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中必须争当主人

1928年10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深刻地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流域发展的1926年至1927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1]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归结到一点,就是自动放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对革命的领导权,也就是毛泽东总结的在统一战线中不是“争当主人”而甘当“客人”。

毛泽东坚持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争当主人的思想具体表现在他从事统一战线的实践工作中,早在党的三大期间,张国焘认为: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毛泽东针对张国焘的发言,依据粤汉铁路,安源路矿,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中注意团结各方面的人士的经验,论证了工人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地党的三大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秘书。根据三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秘书负责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毛泽东按照这一规定,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事务,签发文件,掌管全党的组织工作。

三大后,中共中央机关暂留广州,在工作之余,毛泽东常去谭延闿的住处,一方面通过他加强对国民党的了解和联系,另方面为中共湘区执委会采取联谭倒赵的决策创造条件。9月,毛泽东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不久又临时离上海回湖南,他这次回湘的主要任务是贯彻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指导湖南区委筹建国民党地方党组织。1923年冬,毛泽东从湖南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这次会议通过了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围绕国共合作问题,充满了斗争。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发言,特别是关于是否同意采取“比例选举制”的议案问题上,毛泽东坚决反对此案,他说:“现时比例选举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2]由于毛泽东等的反对,这一提案未能被大会通过。

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五个月来的成绩,同时指出中央对国民右派“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是右倾偏向,会后,毛泽东为贯彻这次会议精神,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有《中共中央通告》13号、14号、15号、17号、21号以及《为召开党的四大准备意见给各地的通知》等。他在15号通告中针对国民党老右派张继、邓泽如等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指示全党同志,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党,另一方面,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政策“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同时应“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的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归入这些团体”,这种坚持领导权的斗争策略思想是十分正确的,即既要坚持联合,又要有适当的斗争,以巩固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牢固掌握对工农运动的领导权。

毛泽东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期间,还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分任组织部秘书),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由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内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当时在执行部里,以毛泽东、恽代英等共产党员为一方,在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时,有些老国民党员以不向“毛头小伙”交待履历为借口拒绝登记,毛泽东明确宣布:不登记者就除名,这是纪律,没有纪律无法革命。迫使那些以“老党员”自诩的右派乖乖就范了。8月1日,在叶楚伧的策划下,一些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南方大学召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党分子问题”。当时激起左派反对,造成武斗,尔后右派分子又闯入上海执行部,殴打邵力子。事件发生后,由毛泽东领衔,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沈泽民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此后,毛泽东与叶楚伧的斗争公开化,对叶的分裂行径予以及时揭露。因此,叶楚伧最恨毛泽东,由于叶的排斥、打击、独断专行,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上海执行部,其工作无形停顿,毛泽东等14人联名致信孙中山,说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瘫痪的原因。

1925年10月,毛泽东从湖南到达广州,不久即代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0月15日至25日参加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参与起草大会宣言,宣言的核心思想是论述两种不同性质的统一战线,一种是革命派的联合,另一种是反革命派的联合,“全世界的势力显然分成两种。即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与西方被压迫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乃全世界革命势力的表现。欧美日帝国主义国家,严重压迫剥削本国的中层及下层阶级之外,又勾结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军阀、政客、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严重剥削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层及下层,乃全世界反革命势力的表现”。“中国在这种形势之中,一方面中层及下层民众的革命要求日益迫切,革命风潮日益加紧。一方面,英美日法各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安福、研究、联治各派政客,香港上海各地买办阶级,全国土豪劣绅,完全站在反革命地位,五卅屠杀以后,革命与反革命对垒激斗的情形实为历史所仅见”。^[3]宣言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一切爱国分子团结一致,向反革命战线进攻,这是我们唯一的重要工作。

27日,毛泽东在大会闭幕会上发表了讲演,突出地批评了所谓“中间派问题”。他说“中国国民党内有一部分同志以为现在是一致对外时期,我们要一致去反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也是中国的同胞,不可提倡自己打自己,这一派的同志,似乎要在党内造一个中间派的样子”。毛泽东明确指出:“依我的观察,这中间派是不能存在的”,其理有三,一是现在世界上分成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两派势力已经短兵相接起来,中间派的基础就动摇了。二是从中国近代历史看,辛亥革命后确实出现过中间派,如实际拥袁的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合并为后来的进步党,其中派头目有梁启超,章柄麟等人,这些人变成了什么东西呢?做了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完全成了民众的公敌,完全成了反革命派了。三是从现实的广东来看,显然分为两大派,反革命势力“以香港英帝国主义为领袖”,革命势力以左派国民党为领袖,中间派没有立足的余地,他们或者倒向反革命,或者倒向革命,在革命高潮中必然向两极分化。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中间派其代表人物是戴季陶,批判的“理论”也是戴季陶的谬论,后来的事实证明,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的思想理论武器。

1925年11月毛泽东《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上的答词》中,填写的个人经历是:“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是国民党组织工作,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这说明毛泽东既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经验,又有统一战线方面的实践经验,这就为他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对中国城乡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出正确的认识奠定了基础,他在上述调查表的答案中还郑重宣告:“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4]毛泽东的这段话,虽然在文字表述上没有使用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用语,实际上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思想,是他在革命统一战线实践中,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批判所谓的“中间派”,指出当今世界和中国存在两种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争当主人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也是他后来进一步论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领导权,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许多这方面论著的一个纲。

