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杨武之教授

深切怀念杨武之教授

杨武之教授是对我国数学发展有重要贡献的前辈学者，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我深切地怀念这位热爱祖国、品德高尚的前辈数学家。

杨武之先生，早年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任教，担任西南联大数学系系主任，是我国最早的数论和代数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经典数论的若干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同时他在培养人才、提携后辈方面，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当年他指引了年轻的华罗庚先生从事解析数论的研究，在中国数学史上传为美谈。

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时，他从同济大学转到复旦大学任教，我于1953年到复旦教书，能够和杨武之先生在一个单位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当时他担任一年级高等代数的教学工作，继续实行高水平教授担任基础课的优良传统。

当时正是学习前苏联的高潮，大学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以至于教材，都要照搬苏联的。数学系一年级的高等代数课程，变化很大，学生一进大学，就要学群、环、域等抽象代数的概念，这不符合过去的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的教学顺序，但在当时，依照前苏联教材进行教学是天经地义的事，谁也不能做大的更改。杨武之先生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承担这样的任务的，他非常认真地从事这一教学工作，努力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前苏联教材作了许多处理，使学生能够接受。他家住在上海市区，离开学校比较远，他经常在学校分配给他的一间小小的房间里备课，和青年教师一起研究教学，终于很好地完成了任务。1953年这一学年，在他的班上听课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后来在数学上都很有建树，其中有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李大潜教授，在数学或计算机科学很有造诣的严绍宗教授、陈火旺教授、施伯乐教授等著名专家。

非常可惜的是杨武之先生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不可能再坚持任教，在1954年就过早地离开了数学的研究和教学岗位。复旦大学对他非常器重和照顾，尽可能地安排好的医疗条件，每个月的工资都按时派人送去，我和胡和生等青年后辈教师，也时常到他家里探望他，受到他和师母罗孟华女士非常热情的接待。我们从国家建设、学校发展到个人生活琐事，无所不谈，两位前辈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和对青年人的关怀，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956年杨振宁先生得到了诺贝尔奖。消息传来，我们这批青年人都兴高采烈，也为杨武之先生骄傲。对此，周总理非常重视，同意杨武之先生和师母3次去日内瓦和香港同杨振宁先生会面。杨武之以他自己的切身体会，深入地向杨振宁先生介绍新中国的发展情况和光明前景，使这位才能卓越的青年科学家对新中国的面貌有了很深的印象，对他的父亲当时的精神境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对许多爱国的、正直的人士都是一场灾难，杨武之先生也不能幸免，1968年“工宣队”进校，一看教师名单，发现杨武之先生自1954年以来因病不能到校上课却一直受到优待。他们不顾周总理的特意安排，下令要杨武之先生到校来接受他们批斗。杨武之先生非常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对毛主席非常尊敬，但他为人非常耿直认真，他认为毛主席著作中有些词句在文字上还可表达得更好一些，这就闯了大祸了，造反派勃然大怒，他的问题“升级”了，要他住在学校里“监督劳动”。

当时我已被隔离审查，有一段时间曾和杨武之先生同住在青年教师宿舍里，两人同住一个房间。杨先生这时被迫去打扫大操场，当时是8月份，天气很热，杨先生已经高龄，又是久病之身，被迫做这样的劳动，这完全是无端的迫害，我也被无穷无尽的批斗和各种劳动弄得喘不过气来，只能在晚上回宿舍时见到杨先生，他见到我就说：“超豪，我累得不得了呀。”我当时除了同情之外，也是毫无办法，只能在生活上帮帮他，如为他打打开水、整理什物等，使他少劳累一点；只能劝他好好休息，以应付第二天的劳动。我对他说，不要被造反派抓住辫子，再吃苦头。

不久，对我的“审查”升级了，被责令住到学生宿舍去，接受学生的“监督”，有好几个月没有能够和杨武之先生见面。大约半年以后，“工宣队”说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找了几个被批斗的人谈话，杨武之先生也在场，工宣队问我们还能为人民做哪些有益的事，杨先生说：“我还认得字，可以为劳动人民读报”，工宣队对他无可奈何。我当时说：“我的微积分还是很熟练的，如果工人们搞技术革新有需要，我可以帮助。”为此，受到了工宣队的一番训斥，说：“谁要你！”我才感到所谓落实政策完全是假的，杨武之先生没有谈数学，总算没有挨骂。

1971年，杨振宁先生第一次回到祖国，我感到非常兴奋。但那种继续被审查的情况，使我不可能见到他。当时杨振宁先生指名要见苏步青教授，当权的那些人只好同意苏先生一起陪同参观，苏先生回来说，杨振宁先生很关心他，我们都很感动。我想杨武之先生一定已多次向杨振宁先生谈起过苏先生。此后我陆续听说杨武之先生病情加重，杨振宁先生几次回国探望并进行讲学。但我当时仍然在被审查，没有“解放”，不可能去见杨武之先生一面。直到1973年杨武之先生去世，我才被准许去参加追悼会，会场隆重肃穆，杨振宁先生在讲话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以非常悲痛的心情和语调，以具体的事情表达出杨武之先生热爱祖国的精神和崇高的道德风范，陈述了杨武之先生对他的教育和影响，他说杨武之先生“再三要求我把眼光放远，看清历史演变的潮流，这个教训两年来在我身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场的人无不深受感动。我当时非常悲痛，想不到就这样和杨武之先生永别了，同时也更加敬仰杨武之先生，作为“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的老人，能有这样高的思想境界，真是难能可贵。他的崇高形象，深深地留在我的心中。后来我同胡和生和杨振宁先生在科研中建立了合作的关系，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我们又和师母罗孟华女士、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女士有多次愉快的相处，振汉、振玉以及谭弗芸女士等都成了我们很好的朋友，在这一切过程中，我们一直深切地怀念着前辈杨武之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