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国民党的招牌,打出共产党的红旗

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曾经是各种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由于历史积累的原因,它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有较深的影响,被认为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同时,国民党内当时确实有许多革命分子,争取和团结这些革命分子同共产党一道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大革命的实践证明,第一次国共合作对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到了1927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了反共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惨重失败。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的新时期。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如何正确对待国民党这面旗帜,就成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以后,继续领导革命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当时的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七月作出的《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只退出武汉国民政府,“不退出国民党”的指示,主张把国民党这面旗帜仍然抓在自己的手中加以利用,7月13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的宣言》,一方面揭露和打击了背叛革命的汪精卫派,另一方面又不主张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希望继续团结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建立新左派中心。八七会议要求:“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此政府仍用国民党的名义”。八七会议后,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策略的决议案》中规定:“暴动之方式,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16] 在这种思想方针的指导下,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在举起国民党左派旗帜的名义下进行的,南昌起义发动后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中说:“反对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发布之训令决议”,“拥护总理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一切曲解或背叛主义政策之主张”,“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集中革命势力继续革命工作问题”。宣言最后署名的是宋庆龄、邓演达等22人都是当时国民党中央的左派领袖。八一南昌起义举国民党左派旗帜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它不能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参加暴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工农群众把它看成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所以南昌起义失败后,代理总指挥贺龙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举国民党的旗子和不实行土地革命,是这次起义失败的两个主要原因。可见,这个方针是脱离群众,不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在领导湖南秋收起义中,不同意党中央提出的继续打国民党左派旗帜的方针,主张立刻坚决打出共产党的红旗。他在8月20日给中央的信中说:“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到我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工农兵苏维埃时代,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以蒋、唐、冯、阎等军阀打的国民党旗帜相对。国民党旗帜已成军阀的旗帜,只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帜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失败,从前我们没有积极地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了,现在即应把这面旗帜让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地树起红旗,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客观上也必定完完全全在红旗领导之下。”^[17]这里讲的国际新训令,是指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在湖南省委会议上讨论秋收起义打什么旗帜问题时,“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18]毛泽东到长沙后,经过实地调查,接触工农群众,看到唐生智控制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已与工农群众对立,压迫工农群众,镇压工农运动,而工农群众对国民党则已另眼相看,坚决主张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了。并认为“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在湖南省实行。”^[19]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还进一步分析和阐明了不打国民党旗帜的几个理由,认为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了,并且群众也不要国民党了。

第一,国民党的性质变了,已变成军阀党了。湖南5月21日马日事变发生后,武汉国民党中央没有能力去镇压许克祥的暴行,国民党的权力不能出武汉一步,甚至不能出中央党部,纯以几个投机的军阀的意见,为国民党的意见,国民党自己的立场已失,这时国民党已经死了。到7月15日汪精卫等假革命派的叛变,国民党死了,并且臭了,并且臭气闻于天下。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权夺利,抢地盘的工具。从唐生智、蒋介石、汪精卫、甚至到张作霖都可以拿这块招牌来作压迫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国民党已经变成军阀的党了。

第二,国民党是骗人的党,人民群众不要国民党了。国民党的死和臭不单是死在唐、汪之手,是死在民众之手,国民党从前在法律上承认民众很多利益,但民众要他兑现时,就转眼相向来压迫民众。所以民众均已认识到国民党是骗人的党,他们现在不愿再受骗了,这是一般民众唾弃国民党的普遍心理,因此,他们坚决不要国民党了。

第三,抛弃国民党的招牌,左派小资产阶级可以在红旗领导下革命。或许有人说国民党虽死,但还有一部分左派,可以继承国民党的工作。所谓左派是什么?大概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他们对于革命只是同情,决不会自己开步走,且他们的行动是要看风转舵的,无产阶级领导力量大,他可以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来附和革命,在资产阶级方面也是一样,取消国民党只要无产阶级的力量强大,小资产阶级仍然可以来革命。因此,取消国民党并不成什么问题,湖南的秋收暴动,主张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国民党不过站在共产党后而摇旗呐喊,将来听其自消。