1926年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正在蓬勃发展,南方的革命势力和北洋军阀反动势力正处在大决战的前夜,在统一战线内部已形成西山会议派,它们竭力排挤共产党,企图篡夺革命的领导权。在共产党内部,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到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根据我党领导群众斗争的经验,以及自己从事工运、农运和统战工作的经验,特别是五卅运动以来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各个阶级的不同态度和表现, 于1925年12月在《革命》半月刊上首次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从理论上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首先明确提出革命党的地位和分清敌友的重要性,接着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为指导,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作了深入具体细致的分析。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赞成革命,另一方面又怀疑和害怕革命。小资产阶级以自耕农为主,这一阶级在人数上、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这个阶级内的各个阶层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对革命的态度也不同。这三部分人平时虽各不相同,但在革命高潮时,不但第二,第三部分可以参加革命,而且第一部分也能够附合革命,他们是无产阶级最接近的朋友。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在农村中占绝大多数。“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变革现状的革命,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毛泽东在文章中还从时代特点和世界革命的高度出发,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毛泽东通过上述分析得出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我们的阵线。”^[5]毛泽东的这个结论集中了当时党内正确主张和探索成果,科学地回答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性质、前途以及革命的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无产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高度,解决了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既反对党内“右”的倾向,也反对了党内“左”的倾向,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为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是,毛泽东坚持统一战线中争当主人的正确思想,遭到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责难和反对。他后来回忆这一情景时说:“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根据我们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埸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它,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日报》(注:应为《中国农民》)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第二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杨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高潮。”^[6]这说明毛泽东自1925年底就开始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政策了。

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争当主人的思想,不仅表现在理论观点上非常明确,而且突出表现在他同国民党老右派即西山会议派的激烈斗争中。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激烈。1925年11月,国民党老右派邹鲁、谢持等人在北京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中央一届四次全会,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等反共决议案。为了反击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宣传,巩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创办了《政治周报》,并任主编,从思想理论上开展了同国民党右派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政治周报》第一期上,毛泽东针对反革命派宣传的反“共产”、反“赤色”两面黑旗,写了《三三三一制》、《杨坤如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如果对赤同志仇雠亦吾良友》、《颂声来于万国》、《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邹鲁与革命》,在第二期上写有《赤化原来如此》等杂文,这些文章彻底揭露了“反共产派”的实质,指出:“一般反革命党指国民革命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袭了帝国主义的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7]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发表了一批分析资产阶级各派及我们对它的政策的文章,其中有《向左还是向右》、《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右派的最大本领》、《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他在这些文章中阐明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中间派必然要分化。西山会议派就是国民党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国民党右派分裂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从国内外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对象、任务、目的、结果、时代特征及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发展等几个方面,剖析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它不可能建立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国民党右派的分裂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革命与发展。这些论述从理论上,事实上揭露和批判了西山会议派分裂国共合作的反动行径,教育了国民党左派,争取了中间派,对坚持我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坚持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争当主人,还突出表现在对陈独秀等人的妥协退让的右倾政策进行了斗争。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在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优势。根据吴玉章回忆,当时,毛泽东、陈正年、周恩来等主张通过这次会议严惩西山会议派,开除戴季陶等人的党籍,还主张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时,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争取共产党员达到1/3。但这个计划遭到中共中央的反对,陈独秀,张国焘等人认为英、日帝国主义支持的吴佩孚、张作霖已经联合起来,国民军北伐遭受挫折,生怕西山会议派的活动会造成国民党的全面分裂,使广东的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因而主张让步,以缓和国民党内的矛盾。为此,陈独秀等在上海同戴季陶、孙科等谈判,表示国民党的事应由国民党负责,中国共产党无意包办,也不希望在选举中增加共产党员人数。陈独秀还主张戴季陶回广州去出席国民党二大。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妥协退让,大会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36人中,共产党员只占7人,中央12名监委中共产党员仅1人,右派占绝对优势,戴季陶仍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常委,2月1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这就为他后来夺取领导权开了方便之门,毛泽东等对陈独秀的右倾政策极不满意。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借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名义,命令海军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19日李之龙向军校驻省办事处索补调派兵舰的公函到海军局编号存案, 20日蒋介石谎称共产党人指挥中山舰炮轰黄埔,共产党人暴动,于是宣布广州市戒严,逮捕共产党员李之龙,软禁和监视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顾问办事处。毛泽东、陈延年等得知事变后,即往苏联顾问代表团团长季山嘉处商量对策。毛泽东等提出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机关,监委员到叶挺独立团驻地肇庆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军权,开除其党籍,同时利用蒋介石与其他各军的矛盾,声讨蒋介石。苏联顾问季山嘉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对抗,不赞成反击,而主张向蒋介石让步。党中央陈独秀等人也主张妥协退让,并派张国焘到广州执行这一妥协政策,共产党员被迫撤出第一军。蒋介石篡夺军权的阴谋得逞,这一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以后蒋介石加快了反共的步伐。

接着,蒋介石为了从国民党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于1926年5月15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执行委员的1/3,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来。党中央和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采取退让政策,表示接受,并派张国焘、彭述之前来广州指导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要大家接受这一无理提案,中共党团讨论七天毫无结果,最后张国焘等按照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大家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主张“坚决顶住”,他在国民党二届二中会上表决所谓《整理党务案》时就没有举手。“当时没有举手的还有国民党内的二个人,一个何香凝,一个柳亚子。”^[8]由于陈独秀,张国焘采取妥协退让方针致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从此,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毛泽东也就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由于陈独秀等人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妥协退让的右倾政策,致使毛泽东等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争当主人的正确举动受到了挫折。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化,陈独秀的右倾退让政策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自愿放弃了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终于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可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是“争当主人”还是只做“客人”是革命成功的关键,也是这个党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党的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