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期刊与文学选刊之争

□主任记者　杨东城

争端来得突然，却又似乎酝酿已久。

2012年7月《收获》突然号召“坚持原创，拒绝转载”，引来了业界不小的震动。在曾经的繁华时代，非原创不纳的原创文学期刊和沙里淘金的文学选刊长期以来并肩在中国文坛叱咤，共同赚得盆满钵满。而如今原创文学期刊生存空间急剧缩减之时，《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认为，这个结果和选刊“无异于盗窃的行为”有很大干系。

2012年7月31日，《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终止向各界征求意见，其中相关条款与《收获》杂志之前提出的“坚持原创，拒绝转载”这一号召不谋而合。

作为中国文学界举足轻重的文学期刊，《收获》此举被视为原创杂志向文学选刊的一次“公开宣战”。而作为回应，著名文学选刊《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言辞激烈：“原创杂志说我们侵权那是‘自作多情’，说我们挤占了原创杂志的生存空间，那是个‘伪命题’。”

《收获》在这场中国文坛的尖锐争论中能否真正有所“收获”，广受读者和作者偏爱的选刊能否在论战中获取更为强力的支持，或许，这除了急需法律领域的进一步厘清之外，中国期刊也应该乘势思考。

《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选刊付出的无非是踮一下脚，摘下桃子

《收获》杂志提出的“坚持原创，拒绝转载”这一号召，遭到了著名文学期刊《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的反对。

据《南京日报》报道，王干称：“原创杂志说我们侵权那是‘自作多情’，说我们挤占了原创杂志的生存空间，那是个‘伪命题’。”

就此，华商晨报专访了《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程永新称，我们发表了杨争光一部7万字的中篇小说，我们付给作家税后差不多近3万元的稿费，《小说选刊》付了250元，给我们的编辑买眼药水都不够。这合理吗？这公道吗？选刊付出什么劳动了呢？他们付出的无非是：踮一下脚，摘下桃子。滑稽。

一些选刊的做法，已经严重威胁到原创刊物的生存

记者：对于《收获》“坚持原创，拒绝转载”这一号召，与《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出台的相关条例不谋而合，当初出于什么想法提出这一号召的？

程永新：2000年以前，《著作权法》有维护原创刊物的条款，所发作品享有一年的专用权。后来不知为何没了这一条，它的后果就是导致国内的选刊泛滥，办不下去的文学刊物摇身一变都成选刊了，因为选刊没有门槛，成本低，对读者有一种蒙骗性的误导作用。

我很高兴地看到，《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第二稿做出有利于维护原创刊物的变动，这对维护文学原创生态肯定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就有一些文学前辈提出选刊侵权的问题，而这些年愈演愈烈，一些选刊的做法，已经严重威胁到原创刊物的生存。其实我们这样做，实在是被逼无奈。

记者：各种选刊遍布全国，具体数目想必你更清楚，怎么能杜绝随意转载的行为呢？尤其是数字化和电子化的发展趋势，你是否想过执行过程中的难度？

程永新：如果没有行规，原创刊物不起来维护作家和自己的权益，那么根本就没有办法杜绝随意转载的行为。在我看来，文学期刊理当顺应潮流，学会两条腿走路，数字化和电子化是一条必由之路，那么在这之前，必须要建立一个相对规范的市场，要维护好文学原创的生态环境。

难度肯定是有的，我想这个难度不会亚于食品安全，但没办法呀，只有一点点做起。

记者：《收获》的这一举动也被有些人视为原创杂志向文学选刊的一次“公开宣战”，你认为呢？

程永新：我们无意向谁宣战，我们只是在维护文学的尊严，维护劳动的尊严，维护作家和原创刊物一点点最起码的权益。

我说过，文学选刊是新时期的历史遗产，它为推动文学发展起过好的作用。当年的《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选每一篇作品都会来征得我们同意；作为回报，他们经常举办各种笔会活动，邀请原创刊物的编辑参加度假休闲，因为他们知道，选刊提供给读者的作品里，凝聚了原创刊物编辑的大量劳动和心血。

