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学生运动的一些回忆

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学生运动的一些回忆⁽¹⁾

（一）一声春雷

抗战末期，我在浙大龙泉分校读书。胜利后，1945年12月底，分校结束，迁回杭州，我和一些同学途经温州、上海去杭州。在温州，在国民党办的报上看到关于昆明“十二·一”事件的消息，透过这种歪曲的报道，我和几位具有进步思想的同学，如曹维民、白锡骅一起进行了分析。知道“国统区”的同学们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高潮已在掀起。经过上海时，又看到处处有《民主》、《文萃》等进步杂志，我们真高兴极了，一篇篇痛骂国民党独裁卖国的文章，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共鸣。在抗战中后期，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我们不知道解放区已这么壮大，也不知道八路军、新四军等党所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发挥了这么重要的作用。得知这些情况以后，我们非常兴奋，同时也了解到国民党企图发动全面内战消灭我党的阴谋。我到杭州已是1946年1月初。当时浙大有两部分学生，一部分是从龙泉迁回来的，主要是二年级学生；一部分是从杭州招来的一年级新生。大多数同学间存在这样一种情绪：抗战胜利之初的欢欣已经过去，眼前看到的国民党政府是这样一团糟，心里很失望。旧政协召开期间，同学们三三两两聚在寝室里，关心着时局，希望两党达成协议，有个和平民主的新局面。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会议期间发表的一些主张深得人心，但国民党处处阻挠，大家心里很生气。2月份，旧政协刚结束，就发生了重庆民主人士被殴打的事件（沧白堂事件），同学们觉得大家所盼望的和平民主有被破坏的危险，必须起来斗争。一夜之间几百名同学签名要求学生自治会组织示威游行，表示坚决拥护政协决议，反对破坏政协决议的行为，反对内战，声援被打伤的民主人士。但浙大学生自治会那时还在国民党三青团手里，头头叫李景明，由于签名人数已超过半数，他不得不召开大会，但在会上发言时反对游行。同学们情绪高昂，当场把他轰下去。随后，抗战胜利后杭州市的第一次民主游行就开始了，有浙大学生和部分中学生参加。几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穿过了杭州市区，高呼着“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口号，在杭州市民中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可以说是一声春雷，杭州苏醒了！

（二）“求是学社”和“六一三”反内战游行

游行以后，反动派力图把进步力量压制下去，他们利用种种借口，发动了一次反苏游行。当时许多同学还不了解真相，出于淳朴的爱国情绪，支持了这次游行。此时，学生自治会领导层中有一部分进步同学，为了不脱离群众，也参加了这次游行。我和其他许多进步同学则拒不参加，在寝室议论形势。游行队伍回来后，我们却听到了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原来游行群众在途经官办的“中纺公司”门口时，队伍高喊了“打倒官僚资本”等口号，这是出乎反动学生意料之外的，把他们弄得惊惶失措。这件事本身就表示了进步力量在成长，群众已经觉醒。

此后，我和薛天士同志作了一次长谈。在1940年，我们都在温州中学参加党的组织。1943年，因温中党支部书记被捕，我们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但我们都很想为党的事业而奋斗，我们认为，进步力量应该有个组织，否则，国民党再要搞什么反共活动，我们仍处于零碎被动状态。和我们紧密联系的有一批来自浙南的同学，有徐恭恕、潘绍光、曹维民、白锡骅、蔡耀宗等等。我们发现“联合高级中学”的毕业生中有一批进步同学，他们之中，吴士濂同学表现很突出，在龙泉时就向其他同学介绍讲辩证法的书籍，我就征询吴士濂的意见，他立即表示赞同，并推荐了王万里、蔡为武、孙恪鋆等同学参加，另外我们还发现了徐振声、张令謇、楼宗汉等等，一共近20人左右，成立了一个秘密团体，定名为“求是学社”，推我为负责人，大家经常看些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每周举行一次有关政治形势和学习心得的讨论会，并讨论如何宣传进步思想和推动学生运动。当然，求是学社之外的进步同学还有很多，如周西林、杨锡龄、杨铭、邵浩然、包洪枢、蔡希尧等等，和我们也有一定的联系。我们的活动还取得了赵槐的帮助，他当时还不是党员，但给我们拿来整风文献和“七大”的一些文件《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等，在部分同学中传阅，在思想上大大武装了我们。我们还出壁报，号召同学们关心形势，警惕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求是学社”比较有影响的活动之一，是请马寅初先生来演讲。马老来杭州，吴士濂先得到消息，由我和王万里两人去登门拜访，以学社名义邀马老来校作演讲，马老很高兴，马上就答应了。演讲会地点在工学院的大厅，那天天气很热，我们广泛发动学生、教员去听，如我就去请教我理论力学的周北屏教授去听演讲，到的人很多。马老情绪很激动，向同学们深刻而具体地揭露了官僚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危害，表明了他和独裁政权斗争的决心，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946年6月，国民党向中共下所谓“限期撤军”的最后通牒，企图进一步扩大内战。大家知道了很生气，一部分金华籍的同学如楼宗汉、李樟修等纷纷议论，建议发动抗议活动。当时，杭高同学也正在酝酿和浙大学生采取联合行动，我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联合起来搞了“六一三”反内战游行，由吴士濂担任主席，请来马寅初、王竞吾参加。两老在大雨中冒着被迫害的危险，走在队伍的前面。这次行动影响比较大，时间也比南京下关事件（“六二九”）早。然后还成立了杭州学联，吴士濂是负责人。虽然在暑期中，有些中学进步同学受到了迫害，但杭州市的学生运动，还在不断地前进。

