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革命,执行湖南武装起义计划

党的五大闭幕以后,武汉国民政府所管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由于反动势力的包围和封锁,商业停滞、工厂企业纷纷倒闭,生活必需品极度缺乏,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财政亏空严重,工人、店员大量失业,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乘机捣乱。在蒋介石的收买和拉拢下,反动军官乘机叛变。汪精卫等人攻击和破坏工人运动的言论越来越多。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17日,率部进逼到武昌附近的纸坊,5月21日,由原军阀部队收编而来的国民军第35军第2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长沙城内一片白色恐怖。6月6日,江西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以“礼送出境”为名,把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逼出江西,并开始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革命的局势越来越危急。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等人一筹莫展,但仍把希望寄托在北伐军同冯玉祥的会师上,对自己的力量毫无信心,一味害怕刺激汪精卫、唐生智等人,继续执行退让政策。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使汪、唐等人找不到分裂的借口。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坚决主张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以革命武装平定反革命叛乱,以严厉措施镇压反革命,同时制定武装起义计划,以备万一。

早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毛泽东等39名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和候补执监委,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指出:“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是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堕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各国民革命军深此厚辱。”^[33]并决定开除其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

夏斗寅叛变一起,潜伏在武汉的反革命分子乘机造谣破坏,武汉三镇人心恐慌。国民政府的一些官员和左派领袖“皆吓得面无人色,魂飞天外。”一些资本家纷纷搬进租界。在此危难之际,蔡和森提议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兜剿夏斗寅,同时发动一切工农群众起来作殊死的战斗,乘机扩大工农武装,开赴前线助战。毛泽东果断地将武昌城内一支武装力量——农讲所学员400余人枪输送出去,编入中央独立第二团第三营,配合叶挺部队,平定了夏斗寅部的叛乱。

马日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在国共合作尚未最后公开破裂的条件下,开始主张“采取避免冲突,静候政府解决“的办法,但当他看到国民党中央汪精卫等人,对许克祥的暴行采取姑息纵容默许的态度,转而主张通电声讨、武装反击,消灭叛军。6月3日,以全国农协的名义发出了声讨通电。指出:“许克祥不守党部政府法令,擅用武力、横施摧残、解散党部,实行政变,显系目无政府,扰乱北伐后方,破坏总理工农政策,响应蒋、夏诸逆,欲由湖南发动,推翻武汉革命根据地……近更愈演愈烈派兵袭击湘潭、常德等处,对工农屠杀,是许克祥不仅为三湘工农之凶手,更已成全体武装同志之罪人,全国民众之公敌。敝会为防止反动势焰之高涨,保护国民革命之胜利之计,谨率全国一千万有组织之民众,恳清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明令讨伐,肃清乱源。除此元凶,以救党国。”^[34]

6月7日,全国农民协会又一次发出重要训令,指出:“许克祥借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称兵谋变,已属罪不容诛。”^[35]6月13 日,毛泽东等5人署名的全国农协常务委员会,发出《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之训令》,强烈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惩办许克祥,仇鳌、彭国钧、肖翼鲲,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清党委员会等反动机关”。“并令湖南省政府唐主席从速镇压湖南之反革命派。”同时要求“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并严惩屠杀民众之反动派。”^[36]6月18日,毛泽东等5人署名的全国农协常务委员会,发出《呈请国民政府保护农工组织》电,再次要求国民政府火速明令讨伐许克祥,以革命武装消灭长沙叛军,同时号召各地工农群众武装保卫革命。

可是,在此危急时刻,党中央对夏、许等人的叛变只当作一件临时的事变来应付,其全副精力依然集中在同所谓左派的关系问题上,而不是集中在依靠自己的力量镇压反革命上。5月31日,北伐军占领郑州。6月10日至12日,武汉国民政府的首领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了两天会议,决定将河南和西北的军政大权全部交给冯玉祥独揽,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全部回师武汉,这时冯玉祥的反共态度已很明显,提出停止南京和武汉之间的对立。6月20日,他到徐州同蒋介石举行会议,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随后,他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要求将鲍罗廷解职回国,并将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共产党员和大批政治工作人员解职。公开号召武汉和南京“共同北伐”。事情十分明确,所谓“共同北伐”就是共同清党反共。这样,武汉汪精卫集困加快了反共的步伐。