有的选刊不打招呼不付稿费，这和偷盗有什么区别？

记者：《小说选刊》在选刊中是比较知名的，据《南京日报》报道，其副主编王干公开表示，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在作者手上，“我们只要和作者打招呼并支付稿酬就已经尽了义务了，而且我们转载文章也和原创杂志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差，原创杂志说我们侵权那是‘自作多情’”。对于他的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程永新：原创刊物的编辑，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组到作家或作者的一篇稿子，经过不断讨论、修改、编辑、反复校对等流程（有的甚至还要动笔来帮作者修改），才与读者见面。可以说，一篇好小说的诞生，凝聚了编辑的心血甚至是想象力创造力领悟力在里面，只有一个真正做过负责任的编辑的人，才会理解这一切。

只要和作者打招呼并支付稿酬就已经尽了义务？看看他们是怎样尽义务的：去年，我们发表了杨争光一部7万字的中篇小说，北京的两家选刊同时转载，《北京文学》的编辑还来打招呼，《小说选刊》连选自什么刊物都不标示；我们付给作家税后差不多近3万元的稿费，《北京文学》付给我们400多元的转载费，《小说选刊》付了多少？250元，我开玩笑说，250元给我们的编辑买眼药水都不够。这就是所谓的“尽义务”吗？

选刊却因为低成本而暴利。这合理吗？这公道吗？选刊付出什么劳动了呢？他们付出的无非是：踮一下脚，摘下桃子。滑稽。

记者：王干还有一个观点，选刊挤占了原创杂志的生存空间是“伪命题”，作为圈里人，你是否认同他的说法？

程永新：文学期刊面临的困境是各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保护好文学原创的生态环境。选刊是否挤占了原创刊物的生存空间，只有《收获》这样直接面对市场、完全自负盈亏的杂志才有发言权。

我们做过详细的市场调查，全国各地的批发商都和我们说，要制止刊物发行的下滑，只有抵制不停冒出来的选刊。有家叫《作品与争鸣》的选刊，我们发什么长篇它选什么，就一两个人在操办，不打招呼不付稿费，这和偷盗有什么区别？

《大家》的处境是很多文学杂志的缩影

记者：前不久，云南的文学期刊《大家》因为一号多刊，滥发论文敛财而被停刊。你怎么看《大家》的这个事情？这是个案还是目前期刊界的普遍现象？

程永新：《大家》是一本曾经很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因为经营困难，他们找了些自救的办法。这办法也许不合规定，其实很多杂志都像他们那样干，一号多刊，聊补生存之艰。通过媒体透露的情况过度夸大了《大家》的收益。《大家》的处境是很多文学杂志的缩影，国家要文化单位改制，市场没有那么多的需求，多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学生态环境的恶化，文学期刊受到几方面的挤压。

说白了，这个市场也许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文学期刊，这个社会也许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文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像《大家》这样的刊物会越来越多。我突然想到，《大家》为什么没想到也办一本选刊呢？这样也许既能达到维持生计，又不至于招致骂名。他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记者：你在《收获》工作已经30年，现在执掌这份老牌杂志，见证了文学期刊从黄金时代到如今的平稳乃至市场急剧萎缩，你认为真正对文学杂志生存产生巨大冲击的是哪些方面？

程永新：文学的边缘化是文学期刊衰退萎缩的主要原因，加上多媒体时代的来临和文学原创生态的恶化，造成了文学原创刊物当下的艰难处境。在我看来，多媒体时代来临，文学期刊必须要学会两条腿走路，除了纸媒这一块传统业务，还要开拓数字和电子阅读业务。而要发展新媒体这一块，必须规范文学生态环境。