根据以上抛弃国民党旗帜的理由,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对于政权有下列的主张:一是中国的革命现在已经到了俄国的1917年10月,但在这中间,重要的过程是土地革命,其政权是工农的,不是纯无产阶级的,现在应扩大的宣传苏维埃政权;二是在我们暴动力量发展最大的地方,应即刻建设苏维埃式政权;三是民选革命政权的口号也已臭了(吴佩孚,赵恒场都说自己是民选政府),所以现在不能用这个口号,现在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在这里坚定明确要求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上述正确主张,当时并没有立即为中共中央所采纳,8月23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复函中,仍然坚持“政权形式,已在政治决议中说明,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完成民权革命,仍然还在民权革命第二段,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国民党。到了第三阶段才是国民党消灭,苏维埃实现的时候。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了,这是不对的,你们务须依此决议执行,据从××报告看来,亦应依照决议执行,而国际电令也是如此的。”^[20]在这里,中共中央在政权口号问题上对湖南省委的批评,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因为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当时对于政权口号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暴动和暴动后建立的政权应该举什么旗帜的问题,即是继续举国民党的旗帜,还是高举共产党的旗帜,正确的回答显然应该属于后者,虽然毛泽东也曾提到“中国的革命现在已到了俄国的1917年10月”,但他又强调指出:革命新阶段的“重要过程是土地革命,其政权是工农的,不是纯无产阶级的”。这在实际上已经指出了新阶段的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政权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而“不是纯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在这里并未混淆革命性质和政权性质。有的评论者批评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混淆了革命的性质,我认为这种批评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这里有一个怎样评价大革命失败后,在革命转折关头,党对革命旗帜的选择问题。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同时却又主张继续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组织工农暴动呢?这是由于以下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中共中央对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国民党的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当时的党中央认为,国民党作为各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是“中国历史上所集垒生长出来的”,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领袖虽然已经成为反动政策之工具,但是他们并不能使国民党形成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党,因而国民党的革命性质没有改变,它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因此“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使一般叛徒篡窃国民党的名号,而做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掌握里的玩物。”^[21]党中央的这种认识,表明了它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划清了界线,反映了在坚持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问题上,其认识有质的飞跃。

但是,把汪精卫集团叛变看成只是少数上层领袖的背叛,继续肯定国民党的革命性质这显然是对武汉政府反共后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事实上,武汉政府的叛变,带走了国民党的整个政权和军队,标志着国民党从总体上离开了革命阵线,各地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或正在准备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因此,武汉政府的叛变,绝不是少数领袖的叛变。“七一五”以后,宁、汉、沪三方在反共的基础上迅速合流。9月16日,三方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确定了“一致反共政策”,“继续清党”^[22]的方针,全面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民党的性质已从革命转化成为反革命。此时,继续把国民党看作是革命的旗帜,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内的革命力量作了过高的估计,过分夸大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力量。党中央认为,大革命时期,尽管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的政策,但是共产党员已经成为国民党内左派的中心,共产党的下级党部群众的行动与宣传,也已经使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以至一部分工人群众中“很有革命的威信”,国民党内的一小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还留在革命的道路上,而作为左派国民党主要群众的小资产阶级,虽然一部分被反革命吸引去了,但“革命斗争之不可免的重新高涨,又要吸引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到工农群众运动方面来”。基于上述分析,中共中央满怀信心地决定:“中国共产党不但应当加入秘密的国民党党部,而且要保证自己的指导作用。”^[23]这种认识肯定了在国民党内尚有一小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仍然在坚持革命。把他们和背叛了革命的蒋介石、汪精卫等加以严格区分,对后者采取打击政策,对前者则坚持团结合作的政策,当然是正确的。