面对江河日下的革命危局,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蔡和森尖锐地提出:“我们中央政治局从今日起,必须具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再也不要说甚么让步,什么取缔工农过火这类的话了,今后我们的任务再也不要退让,而只是进攻,我们应首先向反动的国民党中央发动总攻击,我们要把民众动员起来攻击他,我们要在机关报上动员攻击他,同时我们准备一进攻的政纲,待汪精卫等由郑州回来与他们正式公开谈判,揭破他们的假面具。”^[37]“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现在我们必须坚决的自觉的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38]进而提出湖南、湖北决议案,即两湖武装起义计划,并经中央常委讨论通过。

关于湖南武装起义计划的主要内容:①坚决的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以自己的势力来解决许克祥,向长沙取围攻封锁之势;②绝对的不要相信和依赖国民政府合法的解决,他是故意纵容许克祥的,即使有所谓合法解决之日,他不过是用法律手段来代替许克祥的暴烈手段,即合法的来取消农民运动;③自动的没收土地,农民势力到那处即将那处的敌人杀尽,土地没收,并建立乡村政权,实行赤色恐怖;④在此反许争斗中,应发展农军至五万以上;⑤在最短期间应发展国民党群众至卅万以上,准备推翻现在代表土豪绅劣的国民党中央。

此时党中央之所以有点“进攻”的新空气,一方面是因为革命失败的危机千钧一发,党内坚持正确主张的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等同志,对中央执行的右倾退让政策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发来电报,严厉“责斥中央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责斥平山就职演说之迥避土地革命,警告中央改变态度,否则将在国际机关报上公开批评,同时指令迅速反攻并解决许克祥。”^[39]湖南武装起义计划完全与共产国际的电报内容一致。于是决定组织湖南特别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专门指挥湖南武装起义的领导机关。中央常委还指示,在湖南、湖北国民党内做工作的我党同志,开始公开宣传和揭露国民党中央的反动行径,同时派大批军事同志去湖南发展农民运动,准备推翻许克祥。在这些同志去湖南时,中央常委还出席讲了话,说明要准备对付整个唐生智反动的到来。中央政策的转机鼓舞了党内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

根据中央上述精神,毛泽东在武汉积极做团结国民党左派的工作,公开进行反对汪精卫及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宣传,揭露他们的反动面目。同时请求中央派自己回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执行湖南武装起义计划。当时革命处于紧急关头,“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或者到上海和其他较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40]6月下旬,毛泽东冒着生命危险回到长沙,离武汉时,嘱附罗章龙多找一些有作战经验的军事干部一道来湖南。与此同时,马日事变后逃到武汉的大批湘省农工会干部亦随毛泽东陆续回湘,参加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回湘后,首先根据中央指示组成了以他为核心的19人新省委,结束了马日事变以来湖南党组织的软弱痪散状态。然后深入长沙、湘潭、衡山、浏阳等地调查,了解工农情况,工农武装情况,着手恢复党、工会、农协组织,并将党、工会、农协工作转入地下,接着同省委其他同志一道制定了《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的计划》,为贯彻实施中央关于湖南武装起义要求作了具体部署,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揭露了唐生智回湘后的假面具和反动本质。毛泽东指出:“唐生智回湘对仇鳌、张敬兮的处罚,表面上好象是将要改正马日事变,实际他的反革命性质与何许一样,其手段更为巧妙而毒辣。”^[41]具体表现在:他明令取消全省工农团体,停办中等以上公、私立学校,在长沙逮捕共产党人数十名,内有五人已被杀害。他制造和把持的省党部和政府进一步向革命民众进攻,居然连马日事变后张翼鹏政府明令实行的“二·五”减租也提议缓行,一切工农等被压迫民众几年来奋斗所获得的自由和经济解放,完全被唐生智剥夺殆尽。他的反革命行为,在湖南军阀政治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唐生智还电请武汉国民党中央,“说毛泽东已回湘,可否作反革命处理。”^[42]丧心病狂地危害毛泽东。这种揭露不仅破除了湖南人民对唐生智的幻想,而且为武装起义进行了舆论准备。

