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要非常注意军事,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1]这就是说,暴力革命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而且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原则和主要的斗争形式。中国共产党在1924—1927年的第一次大革命中,对这些基本规律和主要原则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队战略和战术的研究,特别是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对军队的争取,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后果是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不仅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而且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这既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的一个主要内容,也是导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是全党必须深刻吸取的一条血的历史教训。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对陈独秀自动放弃党对武装力量领导权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中,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正确主张,并指出:“湖南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2]在马日事变发生后急转直下的险恶形势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面对敌人的武装进攻,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毛泽东洞察了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号召湖南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同志,要“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明确提出了上山下湖的主张。要求各级农协必须严密组织,坚决武装自卫,以反抗土豪劣绅和反动军队的武装袭击。随后,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如何保存农民武装问题上,毛泽东针对陈独秀的错误,又提出“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农民自卫军不能公开存在时,必须上山。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在革命紧要关头注重军事斗争的光辉思想,正如李维汉指出的:“毛泽东同志自1927年马日事变以后,就明确提出农民武装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即应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当时只有他提出了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具体结合的远见卓识。”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深刻总结了党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的严重教训,明确提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正确方针。他的总结认为:第一,我们党以前不抓军事,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当蒋介石、汪精卫相勾结叛变革命时无力反击,造成了大革命失败的悲剧;第二,蒋介石、唐生智等人都是靠枪杆子起家的,他们抓住军事不放,抢夺了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实行野蛮的新军阀统治;第三,湖南十万农军围攻长沙的失败,完全是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造成的。第四,新的党中央政治局,今后要非常注意军事,对此要有彻底的坚定性,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的这些光辉思想,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发展。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在指导湖南省委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时,强调了军事力量在暴动中的作用,在八月十八日的湖南省委会议上,他说:“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以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3]毛泽东在这里不仅论述了军事武装同夺取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关系,而且初步提出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湖南制定了秋收起义以军事力量为主同民众武装暴动相结合的秋收暴动计划。

但是八七会议后的党中央仍不懂得军事力量在争取民众暴动胜利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把两者对立起来,在8月23日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批评说:“你们要靠外面军事力量夺取长沙,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中央认为湖南的暴动应以农民军事力量为主,在指定暴动的区域,未发难之前即应正式成立若干农军,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数量,施以真正的军事训练”^[4]要求湖南自从下至上,把工农群众中建立的工农武装作为暴动的主力,而军事武装只能为副力,在此前提下举行暴动夺取全省政权。因此,中央不同意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制定的以军事武装力量为主的秋收暴动计划,并要求取消这个计划。

8月30日,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在给中央的信中,对其不正确的批评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信中说:“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令将长沙暴动计划取消,实在是不明了此间的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5]中共中央对于毛泽东和湖南省委不接受其错误意见十分恼火。9月5日再次复信湖南省委,提出更加严厉的批评,并以中央名议做出决议,训令湖南省委坚决执行丝毫不许犹豫。第一,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向湖南省委的代表提出,毛泽东的“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与中央不同,中央是纯粹信任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指责毛泽东“偏重于军事力量”是军事冒险。第二,批评“湖南省委在最近紧急斗争的时期失掉许多在农民中发展暴动的机会”,“在时间上已经是失败,这是犹豫不决与不相信农民的群众力量的结果”。第三,重申湖南省委“应立即坚决的遵照中央计划实行,把暴动的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丝毫不许犹疑”。第四,重申“军队与土匪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副力,坐待军队与土匪的行动,或许纯全依靠军队的行动而忽略农民之本身之组织力量与行动……这是一种军事的冒险,或者军事投机”。第五,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6]中央的上述批评恰恰说明它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学说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对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缺乏明确的概念,对军事武装斗争与民众武装暴动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于这些,毛泽东早在八七会议上就已经感觉到了,他说:“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现在中央虽已注意军事问题“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7]可见,八七会议后的新政治局常委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军事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问题。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在组织和部署秋收起义的实践中,坚决实行军事暴动为主与民众武装暴动相结合的方针。他不仅十分重视军事力量,以主要的精力组织起义的军事力量,而且经常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出入于长沙城内外国民党的兵营,运动国民党的军官士兵,组织起义的军事力量。同时,在中共湖南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建立了指挥秋收起义的两个相互配合的领导机构。一个是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以各军事主要负责人为委员,领导和指挥湘赣边界军事武装起义。一个是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以各县区负责人为委员领导和发动长沙工人和邻近各县的民众武装暴动。前委在部署军事斗争的同时,十分注意发动当地的群众暴动,给予密切配合,行委在发动群众暴动时,立足配合前方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除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外,还讨论了平江、浏阳、醴陵、安源各地的民众暴动,行委在部署长沙及周围各县暴动时,要做好起义的宣传鼓动工作,整顿和组织长沙附近零散的工农武装,破坏敌人铁路交通电讯、水塔等设施。一旦兵临城下,立即发动近郊农民和城内工人暴动,接应起义部队攻城。毛泽东在给省委的信中强调,长沙暴动要与前方的军事行动配合,否则会失败。在前方军事失利的情况下,毛泽东及时报告湖南省委,要求立即宣布停止长沙暴动,及时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这种前方后方的相互配合,充分体现了军事暴动为主,民众武装暴动为辅的正确方针。

