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在瞿秋白的主持下,8月9日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苏兆征、瞿秋白、李维汉、罗亦农、王荷波、张太雷、毛泽东、蔡和森、彭公达、任弼时,顾顺章及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人。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委。然后,常委和其他同志进行了分工。这次会议除讨论对各地工作大略安排外,还讨论了北方和南方的工作问题,其中主要是讨论了湖南的秋收起义问题。并作了关于湖南工作的决议。决议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改组湖南省委。8月9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说:“湘省委组织没有工农分子参加,中央认为应当改组,兹决定改组的办法如下:1.由泽东、公达负责与湘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央;2.新省委以九人组织之,九人不限定都在长沙,九人中至少要有三个工农分子、三个工农运动负责同志;3.中央指定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68]这个决定是党中央为贯彻八七会议的新路线,使其能够在湖南落实而采取的组织措施。其中虽然有过分强调领导机关工农成份的缺点,但它是针对当时湖南省委存在的问题出发的。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及党中央认为,湖南省委有两个错误:“(一)国际对中国党过去机会主义的批评没有勇敢的接受,辩护中国党错误虽然有,但国际也要负一部分责任。(二)对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书记易同志曾不主张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只主张没收大地主的,甚至还只是政治的没收。”“新的中央政治局认为以上两个主张,根本与中央的政策相冲突。”[69]国际代表甚至在会上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的。”[70]毛泽东在会议上解释说:“湖南省委做了许多工作,你们是在此说风凉话,他们是在前线作斗争。”[71]但是,“现在的省委是在事变后收拾残局的,成立不到两个月,它在恢复湖南组织上是建立了一点功劳的。以后省委应增加工农同志的指导是很对的,以前党内群众对党的负责人是不满的,”[72]毛泽东是赞成改组湖南省委的。今天看来,易礼容坚持的第一个观点是对的。但在当时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看法是不容许的。至于第二个问题,易礼容确实存,在有材料为证,这显然是一种右倾错误的表现,它同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新任务是不相容的。为了保证新路线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改组湖南省委是正确的。
第二,讨论湖南秋收起义问题。当时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的巡视员马也尔向中央写来一报告,主张“由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兵力,尾随南昌起义部队开往广东,”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中央认为这是“看轻湘省暴动,不免本末倒置”[73]因而是错误的。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要在湖南形成一个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个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即使武装起义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该上山。”[74]这时,中共中央修改了原来关于湘、鄂、粤、赣四省的秋收暴动是对南昌起义“响应”的意图,立足于湖南暴动,使秋收起义取得了独立发展的地位。8月9 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说:“如果把四省暴动当作响应南昌暴动的军事力量,那便是本末倒置”。从此,中央对于秋收起义的战略有了两个中心:一是广东,二是湖南。其具体部署是:“令叶挺、贺龙两部和广东农民联合,夺取广东;两湖农民在秋收时普遍暴动。……先取得两湖中心的武长铁路,取得岳洲长沙,断绝两湖关系,动摇湖南政权,完成湖南暴动,再联广东取湖北。”[75]并命毛泽东、彭公达速回湖南,改组省委,制定湖南秋收起义计划。而恰在这时湘南的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集中在汝城的农军突遭敌人包围,力量受损。又由于许克祥对唐生智的叛变,唐军开往湘南抵许,使湘南与长沙事实上已经隔绝,因此决定另组织一个湘南指导委员会指挥湘南暴动,毛泽东不再去湘南,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湖南。足见中共中央八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对湖南的秋收起义是十分重视的。
