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

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解放农民的问题,而解放农民的根本问题,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三大敌人剥削和压迫的主要对象。在中国民主革命中讲民主,讲民生,讲政治、经济、文化,最主要的是为了农民。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仅上述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完成了中国民主革命最基本的任务。

早在1926年12月,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再一次重申:“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在这个讲话中透彻地阐明了解决农民问题同工人、商人、学生、教职员等问题的关系,《讲话》指出:“国民革命中工人的要求,要原料充足,生产品丰富,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只有农民,国民革命的商人问题有两种,一种是工业家,一种是商业家。工业品的市场,是在乡村,购买工业品的是农民,商人货物的原料,是从农村中运来的,商人货物的销场,也在农村中。商人若想货物畅销,就要农民问题解决,有余钱可以购买用品,国民革命中的学生,现在学生有做农工运动的,他们有学工业的,有学商业的,为什么不去从事工商业,就是农民问题没有解决……将农民问题解决了,其余工人、商人、学生教职员的问题都解决了。”^[1]这是毛泽东从经济地位上阐明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上论述了这个中心问题,他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目标。”^[2]这就是说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打倒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仅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而且完成了反封建这一重大任务。

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这样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的领导阶级,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是不会根本倒塌。”^[3]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只有把农民发动和领导起来,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任务。可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也就是农民问题,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讲领导主要是领导农民,无产阶级离开了农民就谈不上领导权,忘记了农民就没有力量,失去了农民,无产阶级就会孤立,成了“空军司令”。因此,无阶级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必须首先发动农民,领导农民,解放农民,而解放农民的根本问题就是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和农民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并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和充分的依靠力量来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1927年春天,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仅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无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更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谁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就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深入考察,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及时地提出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当时只有他抓住了这个左右中国革命成败的全局问题,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主张和办法。

毛泽东在这时提出,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不是偶然的,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首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迅速开展土地革命。1927年初,中共中央将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发至各地,要求各地党组织进行讨论,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对迅速发展而处在转折时期的中国革命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指出:“在目前革命发展的过渡阶段中,土地问题尖锐起来,这是目前形势的中心问题,对于这个基本问题持坚决态度并能给予彻底回答的那个阶级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在目前中国形势下,无产阶级是能够实行彻底土地政策的唯一的阶级。这种土地政策是胜利结束反帝斗争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前提”。共产国际的决议还指出:“现时无产阶级应选择的前途:是同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势力维持联合,还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同农民的联盟,如果无产阶级提不出根本性的土地纲领,那它就不能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就会失去农民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共产国际的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应把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提为无产阶级土地纲领的基本要求,那么,目前就必须根据中国各个不同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特点分别制定土地革命策略。”^[4]共产国际决议还提出了农村革命的具体政治纲领十一条,除提出减租,废除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杂税,武装农民等外,还提出要“没收属于反动军阀的寺院地产及国民政府作战地的买办、地主劣绅等之土地”也就是先实行政治没收的办法。国际决议的上述内容,正确地阐明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论述了它是关系革命成败和无产阶级能否掌握革命领导权的关键问题。毛泽东提出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是依据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提出的,其出发点和目的同国际决议的精神和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毛泽东提出立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以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为实践基础的。1926年底,湖南农民运动在大发展中,逐步开展了减租减息斗争,到1927年初,在农民革命已经推翻地主豪绅统治的地方,广大农民以各种方式提出了土地要求。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发现湖南农村普遍出现了阻禁平粜的斗争,有农民组织的地方十之七八都存在这种现象。这也反映了农民——主要是贫农要求改变没有土地,常年吃红薯,少见谷米的穷苦状况。有的地方,如长沙市郊,因为土地没有丈量,照通常记算本来只需交一石租的田,却规定非得交四石租。因此,农民要求按实际地亩交租,并开始了丈田活动,其他地方如湘潭、湘乡、衡山等地也有类似情况,但是清丈田亩只对有田可耕的佃农有利,许多无田可耕的失业农民仍是毫无办法,所以失业农民要求“平均佃权”,将土地的耕权重新分配,这都是农民对土地问题要求的具体反映。