记者：网络和传媒的发达，让作者有了更多的发表作品的平台，在此影响下，《收获》杂志近几年在编辑理念上有什么变化？

程永新：网络改变了生活。你只要生活在这个时代，就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但传播方式和渠道的变化，不会改变文学的本质。在编辑理念上，我们会更包容更开放，我们一方面会面对市场、顺应时代潮流，另一方面会坚持一种相对恒定的文学价值观。

巴金是《收获》的精神领袖

记者：如今的《收获》是否还在延续巴老的办刊精神？

程永新：我曾经说过，巴金是《收获》的精神领袖。无论谁来办《收获》，巴金永远是这本刊物的灵魂。今年是《收获》创刊55周年，我们把下半年4、5、6三期办成了特刊，来纪念这本杂志的创办人。我到《收获》一晃几十年了，巴金去世也有些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犹在昨日。

记者：那时你常去探望巴老吗？和你们晚辈在一起，巴老是什么状态？

程永新：那时候，我每年随编辑部的同事去给他祝寿，一捧鲜花，一盒蛋糕，和巴金一起吃蛋糕是很愉快的一件事。家人给他围上围兜，他一边吃蛋糕，一边会用乡音浓郁的四川方言冷不丁说出一句什么，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总觉得年事已高的巴金慈祥和蔼，充满了宽厚仁爱。他因病手脚不便，但脑子异常清楚。直到他离开我们前的一段日子里，他的脑子反应都非常敏捷清晰，他不愿意活得痛苦让别人累，所以才会一次次提出安乐死的问题。他的语言简单明确，却异常坚定。比如，在杂志登不登广告的问题上，他会说“你们又不缺钱”；有人批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他找来小说看，读完来了一句“写得非常好，虽说有点‘黄’”。

记者：近两届的茅奖和鲁奖，颇受关注的同时也饱受质疑，以你多年与文学大家打交道的经验，你觉得哪些作家有可能成为大师级的？

程永新：客观地说，这两届的茅奖有了进步，鲁奖我已经很多年不关注了。我说茅奖在进步，指的是它在“还债”。比如，上届茅奖让莫言、毕飞宇包括张炜得了，就是在还债。也许作品不是这些作家最好的，但为了褒奖他们过往的成就，把奖给了他们。在我眼里，可能成为大师的小说家有一批人，他们有：贾平凹、余华、苏童、王安忆、格非、李洱、韩少功、王朔、马原、韩东、迟子建……

《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格局不大，气象太小，同室操戈，不利文学

在各媒体纷纷关注《收获》拒绝转载的这一新闻时，选刊类的期刊少有回应。

在文学选刊中，《小说选刊》是老大哥，在中国文坛和期刊界举足轻重。经过记者的约访，《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首次正面回应，认为这种同室操戈，不利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收获》拒绝转载

我觉得只是一种姿态，并不能保护原创期刊

记者：《收获》杂志提出，要与国内作家和原创文学期刊结成联盟，杜绝未经许可的转载行为（这与《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二稿的相关条款相吻合）。作为选刊中的老大，你对《收获》提出的这个联盟有何看法？

杜卫东：有这样一个联盟？我至今还不知道，恕我孤陋寡闻。我任《小说选刊》主编已经7年，在我的印象中，无论是声名远播的文坛大家还是才华横溢的后起之秀，对《小说选刊》选载他们的作品，都是持欢迎和感谢的态度。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一起作家拒绝《小说选刊》转载的事情发生。而且，我们转载作品有两个程序是必需的：和原创刊物打招呼，和作者打招呼。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二稿规定，我们将严格遵守。但我们也注意到条款中规定的“作者授权”这一先决条件。事实上，著作权在作者手里。尊重作者的意愿，也尊重原创刊物的意见，我们将努力与作者和原创刊物协调好关系，把选刊办得更好。