第二,号召和积聚一切革命力量共同起来推翻唐生智在湖南的反动统治。由于唐生智的横暴压迫,湖南工农学生群众的革命情绪不仅没有低落,仍然奋发高涨。工人运动过去在湖南因为奋斗历史较长,已有相当的基础,马日事变的摧残是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农民运动虽遭受很大的打击,但在马日事变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农民群众的革命要求更加迫切。毛泽东认为,此时湖南的党部,必须下最大的决心,运用正确的策略,在唐生智统治未稳定以前,要聚集准备好自己的力量。为此,“在城市上的一切政治斗争必须注意领导小商人、学生在一块,在乡下则要拉住小地主、手工业者,一切民众的宣传和组织,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统治为目的。”^[43]

第三,保存和发展工农武装,是实施湖南武装起义的中心环节。马日事变以来,湖南的工农武装已不能公开存在,毛泽东认为,“要设法在下面三个形式之下保存武装;第一编成合法的换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分散埋于土中。”^[44]同时要用种种方法夺取溃军、团防的枪枝以武装自己,并秘密从事武装训练,或者设法打入团防局,有组织的投入军队,要利用各派军阀的冲突做分化工作,特别要用种种方法破坏唐生智的军队。要有计划地从事红枪会运动,利用他们“劫富济贫”的口号,向他们输入土地革命的口号,用通俗的革命学说、革命纪律教育他们,向他们输入“反帝”、“反军阀”、“反唐拥农”的口号,使他们真正走上革命的轨道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

第四,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和建设,是实施湖南武装起义的组织保证。毛泽东认为:“党的组织在湖南确有相当的基础,但亦有不少的弱点,如在乡村中没有深入群众,除少数工厂和工会学校外,支部和党团不起作用,因此党的政策不能达到群众。又如许多斗争,多半只是少数领袖个人的活动,而不是党的有组织的领导,一旦反动势力一来,领袖不能存在,群众也就随着溃散。”因此,要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如果组织不键全,虽有好的政治上的指导,是不能达到群众中去的。湖南的党和全体党员应有坚决的精神从事党的组织上的改正和建设。”^[45]使湖南武装起义有坚强的组织保证。

正当中共湖南省委根据毛泽东制定的《目前工作计划》,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长沙、醴陵、湘潭、湘湘、宁乡等二十几个重要县份进行具体部署时,陈独秀急电毛泽东,命令他立刻回武汉,并指责他“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掌兵权的唐生智,”要他“对那里发生的一切事情负责。”^[46]湖南武装起义计划被取消,这是陈独秀妥协退让政策的又一次大暴露。究其原因,正如蔡和森所分析的,“因为退让已成为习惯,对于国民党和新军阀已养成一种驯顺的心理,现在忽然有违反此心理与习惯的决定,所以莫不大惊大怪起来,这是证明机会主义入人之深。”^[47]它说明党中央已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不能自拔。具体来说,第一,对汪精卫、唐生智抱有不切实际的最后幻想。“相信唐生智回湖南或者有几分诚意解除许克祥,”“想极力拉拢汪精卫来挽回一般的危局。”“以为汪精卫还是左派唯一的首领,唐生智还需国民党这块招牌,”“所以拉住汪精卫还是一切政治问题的中心。”既然“中心”问题在这里,湖南武装起义就是无关重要的了。所以计划通过后,中央常委又开会数次,共产国际代表将起义计划改了又改,同时所决定之款项迁延不发,而我们已派去大批军事同志前往,急需款项,后来又认为我们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起义已不可能,对于前次所决定之款完全翻脸,于是起义被取消。第二,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毫无信心。湖南武装起义计划开始实施后,陈独秀闻之,大发雷霆,认为这一手来不得;老鲍闻之,气得要死;彭述之闻之,到处宣传中央“荒唐”;谭平山闻之,认为这是“幼稚”,“发狂”,都认为我们没有准备,没有力量,是全无准备的冒险进攻。对自已的力量毫无信心。“其实湖南五百万农民组织虽受打击,并未冷却火气、两湖工农势力纵不雄大,也不致于一个反抗的进攻都不能做。”^[48]因此,以无准备为借口取消湖南武装起义,就成了一剂断送起义的送命汤。此时,蔡和森虽一度坚持,但由于多数反对,起义计划终被取消,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危在旦夕。