这里要着重阐明的是: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在领导秋收起义中是不是专注于军事,而放弃民众暴动的问题。因为中央一再批评毛泽东和湖南省委“不依靠农民而依靠两团兵力”,“完全看不出省委对于附近各县暴动有何准备”,“中央如何能相信省委没有忽略农民的准备,没有犯着偏于军事的毛病呢?”^[8]事实并非如此,只要看看行动委员会在秋收起义中的作用,就可以证明,省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行委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行委下设宣传部,宣传部下又设若干个宣传小组负责宣传、鼓动,拟定了对农民的宣传大纲,印制小传单,刷标语,除省委制定的十条口号外,行委还提出了“城市贫民暴动起来”,“破坏铁路,实行总罢工”,“组织工农革命军,杀尽土豪劣绅,占领县城”等。

第二,行委发动群众破坏铁路交通和电讯联系。行委下设了破坏铁路委员会,罗章龙回忆说:8月底省委会议后,他专程到安源在朱少连的帮助下搞到了一批炸药,制造了一些土手榴弹运到长沙,9月9日,行委组成十几个行动小组,散布在长岳、长株线,一个晚上把这两线铁路弄了几个大口子。10日,破坏小组又将羊司楼、捞刀河及汨罗、桃林等他的铁轨拆走,使长岳铁路停止通行。11日晚,将大托埔、易家湾等地的铁路破坏,电线砍断,长株路交通中断,电话不通。另外,还破坏了老关,板衫铺等地的铁路、电线、水塔。使得敌人四处告急,惊恐万状。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对我起义部队的军事行动。

第三,行委在城乡发动群众制造暴动,扰乱敌人。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地在行委的统一指挥下发动暴动,根据省委、行委关于各县暴动“限于11日起发动”的要求,醴陵四乡农民于11日晚同时暴动,捉杀土豪劣绅,向反动驻军进攻,湘潭县株洲镇工农12日发动暴动,分两路攻打国防局与火车站,平江县献钟区有千名暴动队员冲进厘金局缴了警察的枪,准备配合工农革命军攻打平江县城。9月14日,浏阳沙市街农民举行暴动,向长沙县高桥、学士桥方向进攻,另一路浏阳农民起义军已攻入长沙春华山地区。长沙城外附近各乡如黄花市、九锋镇、万寿乡、尊阳乡、花古园、麓山镇等都有农民起义。尤其是距城只有5里多路的九峰镇农民百余人,15人晚出没于浏阳门外,大有乘机攻城之势,使长沙驻军甚为紧张。

第四,行委根据整个部署整编了长沙附近零散的工农武装,配合前方夺取长沙。行委将这些零散武装编成工人一团,,近郊农民武装编成二团,省军部还建立了一个直辖团,共计有五个团,并任命了各团的负责人,第一团团长李子骥(省委军事部部长),第二团团长腾代远(长沙郊区农协委员长),第三团团长王杨烈(黄埔学生,长岳宣传队书记);第四团团长郭润泉(湘谭工农武装负责人);第五团团长谢南岭(宁乡工农武装负责人);直辖特务营营长潘福岩(省总工会执行委员)。由于行委做了大量的深入的工作,秋收起义中长沙附近各县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上述事实说明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在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中对发动农民革命是有准备的,在暴动中坚持军事武装为主,与农民武装暴动相结合的方针是正确的,决不是什么“军事冒险”和“军事投机”。实践证明它是我党后来军队建设和军事理论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