记者：《收获》提出拒绝转载的出发点之一，是为了保护原创期刊，你觉得是否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杜卫东：我觉得就当前文学期刊的总体状况而言，选刊与原创刊物并无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共同面临着读者减少的危机。比方说，《人民文学》曾经发过100多万册，很多地方甚至要限量订阅，现在不足10万册；《小说选刊》也发行过100多万册，但2006年改版前，也远远低于10万册。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崛起，影视等新兴娱乐方式的出现以及新的生活方式的变化等等。在这样的状态下，文学不可能像1980年那样占据社会的中心位置，文学要获得新的发展，必须寻求新的表达方式，与大众的生活建立有效的连接。这包括两方面：一是在传播方式上，探索文学期刊电子化和数字化的路径；二是在作品的内容上，更加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读者。这样才能以新的方式为新时代的读者所接受，这也是《小说选刊》改版以来一直努力探索并认真践行的。

程永新先生仅把文学期刊印数下降的原因归咎于选刊的存在，在同行之间互相指责，引发这样一场争端，我认为这至少是不够全面的。格局不大，气象太小，这种同室操戈，是不利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的。

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的是：文学的生存空间究竟何以面临今天的困局，我们应该怎样积极地面对？这才是真正理性的、客观的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方式。

发表或转载支付高额稿酬，对于作家是件好事。但是这恐怕只有像《收获》这样有文化专项资金支持的期刊才可以做到。他们一部中篇可以付近3万元的稿费，对于全国绝大多数期刊来说，达到这个标准是不现实的。这并不意味着沉默的大多数期刊中，就没有优秀的作品。《小说选刊》所做的正是这种披沙拣金的工作。远的且不去说，我任《小说选刊》主编7年来，就在边远地区的文学刊物上选发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推出了许多文学新人。因为《小说选刊》这个平台，许多有可能被淹没的作品已经脍炙人口；许多默默无闻的作者已经声名鹊起；这也正是《小说选刊》的意义之所在。

《收获》拒绝转载我觉得只是一种姿态，并不能保护原创期刊。原创期刊与选刊属于不同的生态系统，原创期刊是发表作品，选刊是选优拔萃，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层面。拒绝转载就能保护原创期刊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比如说，《收获》是一本非常厚重的文学名刊，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无可替代，对这一辉煌的文学品牌我们始终心怀敬意。但是就《小说选刊》而言，《收获》的作品转载率近年来在文学名刊中是最低的。去年一年，我们仅选了《收获》的3部作品，今年截至我正在终审的第八期稿件，仅仅选用了《收获》的一部小说。由此说《小说选刊》挤压了《收获》的生存空间，恐怕难以令人信服。

程永新先生的说法是片面的

选刊的编辑和原创期刊的编辑应该得到同样的认可与尊重

记者：《收获》主编程永新认为选刊泛滥，办不下去的文学刊物摇身一变都成选刊了，这些年一些选刊的做法，已经严重威胁到原创刊物的生存。你认为呢？

杜卫东：我真的并不清楚程永新先生所指的办不下去的文学刊物都加入到选刊行列，具体指哪些期刊？现在被读者认同的文学选刊就那么几家，这么大一个国家，有这么几家文学选刊并不为过。事实上，也有更多不同的声音。2009年在《小说选刊》牵头举办的全国文学期刊主编北京峰会上，《山东文学》社长在发言中明确表示，原创文学期刊和选刊相辅相成，共存共荣，有的作者长期默默无闻，一旦作品被选刊选载，再接再厉进步飞快。这样的声音相信您也会有所耳闻。

记者：程主编提到一件事，说杨争光一部7万字的中篇小说，《收获》付给作家税后差不多3万元的稿费，而《小说选刊》只付了250元转载费，他觉得这不合理，不公道。作为《小说选刊》的主编，你怎么解释这件事？