毛泽东遵照陈独秀的命令于7月初由长沙回到武汉。此时的形势是:武汉国民党中央汪精卫等人已公开走向反动,只是没有找到适合的借口同我们决裂。汪精卫等人公开的袒护许克祥、朱培德,说许是代表全社会反对农民运动过火的,说朱驱逐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分子的办法是完全正确的,冯玉祥仿行朱培德的办法是明智的,并公开声称朱、冯之举是先得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同意的。汪精卫等对各处被逐来武汉之左派分子公开表示:共产党的问题将在7月15日中央会议正式解决。唐生智回湘后公开反共,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其部下将领叶琪、周烂回湘举行十路清乡,何健公开宣称不分共不能东征,不愿为共产党东征,要求共产党员立即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解散一切工农会、纠察队、童子团及妇女团体,35军移驻汉口,气势凶凶,杀气腾腾,准务开刀。紧接着汪精卫、唐生智等下“逐客令”,他把“谭平山请去,要他与苏兆徵同志立即上辞呈,退出国民政府,唐生智则提出优待的办法,送谭部长、苏部长出洋考察。”^[49]

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千钧一发,这时我们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武装反抗,提出一进攻的政纲与所谓左派公开谈判,谈判不成,即公开揭露他们背叛革命的罪行,将其政府与中央推翻,取而代之。另一条出路则是完全投降,抛弃三大政策,停止工农运动,交出武装,任它宰割屠杀。二者必居其一,再没有别的余地。可是,这时的党中央选择了一条完全投降主义的道路。这集中表现在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国共关系十一条决议中。这个决议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员参加政府“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为因避免政局之纠纷或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店员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过店东的经济能力以上。工会不得干涉店东的用人权,管理权,更不能侮辱店东,”^[50]等等。很显然,这是一条自动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取消工农运动,交出武装,领导全党去向国民党投降的道路。

在这危亡的关键时刻,党内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主张走第一条道路。此时,蔡和森正在毛泽东家里养病,他们俩每天都接待不少从湖南各地逃亡来汉的同志及农民,这些同志强烈不满意中央及湖南领导人的右倾投降主义,说不是许克祥杀他们,而是中央某些人杀他们。毛泽东等进一步看到右倾退让政策的破产,整个危局已无法挽回。曾致信给中央常委说,汪精卫,唐生智的反共态度“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候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斧底。”同时建议”中央及军部应立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51]毛泽东在汉口租界一家旅馆,接见从慈利来汉的袁任远等同志说:“大家要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52] 7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毛泽东、李维汉、邓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恩来、彭述之、张国焘等。会议在讨论湖南问题时,毛泽东曾有多次发言。当陈独秀提出中央农民部派人去改组农协时,毛泽东认为“派一左派同志为好。”在讨论工农武装的出路时,陈独秀提出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已经叛变革命或即将叛变革命的“各军招兵问题”,我们可以不客气的多将群众送给他们。毛泽东针对陈独秀的这一错误主张,指出:这可不行。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为此,毛泽东还主张开办军事训练班。蔡和森在这次会议上也提出了“农民自卫军上山”和“迅速发展乡村中党的组织”的主张。^[53]这是一条坚决主张武装反抗,以进攻的姿态与国民党决裂,以群众的势力没收土地,保存和发展工农武装,推翻国民党假左派及其政府的正确道路。但是,由于陈独秀以家长作风,顽固坚持其错误主张,拒绝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等人的正确批评和意见,终不能改变中央的错误方针,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已无法挽回。

七月上旬,汪精卫等假左派的叛变计划早已确定,只是考虑用什么借口来分共对他们比较合适的问题了。他们盘算着:如果公开抛弃三大政策,赶走共产党、这太露骨和愚蠢了。如果认为民众运动“过火”而分共,就更加容易揭破自己的假面具。为此,汪精卫曾拟行一苦肉计,于7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前赴九江,名为与朱培德会商东征,实际让唐生智、何健在武汉发难开刀,自己就可以避免分共和破坏三大政策之恶名。这个臭名昭著的政客又说把唐、何推入泥坑不够朋友,更何况今后还需依靠唐生智的军事力量。这个难题使他们不得不暂时有所犹疑,正在这时,早已中了“汪毒”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把共产国际来电要中共没收土地,武装五万共产党员、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革命法庭严惩一切反革命等重要内容告诉了汪精卫。汪精卫知道了这个电报内容之后,如获至宝,这可解决了他们背叛革命的难题。于是汪精卫跑到唐生智及其部下将领那里,放肆攻击说,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马上要解决国民党及其一切军队,实行共产革命。借口终于找到了。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公开宣布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然而,这种失败却成了中国革命继续前进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