个东西。”金光宇的设想虽然没成功，但他通过了国内司法考试，有了回国做律师必备的硬件条件。

2010年8月27日，已经拿到长期签证的金光宇回到沈阳，“在韩国做得再好他们也不认同你，而且按照他们的规定，也不允许我做律师。”

回到沈阳后，金光宇进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他的身份是助理律师，“回国的落差体现在经济收入上，体现在对国内律师行业不了解上。在韩国做一个中层文员一个月3万人民币，回国后第一个月是800元，30000元和800元有点差得太多了。我都硕士毕业了，博士还在念着，又是留洋回来的，给这么点钱太少了。”金光宇说他当时有点委屈。

在金光宇看来，回国后的适应过程很重要，适应好了拿高薪没问题，毕竟还有个语言优势；适应不好就会造成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海归也好，海待也罢，需要认清回来后做什么、能做什么、能给社会回报什么东西，这是最重要的。”

虽然回到国内刚刚3年，金光宇已经开始规划他的第二次留学，“40岁我要去美国，他们法律研究能力特别超前，我想看看他们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思路。”

出去之后要面对更多选择题

相比于杨璇、金光宇，我接触到的学生大多处于留学进行时，于娜、于晓辉便在其中。

她们同毕业于沈阳一所医学院校的护理专业，毕业后一个选择了新西兰，一个去了澳大利亚。虽然所处国家不同，对于所学的护理专业感受却很一致，“护理专业对语言要求极高，毕业难度太大。”

今年4月，于晓辉进入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所专科学校，“不直接读本科是因为护理学费太贵了。”

“家里经济情况不是特好，学费、生活费得自己打工挣。”学费是于晓辉目前面对的最大压力。

于晓辉申请的学校是两年制，“学校不是很好，我打算通过这段时间来提高英语，最终想读一所护理学校得到学士学位。”

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紧张和兴奋伴随着她留学的初始阶段，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因为英语不太好，也和大部分留学生的走向趋同，“生活适应之后会觉得这边真的不错，想考这边护士证，在澳大利亚当护士。”

“继续读护理可能性不大”，于娜到新西兰后很快面临了一个大问题——专业发展。

今年3月末于娜通过工作签证，自费来到新西兰的奥克兰，一年后转学生签证。由于还没有转学生签证，尚不需要交学费，但用她自己的话说，“刚到一个星期兴奋，兴奋期过后就是压力。花的都是纽币，5倍的汇率，能做的就是尽快找工作，减轻家里的压力。”

找工作倒是没费多少时间，但在专业选项上，新西兰的护理专业可以用苛刻形容，“关键是语言要求太高，很难毕业。毕业后要雅思4个7才能注册，注册不了就算白读。”

“意向学商科，但还没想好具体商科里哪一类”，尽管还在徘徊自己的专业选择，但于娜对自己的留学充满期待，“希望在学业上、自身能力上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留学之后，各种原因放弃原有专业，重新选择其他专业，于娜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辽宁学生留学的两大人群

接触的学生中，留学人群集中在两部分：一是大学毕业去读研，一是高中毕业生或者高中在读出国。还有一小部分是大学校际间合作的2+2模式，2年国内，2年国外。

选择出国的无非以下三种情况：一种学生，成绩不很理想，但思想活跃，喜欢选择富于挑战的事情来完成；另一种学生，成绩很优异，可以通过自己的实力考取国外的一流大学；最后一种学生，家里经济条件优越。

辽宁留学服务公司的焦阳从事留学工作16年，虽然目前他主要从事校际间合作，但对辽宁学生的留学情况有很深了解，“辽宁学生留学热点集中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英语国家。赴日留学人数在逐年减少，而真正想留学的学生对韩国不感兴趣，100个想留学的孩子中，有那么一两个或两三个想去韩国。”

“以前是我们经济条件差，由于地域原因，去日本的学生沈阳地区一年能有2000来人，整个辽宁省大概能有个四五千人。这几年随着整个经济向好，留日就逐年下滑了。”焦阳分析了变化因由。

焦阳说除极少数外，90%留学日本的学生，都要读6到8个月语言学校，然后才能参加当地大学高考，直接申请大学可能性几乎为零。

“因为这个局限性，大部分学生都是拿到语言学校的通知书就在那混了，打个工啊，挣点钱什么的。镀金都谈不上，就是找个出路吧。”焦阳说。

3年至5年，这是接触的有留学意向的学生给出的留学期限，所在国排名前10是大多数学生对自己所读学校的级别要求。

金光宇以过来人的身份提了建议：“切不可好高骛远。”

相对于理科、工科，选择商科的学生比较多，原因是他们觉得相当好读，也容易毕业。而硕士、本科、博士、职业教育，是他们申请学历的排序。

2012年4月，美国高考在沈阳设立了考点，5月，英国高考接踵而至。吸引他们的是，辽宁近2000名放弃国内高考、转而选择出国留学的高中生。

“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对那些适合出国学习的学生，留学是一个机遇；反之，对不适合的学生是一种煎熬。”——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主任白章德的观点。

焦阳说得更为直白：“如果孩子没有一定的语言基础，指着到国外去学语言不现实。这样的孩子不能让他出去；没有主动学习或自立能力的孩子不能让他出去，出去就是祸害钱。”

“很多小孩高二、高三没毕业就来韩国了，自我管理、自我约束非常差。这样的小孩所有费用都是家里给。对学业不上心，对前景没规划，很迷茫的一群小孩！”金光宇眼中的辽宁小留学生。

曾经担任建国大学外国人留学生总会副会长、会长的金光宇，对在韩的中国留学生群体评价不是很高：“困惑和迷茫占很大部分，他们不知道到韩国来学什么，来干什么，也不知道学完之后可以去做什么。大部分想的简单，镀层金然后回国到韩企工作，很不切合实际。”

王凌云拿着枚一元硬币发呆。

就在上一秒，他还在用硬币决定是留在国内上大学，还是出国留学，“数字一面代表出去，花一面代表留下”。

王凌云今年的高考成绩用他自己的话说，“和我预想的一样，只能上个三本。”于是，就有了出去还是留下的纠结。

王的父母力主留学，“儿子能去的学校三本一年学费12000元，三本毕业后就业肯定没有一本、硕士什么的有竞争力，我们虽不是大富之家，供他留学的钱还出得起。”

“回来找不到工作的也不是没有。”王自己不想出去。

这个夏天还没有过去，王凌云与父母的拉锯仍在继续……

（原载于《华商晨报》2012年8月16日）

记者手记

并不是每个人的留学经历都是光鲜的

蜂拥而至的中国留学生中，绝大多数是体制外自费留学生。

很多孩子高二、高三没毕业就出国了，自我管理、自我约束非常差。这样的孩子所有费用都是家里给，对学业不上心，对前景没规划，很是迷茫。

国内升学压力大、对国外教育制度的高预期，都是造成留学低龄化趋势的主要原因。

但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对那些适合出国学习的学生，留学是一个机遇；反之，对不适合的学生是一种煎熬。（段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