杜卫东：程永新主编说得有误，我们付给《收获》的编辑费是200元，我们付给作者的是2634元。选刊付给作者的稿费是按字数计，千字40元，付给刊物的编辑费按篇计。这个标准是选刊一直沿袭下来的。我任主编时，《小说选刊》的发行量已降至历史最低点。为了《小说选刊》的生存与发展，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用于进一步张扬《小说选刊》的文学主张、策划与实施刊物的改版、进行市场调研、加强市场运作等事务性工作，忽略了稿酬这一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也没有能力提稿酬和编辑费。两个月前，我在重庆机场邂逅了一位文学期刊的主编，闲聊中他也表达了选刊支付的稿费和编辑费应适当提高的意愿，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并为自己的这一工作疏漏深为不安。回京后，立即召开了编辑部会议，就提高稿费和编辑费做了专题研究。从上个月开始，标准都已经提高，付给原创期刊的转载费一篇作品最高达到了1000元。

记者：程主编认为，选刊却因为低成本而暴利。选刊付出的劳动就是：踮一下脚，摘下桃子。你是否认同他的这种说法？

杜卫东：原创文学刊物的编辑和选刊的编辑，从事的工作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选刊是在原创刊物发表作品的基础上选稿，考量的是选家的眼光。我们的编辑每人每月要看30多本刊物，平均每天一本，这还不包括寄给我们的各种民刊、内刊、报纸，以及大量通过各种关系和各种渠道发来的荐稿和自荐稿。为了不断地推出文学新人，我们对编辑有明确的工作要求和检验标准，防止阅读的死角和盲区。如果发现有好作品漏送漏选，编辑必须要负失职之责，我们有明确的奖惩规定。编辑们在发稿的半个月时间里，阅读刊物是夜以继日的，工作非常非常辛苦。我对我们刊物的编辑充满敬意。

在某种意义上，选刊的编辑更需要锐利独到的眼光，杀伐决断的勇气和果断。在全国上百种刊物中披沙拣金，并不像程永新主编所描述的那样“踮一下脚，摘下桃子”。这既要有广阔的视野，也要有前瞻的思路，对文学的前沿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地把握，有较高的审美和艺术眼光。

另外，有两个问题还想借此机会做一说明：一是为了给读者奉献最精美的精神大餐，选刊所选作品每期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在征得作者同意的前提下，又经过了我刊编辑的加工润色和删节，和原创刊物的编辑一样，他们同样需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二是为了确保每期的发稿质量，我刊自2006年改版以来，还实行了一项“养稿”的制度——即主动向成熟的作家约稿，当稿件达到选刊的选用标准后，推荐给原创文学期刊，同时由我们选发。在我们“养”的稿件中，就有鲁奖获奖作品。

所以，程永新先生的说法是片面的。原创文学期刊的编辑确实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劳动，而且一直以来未受到社会应有的认同。为此，我们正努力筹划“全国百家文学期刊伯乐奖”，就是想对原创文学期刊编辑的劳动给予应有的尊重与鼓励。我觉得选刊的编辑和原创期刊的编辑应该得到同样的认可与尊重。

记者：在网络时代，成名靠杂志的时代已远去，在当下，您认为作家与期刊是怎样的关系？

杜卫东：从中国文学的整体来说，网络文学占据了重要部分，但网络文学虽时有精品力作，但大都是类型文学与通俗文学，多以娱乐为目的，真正能代表文学的最高水准的仍然是文学期刊为中心的纸质出版物，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成名靠杂志的时代并没有远去，只是这条道路更加艰难了。

谈到作家与期刊的关系，期刊不只为作家的成长提供了平台，而且成熟的期刊周围也都聚拢了一批作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与期刊是相互依存的。当然对于《小说选刊》来说，面向的是全国的优秀作家，这是一个发现并培养优秀作家的园地，也是一个展示中国文学的高端平台。