在会议进行中,瞿秋白提议毛泽东去上海党中央工作。毛泽东再次表示:“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决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76]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立即回湘组织和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临时中央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后,彭公达于8月11日回到湖南,毛泽东于8月12日离汉回长沙,他俩在武汉约定15日召集省委会议,改组湖南省委。毛泽东于8月12日回到长沙后,即去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地区走村串户,深入贫苦农民农中,了解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同时还召开了各类有关人员参加的调查座谈会。根据当年参加过调查座谈会的钟庆生老人回忆,他曾同其他六人(其中包括农民四人、蔑匠一人、小学教师一人)一起在杨开慧家里开座谈会。在会上,毛泽东问他们:今年收成好不?本地自耕农、半自耕农、雇农各占多少?座谈会结束时,那位小学教师还问:“毛君今后行踪,作何打算?”毛泽东说:“准备走遍五湖四海,建立数万精兵”[77]另外,毛泽东在长沙还向湘潭韶山五位来省的农民作过调查。通过调查,毛泽东切身感到湖南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
这里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八七会议(包括临时中央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回到长沙直至8月18日以前他的行踪问题。党史学界在八十年代中期对此有过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到平江修水组织秋收起义队伍去了,一种意见认为是到板仓地区搞土地问题调查。对于这个问题,我和张检明同志发表过《关于八七会议后毛泽东的行踪问题》一文,刊登在《毛泽东思想研究》1987年第二期。以历史文献资料,毛泽东土地问题思想的发展,秋收起义中借用军事力量的情况,参加过秋收起义一些重要的当事人的报告与回忆以及当时的交通条件和时间的紧迫不允许等根据,论证了毛泽东在这段短暂的几天里不可能去平江、修水,而只能是到板仓地区搞土地问题调查,目前党史学界普遍赞成这种看法,这里不再作详细论述了。
由于毛泽东到板仓地区搞土地问题调查去了,彭公达同他原约的15日召集改组省委会议不能如期举行。于是“会议的时期改为十六日,到了十六日,到会的人都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当天本想停止开会,候泽东到再开,因为时局紧张,召集一次会十分困难,到会的人均主张即日开会。改选的结果报告毛泽东,征求他同意之后,再报告中央。”[78]彭公达于8月16日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新精神,通过讨论,改组了省委。新的省委成员有毛泽东、彭公达、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毛复宣等九人,彭公达为书记。
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北门外喜鹊桥的沈家大屋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了新的省委常委,并讨论了秋收暴动计划、土地、政权等问题。毛泽东已由板仓回到了长沙,同意彭公达16日改组省委后选出的新省委委员名单,并将其报告中央,并参加了会议的讨论。
会议首先讨论了湖南秋收暴动计划,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和要求,发动全省农民起来暴动,“暴动区域划分为:(一)湘中以长沙为中心,(二)湘南以衡阳为中心,(三)湘西以常德为中心,(四)在西南之间的要冲是宝庆,宝庆也是中心地点。”[79]即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地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大多数省委成员都赞成这一计划。湖南省委准备写信报告中共中央。但是,毛泽东坚持从湖南的实际出发,对全省普遍同时暴动,夺取整个湖南这一点不同意,认为做不到,坚决要求制定缩小暴动区域的起义计划。
8月19日,湖南省委继续开会讨论秋收起义计划问题,并将讨论结果报告中央。8月20日省委又开会讨论秋收起义的革命性质和政权问题,打什么旗帜的问题,土地纲领问题。并将讨论结果于当日写信报告中央。但是,直到8月22日中共中央都未收到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计划和纲领。于是,中央在22日给湖南省委写了一封关于暴动问题的指示信。信中首先说:“子任、公达回湘后未得见只字报告,不知暴动工作准备到如何程度?是否可以即时发动,甚以为念。”[80]然后传达中央决定:“1.全省暴动应于月底以前开始。2.平、浏、岳一带设立特委于平江,直接为鄂南联络一致动作。3.暴动中尽可能利用反唐军军事势力以打击唐,但这绝不是说可以因这种利用而动摇我们的根本原则。4.省委每三日送一报告到中央,以便随时指导。并在可能范围内计划湘鄂动作之互相响应。”[81]中央的四条决定仍是维持原来湖南全省普遍暴动的观点。
8月23日,中共中央同时收到了湖南省委19日和20日发出的两封信。中央常委立即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湖南暴动中的问题,并立即向湖南省委复函。中央在复函中仍坚持那个不符合湖南实际情况的全省普遍暴动计划。除决定原来的湘中、湘南、湘西、湘西南四个点不能变以外,还特别强调“整个的湖南暴动要能与湖北相呼应,尤其是湘北、鄂南应发生直接的联络”[82]