（三）温州大专学校学生暑期联谊会

1946年暑假，我回到故乡温州，当时，抗战时期到内地去的许多同学都回到了温州，他们带来了内地学生运动的信息，使我们大受鼓舞，他们也因为沪杭等地的学生运动的兴起而十分高兴，大家都愿意利用暑期搞一些进步活动，就发起组织了“温州大专学校学生暑期联谊会”（简称“大联”）。在温的大专学校学生都可参加，成立了一个理事会，由魏忠任主席，理事会成员有我和曾守中、金家麟、曹维民、梁益华等等，是以进步同学为主体的。成立联谊会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英轮赶出瓯江。有一条英国太古公司的商轮通过温州的某商行开进瓯江，企图装运货物。我们认为，这是破坏我国主权的行动，于是就用“大联”名义发表抗议书，号召群众起来抵制。包括我在内的七八位“大联”负责人到国民党市党部递交抗议书，又去该商行作严正警告。在群众抗议下，外轮不得不空船退出瓯江。做的第二件事是开办中学生暑期文化补习班，有千把人听课，从初一到高中都有。除了上文化、业务课外，我们还把外地各大专学校的民主运动的情况介绍给中学生，对温州的学生运动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三件事是举办时事晚会，有文艺节目，又有时事讨论。“大联”是一个群众性组织，各种观点都存在，我们在会上驳斥了一些错误的论调，有利于大家正确地认识形势和任务。“大联”的工作，还得到了在温州度假的夏承焘、沈练之、王季思等教授的支持。

这个暑期中，我最大的收获是重新得到了党组织的领导，浙南根据地永嘉县负责人曾绍文同志，到温州城内开辟工作，他注意到“大联”的工作，通过我所信赖的夏文俊同志来和我谈话，他向我讲明了他的党的工作者的身份，对“大联”工作表示支持和鼓励，希望我组织积极分子学习，希望大学生对中学的学生运动多起促进作用，还希望我到杭州后和温州地下党继续保持联系，成为在杭州的一个联络点。这些事我都照做了。比如说，我们当时就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学习小组，有邵浩然、曾守中、梁益华、曹维民等人参加。到杭州后，我介绍过进步同学去温州游击区工作，又传递过某些有用的信息。

“大联”工作在1947年、1948年暑假都继续进行，1947年由包洪枢任主席，仍举办了中学生暑期补习班，党组织派冯增荣同志来领导，后因突然发生夏文俊同志被捕事件，部分计划有所改变，但群众性的活动仍然坚持进行。

（四）“五二○”运动和于子三运动

1946年下半年，浙大总校迁回杭州。总校学生运动开展得很好，我们和总校来的进步同学汇合了，大家都很高兴。我认识了一位温泽民同志，凭我的判断，他是代表总校的党组织和我联系的，便把我所了解的杭州分校的进步力量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从此便开始了联合的活动。

汇合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学生自治会的改选。这关系到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能否掌握在进步同学的手里。各系进步同学都根据各自的情况，把票数集中到最有希望的人身上，当时数学系很小，4个年级只能选一名代表，我当选了。由代表会再选出理事会，主持经常性的工作。在这一届的学生自治会中，我们举行了抗议美军暴行（沈崇事件）的大示威，显示了总校、分校的团结。第二个学期，即1947年上半年，我任代表会秘书，并负责联系会刊“求是周报”。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越来越不得人心，群众反抗情绪越来越高涨，学生自治会因势利导，特别从上海请了施复亮、吴耀宗等进步人士来校演讲。还组织了“五四”晚会，给大家很大教育。一场大行动即将来临了。

