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刘兴伟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集团董事长严琦的提案《关于停止使用“农民工”称谓的建议》引来一阵争议。她认为“农民工”概念模糊，随着农村医疗、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等福利的实施，“农民工”必将成为历史。（2011年3月9日中国网）
在网络搜索引擎上一查便知，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长久以来，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都有停止使用农民工称谓的呼声，甚至在以往的“两会”上也不乏类似的提议。今年再度提起，依旧引来不少争议。赞成者的理由与这位委员类似，反对者的理由一般都是说，“只改变一个称呼并不能改变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其实，改变称谓的意义与改变生存状态，既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因果关系，他们根本就是两个层面的事情。改变称谓更应侧重于文化上的认同，古语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称谓是一个人社会地位和文化上受尊重程度的体现，如果被称呼者对自己的称谓都感到不舒服，或者有被冒犯的感觉，还谈何改变生存状态呢？
社会上一直以来的呼声，包括这届两会上政协委员的再度提议，是一种很可贵的文化关怀。其实，“农民工”这个称谓也是一种生存状态，农民工对这个称谓的接受程度，正反映了这个群体在现实中面对的种种处境。
这位政协委员进行了一些调查，在调查的100家餐饮企业近1000名80后、90后进城务工人员中，80%明确表示不愿听到“农民工”这个词语。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歧视，同时很容易让他们产生反感情绪。这样的反馈是值得深思的，如今的农民工群体发生了很大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达到了上亿人，但他们却仍然无法丢掉“农民工”的身份标签，这说明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生存状态的改变还很遥远。
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受教育时间长、未婚比例高等区别于传统农民工群体的特点，而他们面对的问题诸如收入偏低、保障水平低、稳定性差等，都属于整体性问题。这些新的特征，使新生代农民工比传统的农民工在情感上更加趋向于市民阶层，但现实情况却是他们始终无法真正接近市民阶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称谓的更改才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出来。
其实，改变这种心理与现实的冲突，既需要文化关怀，也需要对他们的处境做出彻底的改变。如果能够像对待市民一样，对这个群体一视同仁地给予权益保障，不仅更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预期，也是社会观念的重要转变。
（原载于《华商晨报》2011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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