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科学界的代表团访问

鞠躬尽瘁　功垂千秋⁽¹⁾——纪念周总理百年诞辰

在周总理百年诞辰将要来临的日子里，我谨以自己的回忆来纪念这位伟人，所涉及的事情只不过是总理伟大生涯中的一点一滴，但对我却有莫大的教育意义。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50年夏天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我作为一名青年科学工作者的代表，从杭州第一次到首都北京，参加这次盛会。会场在清华大学礼堂，有几百位科学家参加。总理很关心这次会议，特意到会上为大家作报告。总理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对于他的革命经历，也略知一二，特别是他在旧政协期间，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所做的坚决斗争，是我们当时每天关心的大事。知道他到会作报告的消息，大家都兴奋异常。那天，他的报告持续了3个多小时，从国际、国内形势谈到科学工作者的任务，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和教育。虽然当时国家的困难很大，我们都明确地认识到，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作为科学工作者，更有责任在党的领导下，把工作做好，为国防建设和经济振兴而努力。

第二年，1951年4月，我有机会第二次见到周总理。那一年，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准备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原来就是该国际组织的成员，要派出一个老、中、青结合的代表团去参加。解放前后，我一直从事“科协”杭州分会的工作，很荣幸地被选为代表团的5名成员之一，正副团长是林业专家梁希教授和桥梁专家茅以升教授。当时我国和西方国家尚未建交，朝鲜战争在激烈进行，国际形势相当复杂，我们这次活动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向国外派出的科学界的代表团，大家感到责任重大，相当紧张。正在这个时候，得到科学院的通知，总理要亲自了解有关这次出访的情况。那是一个晚上，我们到了中南海总理的办公室，他详细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询问了有关的情况，并且就一系列的问题作了指示，如法国不发给签证、进不了巴黎怎么办、朋友们对我们的抗美援朝不理解，以及如何处理世界科协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当时还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能在归途中在前苏联参观3个星期，总理马上同意这个要求，并立即要办公室去落实这件事。总理指示使我们心中有了底。在到达布拉格之后，法国果然拒发签证，不让我们进入巴黎。我们就根据事先的计划，一方面发表抗议声明，一方面在布拉格待命。世界科协的负责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一个会议在巴黎和布拉格两地同时举行，对重大问题，采取了协商的形式，取得了共识。这次会议确立我国在这一跨越西方的国际科学组织中的地位，也为前苏联加入这个组织铺平了道路。当时世界许多科学家对我们的抗美援朝斗争持怀疑态度，有的表示同情但也缺乏信心。经过我们的宣传，他们增进了理解，在保卫世界和平这一共同目标下，认识渐趋一致。会议结束后，我们依照总理批准的计划，作为前苏联科学院的客人，到莫斯科访问。在那里我们访问了前苏联科学院及所属的若干研究机构，参加了“五一”节的庆祝活动。我除了陪同梁希教授参观有关林业的研究单位外，还会见了前苏联数学家诺维柯夫院士。他对我说了前苏联学者对数学的整体的认识以及它对社会进步的作用，这使我对数学研究有了进一步信心。在归途中，我们对于总理正确、周到的指示和同意我们顺访前苏联感到非常感谢和十分钦佩。

在以后的岁月中，我有幸多次直接听到总理的报告。1956年，我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是主席团成员，能够多次与总理在会场中见面，听到总理的形势报告。1960年，我代表复旦大学数学系，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大会安排我作大会发言。我汇报了复旦大学数学系抓住教学内容现代化和理论联系实际两个要点进行教学改革的情况。那个下午只有两人发言，另一位发言人是清华大学张子高老教授。总理到会，很专心地听取了我们的发言，并且说一老一少的两个发言都体现了教育战线上努力革新的精神，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接着总理举行了招待会，招待全体代表，在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1962年的广州会议，总理又亲自为科学界作大会报告，文艺界人士也参加。这个报告实际上是非常诚恳的谈心。他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批评了那些歧视知识分子，片面强调出身，把党员和群众对立起来的做法；另一方面要科学家们对工作提积极的建议，并努力进行世界观的改造，鼓励大家“活到老，学到老”。在总理的干预下，不久中央政治局决定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除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光荣称号。这一切，对于热爱国家、热爱社会主义的广大知识分子，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可惜会议的这些主要思想在当时就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干扰，没有能够落实，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更被彻底否定了。

1963年初，总理还到上海市科委召开的科技会上讲话，接见了一批科学家，和大家一一握手。那次苏步青老师和我坐在一起，总理称赞我们是“一对好师徒”，并且要求我们培养出更年轻的数学家。总理在讲话中，特别指出，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使我们深深地感到责任的重大。

1964年12月，在三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又一次听到总理的报告。那时形势很使人鼓舞，3年经济困难的阴影已经过去。我国自制原子弹爆炸成功，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我国的变化。总理的报告进行了两个单元，整个会场气氛非常热烈，报告多次被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大家都满怀信心，准备为我国建设的新进展贡献力量。没有想到，这是我直接听到的、最后一次的总理报告。三届人大只开过这一次大会。10年动乱到来之后，我只能从报刊上读到总理对红卫兵的一段讲话，大意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要了解它们的历史背景，理解它们的精神实质。在那死背“语录”，讲“一句顶万句”的日子里，总理的讲话像清风，唤醒人们的理智。可惜理智的声音被煽动起来的一时的狂热所掩盖了。根据后来的许多报道，我了解到总理不顾严重的疾病的侵害，为了政府的连续运转，为了保护老同志，为了使政权不致落入“四人帮”之手，为了使小平同志能够出来主持工作，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而机智的斗争。阅读这些报道，我既敬仰，又心痛。我深深感到在中国革命建设的每一时期，总理的丰功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不仅鞠躬尽瘁，而且功垂青史。当我们今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时，当我们为祖国的每一进展感到自豪时，总是感到总理的贡献的重大，总是感到他的精神仍然活在我们的心中。

【注释】

(1)此文刊载于《复旦报》，1998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