《长江文艺》社长兼主编方方：号令天下拒载，并非上佳选择

就期刊之争这个话题，在本报专访的众多人物中，方方的身份是比较特别的，她既是作家又是《长江文艺》社长兼主编，因此，她对于这场争端更具有发言权。

我们支持选刊并欢迎各选刊转载

记者：对于《收获》这一号召，你怎么看？你负责的《长江文艺》杂志是否考虑要加入联盟？

方方：我对此表示理解。如果我在上海做《收获》杂志，可能也会这样。但《长江文艺》不会加入这个联盟。《长江文艺》的态度很明确，我们支持选刊并欢迎各选刊对于发表在《长江文艺》上的优秀作品进行转载。

省市期刊跟上海、北京的刊物处在完全不同的地势，它们可以俯视全国，而我们更多只能在省市地域内。作家的作品如果不通过转载，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读到。所以我觉得号令天下拒载，并非上佳选择，毕竟各刊物有着自己不同的处境。倒是可以商量出一个更合适的方法来。比方征求原刊意见，推迟转载时间以及提高转载费用并支付给原创杂志编辑费等，这样的方式可能更合理也更理性一点。

记者：选刊对于原创刊物的冲击到底有多大？

方方：或许《收获》这类上海、北京的杂志会觉得有冲击，但我们却没觉得冲击到哪里去，更多的感觉是有帮助。因为转载可以扩大作品的影响力和作家的知名度，这样，优秀作家们才愿意给我们这类省市刊物写稿。否则，你辐射面小，又不让转载，发表了没几个人读到，就跟没发表过一样，就算提高了稿费，又有几个好作家愿意给你稿件呢？这些稿件自然都到《收获》等北京、上海的杂志那里。从这点上，他们当然反对转载，而我们当然支持转载。

记者：《收获》主编程永新认为选刊挤占了原创杂志的生存空间，你认为呢？

方方：我觉得这个说法不算准确。因为就我所知的影响力最大的几家选刊像《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以及《中篇小说选刊》等都不是办不下去的杂志改刊的。中国这么大，读者这么多，有几家选刊对大多原创杂志尤其省市作协的杂志并无多大影响。而对于大多作家来说，有选刊方有读者群。当然，《收获》这样做，自有他们的理由和委屈。我觉得可以理解。如果我在《收获》上发表作品，我会与他们的要求同步。

记者：真正对文学杂志生存产生巨大冲击的除了选刊，你认为还有哪些方面？

方方：当然还是杂志办得不好，没有了解读者的阅读心理。同时自然也有社会原因等。看看全国大量读者在读什么样的书就知道了。

对省市作家来说，选刊这个平台真的非常重要

记者：《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选刊挤占了原创杂志的生存空间是“伪命题”，你是否认同他的说法？

方方：我倒也不觉得要用“伪命题”这么难听的话来形容。对于有些杂志，或许有影响。毕竟最初的劳动都是原创杂志做的，而选刊只需要“拷贝”就有大把的发行量，自然有其不公平的一面。所以，我觉得倒是选刊也应该反思，要在如此不公平的背景下做好善后的事情。比方尊重原创杂志，但凡转载都征求意见，同时提高原创杂志的编辑费用和作家稿费。此外，就是延迟转载时间，不要人家原创刚出来，你那里就转载了，至少延后3到6个月再选，这样似乎更合理一点。当原创杂志有了足够的在市场逗留的空间后，你再转，想必他们也不会有太大意见。

记者：从传播广泛性的角度来说，拒绝转载损害了作家的利益，但是选刊的稿酬特别低，这就有了同稿不同酬的问题，对于这二者矛盾，你怎么看？

方方：我们当然是在原创基础上发表作品，同时也希望转载。大多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都是这样走出来的。省市作家不比上海、北京作家，他们可能不屑，但对省市作家来说，选刊这个平台真的非常重要。

原创杂志的稿酬也是这一两年才涨起来的，以前只不过比选刊多几十元而已。大多作家欢迎转载，也有稿酬的因素在里面，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北京文学》社长兼主编杨晓升：暂不会加入拒绝转载的联盟

