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土地革命

武装割据,这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可以说中国有武装割据的传统。早在春秋战国以前,中国就是诸侯割据,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割据发展到了顶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有发展成割据局面的。到中国近代,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分割削弱政策,造成了中国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各派军阀拥兵自重,占地为王,为害一方,成为中国近代社会长期战乱的重要原因。这是半殖民半封建中国政治上的一个特点。

1927年9月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历史。这种割据从表面上看好像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当“山大王”的割据形式。但它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武装割据有着本质的区别,同封建军阀割据毫无共同之处,毛泽东实行的“工农武装割据”,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这种武装割据,工农是割据的主体,它有先进的政党来领导,有科学的指导思想来引导,割据的目的不是为了当“山大王”,而作为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的基础。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

毛泽东领导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成功地从实践中解决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科学地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他依靠工农红军和人民群众,坚持正确的战略战术,同敌人进行游击战、运动战,粉碎了数倍于我的敌人的“会剿”。他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土地革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1928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4月,他根据党的“六大”精神,结合赣南土地革命的经验,又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了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公共土地。毛泽东在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了一系列文告,对土地政策作了一系列具体规定。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共闽西“一大”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和《土地问题决议案》在一些具体土地政策上有了发展。至19 31年初,基本上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通过土地革命,根据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调动了他们开展生产和保卫根据地的积极性。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方面,毛泽东领导根据地人民打碎旧政权,建立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毛泽东坚持要以根据地作为依托,强调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反对湖南省委命令红军脱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去湘南作战,毛泽东的上述实践活动和经验,为他深刻地从理论上认识和论证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政权建设的辨证关系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没有满足于取得的实践经验,而是对这些经验进行理论思考,并将其升华为理论,使之具有普遍意义。

毛泽东指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和武装斗争,就不能有效地进行土地革命,也不能建立和发展根据地。中国的民主革命,经历了几十年的历史进程。其间,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曾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但在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农民的武装起义通常只是揭竿而起的自发运动,并且都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发动了—系列的反清武装起义,并认识到“战争解决一切”这一中国革命特点,但在组织和发动武装起义的时候,却出现了早期依靠会党,后期依靠个别军阀“联甲倒乙”的错误做法。只有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中国无产阶级,才把武装斗争作为中国革命的规律而自觉地掌握和运用,使之真正发挥了全部作用。当然,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有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早在党的创立时期就萌芽。当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明确提出“以俄为师”时,当党的一大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时,就明确表明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已在党内萌生。在大革命时期党对建立革命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有一定的认识,但由于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党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立革命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上,其结果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危害。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比较早认识到武装和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还在1920年,他就提出“俄国式的革命,是别的道路走不通后非采取不可的方法。”^[2]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要使手持梭标的农民组织成”使一切土豪劣绅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8月7日,他又在中央紧急会议上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些观点在党内产生了重要影响。

全面论证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将其同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联系起来作整体思考,是在1928年至1930年这段时间,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来论述这个问题。他回顾井冈山的斗争,认为“边区的斗争,完全是军事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他进一步指出:“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3]

毛泽东还分析了武装和武装斗争在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中的作用。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

毛泽东阐述了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充分地发动农民,红军战争就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毛泽东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是以中国特殊的国情作为依据的。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很长,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中国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竭力维护中国封建剥削制度,在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就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深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剥削,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正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基础,因此,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对于这一点,毛泽东非常清楚,还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呼吁党的领导人要高度重视农民和农村。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他以满腔的热情讴歌广大农民的首创精神和斗争精神。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是全党领导无产阶级到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人。他的实践使他深刻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怎样才能把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毛泽东又从实践中找到答案。这就是开展土地革命。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感性的体会使他认识到土地在农民生存和发展中的地位。土地是农民的命根,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无不以平分土地作为发动农民的武器。远的不说,就说发生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把历史上农民的平均主义要求发展到顶点。孙中山则以“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作为发动农民的主要政治纲领,但他并没有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原因在于他们脱离农民,未能在农村开展阶级斗争,在广大农村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动,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对于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是非常熟悉的。他深刻的认识到,实行土地革命,是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条件。由于根据地经常遭受敌军的进攻,处于繁频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4]这些很多工作就包括土地革命。他说,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热情,增加农业生产,农民就必然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用生命去保卫根据地。井冈山的实践说明,由于开展土地革命,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自觉维护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从政治和经济上巩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

实行土地革命,是发展壮大人民革命武装的可靠保证。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那么,革命的武装从何处来呢?中国社会的状况和农民占人口总数的为百分之八十的事实,就能说明这些问题,换言之,革命武装的主要来源是农民。而调动农民参军的积极性,就必须开展土地革命。因为只有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才能使农民获得解放。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的农民,十分珍惜土地改革的成果,自动武装起来保卫家园。这些农民的地方武装,是工农红军的可靠来源,而且,在保卫根据地的战争中,为了保卫土地革命成果,农民从人力和物力上全力支援工农红军。可以说,只有实行土地改革,才能发展壮大工农红军。

当然,土地革命也离不开建立革命政权,离不开武装斗争。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建立了庞大的政权机关和军队,用以镇压农民的反抗。只有首先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歼灭了他们的武装力量,农民掌了权,才能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

毛泽东在论述根据地建设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他指出:“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阵地,不建立和建设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而将陷于失败,土地革命的成果也就无法保持。”

中国革命要不要建立根据地?毛泽东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教育全党。在中国历史上,公元875年,即唐僖宗乾符二年,黄巢聚众响应王仙芝领导农民起义,他率领起义部队,曾经多次出山东流动作战,转战于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陕西等省。它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但是黄巢起义军只是简单地进行流动的战争,没有建立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最后导致失败。封建统治者也称黄为“流寇”,主要是指流动游击。发生在明末的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同样不建立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总是流动作战,最后在吴三桂勾结清兵联合进攻下失败。黄巢和李自成起义的失败,原因是复杂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不建立巩固根据地,实行无后方作战。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出:“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5]

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党内和军队内的流寇主义思想。他列举了流寇主义的三种表现:一是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是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是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毛泽东认为,这种流寇主义的思想及其行为,极大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在是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毛泽东还具体提出了纠正流寇主义的办法。

毛泽东还论述了建立根据地与开展武装斗争的关系。由于中国革命敌人异常强大,并且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为了积蓄和锻炼革命战争力量,避免过早与敌决战,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必然长期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行,以武装斗争去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又使之成为开展武装斗争的依托。土地革命也离不开根据地的建设,如果没有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在根据地里没有代表人民利益,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也是不可能的。

同样,只有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没有根据地的建设,就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建设,就不能坚持土地革命和巩固土地革命的成果,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会变成流动式的武装斗争,在受到敌人袭击时容易因无各方依托而失败。

毛泽东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政权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相结合,标志着他已经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对当时党领导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总结,也是对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历史上农民斗争经验的总结。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的认识还只是初步的,对于建立这样的根据地也缺乏认识,经过大革命失败和失败以后一系列武装斗争的实践,党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的认识大大加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以及三者之间的内在的逻辑联系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学说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