湖南省委在收到中央23日“复函”后不久又收到《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该“决议案”要求:“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九月十号”,两湖应各有其中心区域,应各创成一种独立暴动的局面以发展暴动,但总的政治目标口号与行动一致。”“决议案”还特别指示:“长沙、武汉两湖省委应有一特别的暴动计划。”等等。湖南省委根据23日中央的复函及《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的精神,特别是两湖农民暴动的时间要求,采取了积极捕捉时机的态度,一方面派杨福涛等人赴长沙周围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武装,一方面设法联络党所掌握与影响下的正规武装力量。8月底,省委接到中共安源市委关于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力量情况的报告后,当即于8月30日又召开了一次省委扩大会议和省委常委会议。到会人员有毛泽东,彭公达、罗章龙、谢觉哉、易礼容、夏明翰、蔡以忱、陈新宪等十余人。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重新讨论和确定湖南的秋收起义计划。会上,毛泽东仍坚持18日省委会上讨论的观点,坚决不同意中央那个不符合湖南实际的计划,主张执行缩小起义范围的原计划,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易礼容、夏明翰等多数同志的支持。最后除彭公达一人仍“主张湖南全省暴动”以外,其他同志都“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周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83]省委在给中央的信中还进一步作了解释,“没有把衡阳作第二个暴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怕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84]至此,比较符合当时湖南实际的缩小范围的湖南秋收起义计划算是最后确定下来了,这是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结果。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将制定的上述秋收起义计划立即书面报告中共中央。省委常委同时还决定派省委书记彭公达亲自到中央口头“报告计划。”决定毛泽东到浏、平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何资深去岳州,指挥湘北工作,与鄂南指挥委员接商鄂南与岳州间的农民暴动工作。同时决定党、团组织、工会、农会联合组织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吴化之为秘书长。
这次会议以后,省委各负责同志即分别立即行动。毛泽东于8月30日当晚由毛泽民等护送,即动身去安源。途经株州时听取了湘谭东二区党支部负责人陈永清、朱少连的情况汇报。毛泽东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及省委准备组织秋收暴动的决定,布置了株州暴动事宜。然后再去安源。彭公达于9月1日到了武汉,向中央报告8月30日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的湖南秋收起义计划,听取中央的指示及等候中央的批准。何资深立即到了岳州,组织和主持湘北暴动工作。至此湖南的秋收起义计划已进入了贯彻实施阶段。
湖南省委秋收起义计划报告送到中共中央以后,中央立即召开了讨论湖南秋收暴动问题的特别会议,审查湖南秋收起义计划。审查结果,又否定了湖南省委8月30日制定的起义计划。中共中央于9月5日写信给湖南省委,仍坚持要湖南省委实行全省暴动的计划,批评湖南省委抛弃了湘南暴动计划,同时还批评湖南省委所谓忽视了农民暴动的准备而偏重于军事,对湖南的秋收起义作出了三点决议:“一、认为湖南省委在最近紧急斗争的时期失掉了许多在农民中发展暴动的机会;二、省委立即坚决的遵照中央计划实行,把暴动的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丝毫不许犹疑;三、关于军事的调动另行决定。”同时还批评湖南省委在“政权、国民党和没收土地诸问题”的政策上也是错误的。并“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议决,丝毫不许犹豫,”[85]总之,正如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谈话中所说的:“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批准。”[86]省委书记彭公达9月5日从武汉回到长沙,立即召集省委常委会议再次讨论湖南秋收起义问题时,毛泽东和安源市委从安源分别写给省委的信,也于9月5日到达省委,“约定十一日安源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并提出“长沙暴动要与前方的军队”配合行动,否则长沙的起义不可发动。在这种情况下,湖南省委决定于9月8日发布“夺取长沙的命令,”“九日开始破坏铁路,十一日各县暴动,十五日长沙暴动”。命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87]
毛泽东从株州到达安源后,在张家湾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召开了军事会议,听取了安源市委和潘心源关于军队情况的报告,正式组建了工农革命军。会议决定起义部队分三路,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出发,向长沙进攻,在长沙城内工人的接应下夺取长沙,除将部署报告省委外,还将起义部署通知了在铜鼓的苏先俊,并由苏先俊转告修水的余洒度,要他们积极作好起义准备。
毛泽东在安源组建、安排、部署就绪后,同潘心源、刘建中等赶往铜鼓,途经浏阳县张家坊时被当地地主团防队扣留,在被押送去团防局总部的路上,机智脱险。1936年他在同斯诺谈话回忆这一惊险的情景时说:“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煤矿工人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与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到那里等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终于脱险,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于9月10日到达铜鼓,随即秋收起义开始。