在全国文学期刊中，《北京文学》既有原创性内容，又有选刊的内容。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文学》社长兼主编杨晓升认为，选刊对原创刊物有一定冲击，但拒绝转载又损害了作家利益，因为作家希望作品能被更广泛传播。

记者：《北京文学》既有原创也有选载，对《收获》提出的“坚持原创，拒绝转载”怎么看？

杨晓升：《收获》维护原创权益的出发点是好的，也合情合理，可以理解。因为相比于选刊，原创投入大但在市场上获益少。就说稿费吧，原创千字少则近百元多则数百元。选刊因为是精选作品，市场上占有优势。

从读者的角度讲，因为刊物众多，个人时间和消费能力有限，当然首先选择购买选刊。所以，选刊对市场的挤压是显而易见的。关键是选刊对原创刊物的回报太少，少的原因也不能怪选刊，而是原有的《著作权法》对转载需要付出的稿费太低。《北京文学》目前暂时不会加入拒绝转载的联盟，因为我们不像《收获》有上级专项的高稿酬资金支持，而高稿酬支持是拒绝转载的坚实基础。

记者：拒绝转载，对于作家的作品传播速度来说是有影响的。

杨晓升：选刊对原创刊物有一定冲击，但拒绝转载又损害了作家利益，因为作家希望作品能被更广泛传播，《收获》如果没有上海市委高稿酬的专项资金支持，也难以与作家达成拒绝转载协议。如此，刊物也难以组织到那么多优秀作品，这反过来又损害了原创杂志自己的利益。

记者：你觉得文学期刊市场的萎缩原因是什么？

杨晓升：中国文学期刊市场萎缩的真正原因是文学刊物太多，而当下的好作品太少，原创文学刊物在政策和法律上又受不到应有保护。比如，原创作品发表后被转载、转播、网络传播、影视改编等，现行《著作权法》没有最大限度地保护原创刊物的权益，这不符合市场规律。原创刊物权益得不到应有保护，市场就当然萎缩。

记者：选刊让文学路子越来越窄，这个说法你赞成吗？

杨晓升：这是片面的看法。选刊的诞生与存在是市场与读者选择的必然，选刊对推出精品力作的推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关键是选刊在获得市场利益的同时，应当对原创刊物和作家有更多回报。原创刊物应当得到应有的利益保护，但这当中的关键是《著作权法》要对原创刊物进行保护。这有待于新《著作权法》的修改与完善。

《十月》副主编顾建平：选刊的眼光趣味影响着作者

关于期刊之争这个话题，记者采访了《十月》杂志副主编顾建平。

记者：《十月》杂志是否要响应《收获》这一号召？

顾建平：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10余家文学原创期刊，曾经有过一个联盟，出于对选刊的不满，相约拒绝所有选刊转载。但不久这个联盟就陷入了困境，一家违约，其他跟着违约，联盟迅速自行解体。《收获》同仁的顾虑可能正在于此。但他们自己已经先行一步，与重点作者签约，支付高稿酬，拒绝转载或延迟转载。据我所知，已有多位作家与《收获》签约。

《十月》编辑部刚刚收到一份传真，长江文艺杂志社旗下新创刊了一份中短篇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希望得到“关照与支持”，交换刊物，并推荐“当月所发的精品佳作”，还明确提到了转载费和转载稿酬。从行文中可以看到，媒体上这次拒绝转载行动对选刊操作方式有着明显的影响。

记者：真正对文学杂志生存产生巨大冲击的除了选刊，还有哪些方面？

顾建平：网络时代，新媒体的出现，对传统纸媒的冲击是巨大的，像《不列颠百科全书》《读者文摘》《新闻周刊》这样的百年老店，都要歇业或者转向电子化，其他纸媒的生存困境可想而知。