随着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农民革命斗争的进一步深入,湖南农民开始自发起来分地主的田,进行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4月,不少县区成立了区乡土地委员会,首先是插标占田,将田土的耕种权重新支配,某人耕种某田,插标为记。益阳、衡阳、衡山、长沙、湘潭、湘乡、醴陵、资兴三都、七星、瘳市都开展了插标分田,由农协统一插标,将户主的姓名、田亩的面积写在竹片或木板条子上,由土地委员会派人将标记插在田里。其次是直接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从根本上否定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长沙县的霞凝乡农民实行按人口分田,每个成年人分产谷8石面积的田,未成年人依照年龄大小每人给以产谷4石或6石的土地。浏阳第三区(蕉溪区)农民实行村为单位,以乡作调剂,实行平均分配,参加北伐的战士分好田,每人多分2石谷的田,所有这些充分说明农民已经自己在解决土地问题。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因为革命的进展农民的要求,已是很迅速的由初步进到了第二步,即在许多地方,已发生严重的土地问题。”现在国民政府管辖的各省,特别是广东、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贫农对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北方贫农群众的土地问题也是极其严重”^[5]。毛泽东在国民党土地委员会讨论必须立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时,以湖南农民自动分田的实践为依据,明确指出:“湖南的农民,现正在自己分配,自己开会分配,所以专就湖南的状况,用政治没收的形式是不够的”,“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它就得了。”^[6]法律是在事实之后加以承认的。这就是说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首先是在行动上,在事实上,不是在无休止的争论上,停留在文字、会议上,这是毛泽东提出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实践根据。

第三,毛泽东提出立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从保护革命和发展革命的客观实际出发的。北伐战争的迅速发展和扩大,财政支出日益增加,武汉国民政府财政极度困难,怎样解决这个困难问题?向帝国主义贷款是不可能的,因为帝国主义决不会在经济上支援中国革命。加重人民负担更不是办法,因为广大农民群众,在北洋军阀的苛捐杂税之下已无法生存,他们盼望国民革命给他们解除痛苦,如果再增加他们的负担,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解决财政困难的唯一出路是立即迅速的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革命才有出路。他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上以湖南的财政困难为例指出:“在财政上,土地问题不解决,亦是没有办法的,是无出路的。军阀在湖南是剥削农民的,国民政府到湖南后,仍未能完全免除剥削,因战争关系,财政上不能继续旧政策,此种情形恰与现在革命发生矛盾,如没有出路,革命立遭失败,现在的财政如登记税是收不到的,田税是有许多不缴纳的,苛捐杂税更不能收,故土地问题必须解决。解决土地问题是对全盘革命有利益的。如湖南照现在的财政每年收入不过千余万(十四年由一千五百万增至二千万左右),若土地问题解决以后,以田税百分之十计算,即可筹得伍千六百万,并且可增至百分之十五。如此财政之困难立可解决,故为解决财政困难,土地问题如不解决,是无出路的。”^[7]毛泽东在这里正确论述了只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才能解决财政困难的道理。不仅如此,他还从解放农村生产力和保护与发展革命的角度,论证了立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他说:“土地问题不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增加生产力。”“我国土地生产力日渐衰落,全国生产力已到了一个大危机,………,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无力改良土地,生产力必至日减”。可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为了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他还认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于保护革命挽救革命危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指出:“革命势力目前虽见发展,但亦到了一个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力军不可,否则必归失败”。“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其作用在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士兵问题,士兵能否永久参加革命,亦即在土地问题解决,因为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8]

在我党第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关头,毛泽东抓住当时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农民土地问题,并以此作为挽救革命的根本出路,不仅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后来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拒绝接受毛泽东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正确主张,使党在克服革命危机中失去了可靠的群众基础,以至在国民党反动派叛变时处于无力反抗的境地,这是大革命失败的一条重要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