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有: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以下简称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浏阳工农义勇队,湖北崇阳、通城的农军,江西萍乡、莲花及安福的工农武装,湖南衡山、醴陵的农民自卫军。
上述武装力量共计6000余人,是秋收起义的主要力量。随后,前敌委员会和湖南省委相继发出暴动通知,秋收起义暴发。
1927年9月9日,中共湖南省委和毛泽东、卢德铬(起义总指挥)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正式爆发。“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秋收起义是从破坏铁路开始的。9月9日,在省委行动委员的统一布置下,长沙60多名铁路工人分成十几个行动小组,分别破坏长沙至岳阳,长沙至株州间的铁路线。10日,破坏了长岳段铁路。11日,又破坏了株萍铁路,使长岳、株萍段铁路陷于瘫痪,直至15日,两路仍不能通车,有力地牵制了敌人的军事行动。
9月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修水正式宣布起义,第一团从修水出发,向平江的长寿街进军,10日到达渣津,11日越过平修边界占领龙门厂,第一团二、三营和邱国轩部拟经长寿占领平江。行至金坪时邱国轩部叛变。师部得知情况后,立即收集被打散的部队,拟重整旗鼓,再取长寿街,因敌人正插至我后方,总指挥卢德铬率部退向平浏边界。继闻三团失利,准备协助三团反攻浏阳东门之敌,行至途中,接毛泽东以前委书记名义的来信,嘱将部队改道回萍乡。于是卢德铬率部转向浏、铜边界向着三团跟进。
9月10日,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在安源起义,11日凌晨,起义军包围了萍乡县城,发起强攻,战斗持续到中午,城未攻下。团长王新亚召集各营长开会,决定放弃攻萍乡,改攻老关,取得了胜利。12日,乘胜进攻醴陵,在铁路工人配合下,与醴陵起义农民会合,分三路进攻取得胜利,整个战斗俘敌100多人,并砸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和群众300多人,第二天成立中国革命委员会醴陵分会,张明生任县长,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相继恢复。随后,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布告: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没收土地,起义取得胜利。
起义胜利后,湘赣两省敌人从三面夹攻醴陵,企图将二团围歼于醴陵县城,二团领导改变原由醴陵取道株州进攻长沙的计划,决定主动撤出转攻浏阳。当时浏阳城内敌人主力开往永和、达浒阻击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城内敌人不足200人,16日二团乘虚占领浏阳县城,从监牢里救出革命同志和群众300多人。
当敌人得知工农革命军攻克浏阳的消息后,集中湘东、湘中地区大部主力来包围工农革命军、二团团长王新亚等部分领导麻痹轻敌,疏于防守,忙着向商人筹款,拒绝潘心源提出的撤离浏阳县城,将部队开往东乡歼敌的正确建议,17日在优势敌人的重围下遭到失败,兵力损失三分之二。王新亚、潘心源等突围后,收集余部120多人枪,退到文家市附近的岩前宿营。
工农革命军第三团9月7日接到进攻长沙的通知后,毛泽东到达铜鼓,三团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传达了安源军事会议情况和进军路线,号召全团按规定日期起义。9月11日毛泽东、苏先俊指挥部队向浏阳白沙前进。部队分三路进攻白沙镇。12日,三团乘胜直扑浏阳东门市,守敌周倬营向达浒方向逃窜。14日敌周倬营向东门市反扑,平江之敌两个营也向东门市扑来,三团指战员英勇还击,激战六小时,因敌我力量悬殊,又因一团在金坪失利,右路失去配合,被迫向上坪方向撤退。
在工农革命军起义向长沙进攻的同时,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统一部署,长沙、醴陵、株州、平江、浏阳、湘阴等地的工农群众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纷纷举行暴动,配合工农革命向长沙进攻。9月11日,滕代远、殷美琮等领导长沙近郊河东,河西两区乡农民起义捣毁反动的团防局,缴枪80多支,八日晚醴陵四乡农民同时起义,捕杀土豪劣绅,围剿团防武装,向反攻驻军进攻。12日朱少连、涂正楚、陈永清等领导株州农民起义,攻打团防局,占领火车站。14日,浏阳沙市街和普迹农民暴动围攻挨户团,占领团防局,然后分别向长沙进攻。湘阴部分地区及长沙香王寺,青山铺等地的党组织于9月13日接到长沙市委命令,于当晚集合队伍。今日下午7时,队伍进抵捞刀河,大托、南托、洞井一带的农民数十人于16日发起了暴动。有力配合和支援了工农革命军对长沙的进攻。
但是,上述暴动,一般都起事仓促,队伍未经训练,经不起敌人的压迫,并没有形成对长沙的军事包围形势。在长沙城内,反动当局早就采取了反共措施。早在7月下旬,将第八军第一师调回湖南,任命其师长张国成为长沙警备司令兼武长株萍两铁路警备司令,加强了对长沙及铁路交通的控制;从8月下旬开始,实行长时间的戒严,又组织城乡挨户团,多次实行挨户清查。8月底,反动派在大官园安乐旅馆搜出名册6本,按名册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长沙三分校捕去学生57人,全部下狱,使我党准备参加长沙暴动的武装力量受到重大损失。
由于敌人实行白色恐怖政策,党内也出现了叛徒和奸细,特别是省委军事部机要干部陈某叛变,充当敌人奸细,致使我们所有机关负责人及暴动计划被敌人知道,形势极其危险,敌人发觉我党暴动计划后,到处追捕起义领导人和组织者,致使在长沙市内的起义人员纷纷逃散。省委、工委、农委、军委负责人活动非常困难,消息不灵通,指挥不统一,行动不一致,中秋前夕,我党掌握的驻师范学校的第二师教导团补充第三营被敌人解散,该营连长共产党员苏毅被捕,该营营长被迫出走。起义再次遭到重大损失。13日以后,前方工农革命军迭传不利消息,农民暴动也都溃散。15日,省委只得停止16日的长沙暴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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