记者：文学选刊在文学界处于何种地位？

顾建平：其实选刊的选择眼光，相当程度上是迎合市场，是考虑了非文学因素的，但是选刊号称集文学原创之精华，读者选购了选刊，一般就不再买原刊，原刊上许多有特色的作品，短时间内未必能吸引读者的佳作，就会被忽视。

选刊的眼光、选刊的趣味，影响着读者的眼光和趣味，甚至影响一部分作者的创作取向，影响一些文学评奖。

中国文学的路子越走越窄，文学选刊不是主要原因，但是一个重要因素。

鲍尔吉·原野：在文学界有一种观点：被选载是光荣的

据我了解，很多作家特别希望自己的作品被选刊转载，这是一个成名的途径。在文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被选载是光荣的。你办100本刊物，他办两本选刊就定夺天下了，这确实有种不公平。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读者就只订《小说选刊》了，对于原创期刊的作者和作品有一种忽略的现象。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网络上的转载更厉害，网络和广播是忽略《著作权法》的。我觉得文学选刊的存在，伤害不了《收获》这样的杂志。而且有些省级的文学杂志，全指望选刊才能生存。

比如说签订合约，我觉得很多作家不见得加入这个同盟。很多期刊实行了高稿酬，但很多作家还是希望被选刊转载，这其中绕不过名利二字。

原创期刊到了一个转折的时代了，短篇小说短的有四五千字，长的有上万字，在这个多媒体的时代、微博时代，有多少人能看这个东西。再有的问题是，你拒绝了选刊，读者就转向了原创期刊吗？再者说，一个原创杂志不是一家，《收获》给的多，很多家给的并不多，有些人认为转载是增加了收入。

《美文》杂志的主编说过，中国散文随笔转载率最高的是原野和贾平凹的。我通过各种方法防止被转载，但是根本防不了。我拒绝了，我能得到什么呢？我不拒绝，有一部分还能给我稿酬，前提是我拒绝不了。

原创期刊市场萎缩，和网络有关，和时代有关，和作家作品有关。就小说而言，很多作家还是愿意把稿子给《收获》，《收获》不但不缺稿，而且不缺好稿。

选刊和原创期刊不存在二元对立的问题。比如你在饭店里吃饭，有20桌席，你吃了一桌，剩下的那些人吃饭没吃你这桌的，再说你吃不了20桌席。

刘亮程：作者需要传播面

我们的文学长期以来形成一种惯例，原创类杂志刊登，被几个有名的选刊选载，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奖赏。一般的常规认识，这几个选刊是在杂志中选作品，在作品中选作品、选精品，读者也是这样认可的。

《收获》打破这种惯例，拒绝选刊去选，出发点是什么我不知道，但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我的作品在一个刊物发表后，我希望被转载。一方面是扩大影响力，一方面选刊也是付稿酬的。

原创这个概念，对于读者来说，在哪看到都是原创；对于作者来说，希望作品更多地被转载，让更多的读者看见。一个文学杂志发行非常有限，不能你付一点稿酬就把一个作品埋没到这，这对作者不公平。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杂志为自己着想，作者需要传播面，也需要转载的收入。有一部分读者不订原创期刊，订一本选刊相当于好几本原创期刊，他相信选刊的标准，还有这种阅读依赖。没有选刊，原创期刊的发行量就能增加多少吗？

叶兆言：以所投刊物的法则为准

作家和刊物的关系，作家应该服从刊物，比如说这个刊物拒绝转载，如果你向这个刊物投稿的话，就意味着你支持这个行动，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说，以你所投刊物的法则为准。

作家可以选择，如果你不赞成，你不投给这个刊物就可以了。如果你投稿了，就说明你愿意承担这种所谓的损害。编辑部拒绝转载，有它的道理，有些省级刊物，以转载为重要评价标准。有些刊物根本不在乎转载，可能转载对它的影响很大。其实转载是双赢的事情。

（原载于《华商晨报》2012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