但是,党中央过分夸大了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力量,没有认识到蒋、汪在叛变革命后,利用国民党执政的地位,大规模地进行清党,大革命时期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工作并享有崇高威信的共产党员,大批被杀害,或者逃亡在外,各地国民党也相继清党,从全局看,已经不复存在在国民党内继续工作的条件。同时,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小资产阶级也表现了极大的动摇,全国工农运动冷冷清清,此时企图另行组织一个秘密的革命的国民党,实现我党中央提出的“抓住下级党部的左派群众”,“工农占据国民党”以改变国民党基础的任务,显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三,党中央不放弃国民党旗帜,是错误地沿用了大革命时期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的老经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右派搞分裂有两次大的斗争:第一次是1925年11月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当时,我党团结了国民党左派与之作了坚决的斗争,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开除了谢持、邹鲁的国民党党籍,宣布“西山会议派”为非法,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次虽分裂出一部分,但是少数,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主要是老右派,曾反对三大政策受到过孙中山的痛斥,在国民党内影响不大。从全局看,国民党的多数,仍然继续坚持国共合作的革命政策。第二次是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叛变革命。这次分裂同前次不同,它造成了革命的局部失败,但在当时,国民党的二届中委36人中,支持蒋介石的仅几人,9人常委,除蒋介石外,其余8人均站在武汉政府一边,原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仍坚持革命,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以国民党的“正统”相号召。在蒋叛变革命后,随即下令开除其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拿解中央按反革命惩处。同时武汉政府还拥有政权和军队,管辖着湘鄂赣三省,国共合作并未全面破裂,在此种情况下,我党继续团结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北伐和讨蒋是正确的。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情况却不同了。在没有政权,没有军队,整个国民党叛变的情况下,还能否建立起新的国民党左派中心呢?周恩来曾经指出:“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是还可以有国民党旗帜的。”^[24]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宋庆龄、邓演达已都出走,许多“左派”如孙科等已转向反共,事实上国民党的“左派中心”已无法建立。尽管我党提出了“谁赞成反对武汉政府及汪精卫,谁赞成实行土地革命,谁就是左派”^[25]这样两条衡量左派的标准。但此时,已找不出多少这样的左派,更谈不到建立一个“左派中心”来恢复“革命的国民党”了。

第四,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第三阶段理论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革命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人、农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各民族联合的革命”,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土地革命阶段”,它首先是反对封建主义;第三阶段则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阶段。”^[26]斯大林认为,只有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时才能进入苏维埃阶段,才能建立苏维埃政权,也只有到那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才应当代之以在国民党之外的联盟。在这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把坚持国民党的旗帜问题,看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一项基本政策,把它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主要是是否抛弃小资产阶级问题联系在一起。由此出发,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确认中国革命仍处于其发展的第二阶段,指示中共在退出武汉政府的同时“不要退出国民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团结其下层群众,撤换现在的领导机关,在此基础上筹备召集国民党的代表大会,故现在不应退出国民党”。

中共中央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上述理论和指示,认为中国现在仍然还处在民权革命的第二阶段,因而只能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下举行暴动,”只有革命发展到由民权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才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那时小资产阶级必然动摇,所谓国民党左派亦将于此时退出革命阵线,这时才是我们抛弃小资产阶级,抛弃国民党旗帜的时候,这里,党中央把放弃国民党旗帜与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争取小资产阶级对立起来,把坚持国民党旗帜看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一项战略方针和争取小资产阶级的前提,这也是错误的。因为不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小资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诚然,小资产阶级是一个有两面性的阶级,它可以跟无产阶级走,也可以跟资产阶级走。在大革命时期,我党在国民党的旗帜下,通过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开辟了和农民、小资阶级联盟的道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经成了反革命的旗帜,这时要争取小资产阶级,关键在于共产党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正确,此时继续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就会使群众的认识发生混乱。不但不利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反而会使它更加向右摆动。

综上所述,可见,大革命失败后的历史转折关头,由于党中央对当时的复杂情况和形势的特点缺乏深刻的了解和全面分析,又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理论和指示神圣化,把大革命时期的经验绝对化,从而把打国民党的旗帜看成是一项战略任务,显然是错误的。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关于政权问题的意见,虽暂时未被党中央接受,但对后来中共中央在政权问题上的政策转变,有着积极的影响,经过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暴动,特别是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实践经验,中共中央修改了原定的政权政策。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指出:“最近几个月的经验(包括南昌军队中的暴动与两湖广东革命的农民暴动的暴发)指示出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及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中央根据此点,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27]这就明确地向全党宣布抛弃国民党的旗帜,提出了建立苏维埃的口号。

在中共中央作出抛弃国民党旗帜的决定以前,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经高高地举起了共产党的旗帜,公开亮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这次起义深得湘东和赣西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它不仅表明起义领导者旗帜鲜明的态度,而且证明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完全是正确的。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在9月下旬的一次核心会议上,明确指出:在我们党内有独立见解的,算是毛泽东同志。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