1947年5月中旬，浙大各进步社团负责人在大学路后面城墙上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动员各进步社团联合起来开展“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由于在学生会代表会和理事会中，代表会更有号召力，便请代表会主席于子三出面领导。我理解到这是浙大党组织有领导的行动。会后经各社团酝酿，召开了全校性大会，由于子三主持，成立了罢课请愿委员会，他担任主席，我作为主席秘书，协助他工作，又推选崔兆芳、邵浩然、曾守中等人为代表赴南京，和全国各校代表联合请愿。当时国民党集中大批军警，对请愿队伍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这就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假民主、真独裁的面目。“五二○”镇压学生请愿事件后，崔兆芳代表在全校发表广播演讲，群情十分激愤，用多种方式进行了抗议，并组织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涌现了许多积极分子和进步团体。

1947年10月，发生了于子三等4位同学被反动派逮捕的事件，然后，于子三被反动派杀害，在全校、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成为浙大绝大多数同学的强烈呼声，许多讲师、助教都直接参加了抗议的队伍，我们举着“冤沉何处”的横幅大标语，在市里游行，沉默的、悲愤的队伍唤起了广大市民内心共鸣。队伍在和于子三遗体告别后回校，我作为学生自治会代表之一，和田万钟（现名林新民）同学、李天助校医等察看法医验尸，含着仇恨和眼泪目送着于子三烈士遗体的入殓。在这次事件中，竺可桢校长主持正义，以苏步青教授为首的教授会罢课一天表示抗议，我们深为感动。

反动派一面用屠刀镇压，一面又派遣和扶植一些反动学生有计划地来争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各进步社团在党的领导下向群众推荐了一批进步同学作为候选人，结果以绝对多数当选为学生自治会理事，在新的理事会中设常务理事一人，副常务理事两人，我担任副常务理事（后再兼任主任秘书），负责法律诉讼委员会，用合法手段和反动政府作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得到了主持正义的徐家齐律师的有力帮助，同时我又多次和竺可桢校长、苏步青教授等接触，向他们表达学生自治会的立场和争取他们的支持。

为了再一次镇压学生的抗议活动，反动派在1948年1月4日又组织了一次对学生的暴行，一群暴徒冲进学校殴打同学，破坏了我们为于子三出殡的行动，同学们奋起反击，这一镇压活动变成了广大同学对特务的严正审讯，再一次揭露了他们的狰狞面目。

我参加的这些活动，都是在浙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我知道李景先同志（也是副常务理事）是党组织安排来负责学生自治会工作的，便通过他来理解党组织的意图，进行各项工作。在我将离职时，还根据他的安排，写了于子三运动的一份记述，这是关于当时情况的一份原始记录，后来被编在《踏着烈士血迹前进》这一本由党总支定稿的纪念集中，至今还有少数同志保存着。

关于这一段史实，许多同志都做了详细的叙述，我只是简单地说一下我自己接触到的一些情况。

（五）浙大党组织的另一系统

在我从事学生运动时，我起初以为浙大只有一个党组织的系统，但事实上浙大还有不属于这个系统的党员。

1948年2月，赵槐通过徐恭恕和我谈话，希望我能在党的组织之中为党的事业而奋斗，不要仅仅作为党的积极分子来为党工作。我一向把党员看得很崇高，应该是“钢铁材料炼成的”，在学生运动中，我虽然已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做了一定的工作，但总感到还没有锻炼成熟。经过半年的于子三运动，看到解放战争尚处于激烈阶段，我感到必须把自己这一份力量全部投进去，在党的组织之中，才能为共产主义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就提出申请。到了3月份，申请批准了⁽²⁾，我很兴奋。赵槐同志作为我的介绍人，通过他，我知道浙大党还另有一个系统，主要负责人就是赵槐同志，在学校中配合浙大负责青年运动的党组织（简称学运系统）从事学生运动。另外也团结一批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以从事杭州和附近各城市的地方工作（简称城工系统）。和我同时入党的还有徐恭恕、郑启良两位同志，成立一个党小组，由我担任组长，另外还由我个别联系徐振声同志。赵槐在进步学生中做了许多工作，团结了一大批群众。当时，浙大党建立了外围组织“新民主青年社”，赵槐和学运系统的吴大信同志达成了默契，其中的一小部分就由赵槐同志负责。另外他还发展了卢婉清同志入党，卢后来又在浙大发展了几名党员，从而城工系统（现在知道，这个系统当时是属于中共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在浙大的学生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党员和直接联系的积极分子组织和群众。

当时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学生中配合学运系统继续参与学生运动，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进行宣传、教育和发展党员的工作；另一方面，考虑到我毕业后很可能继续留在浙大，要逐步做青年教师的工作，并做上层人物的工作和开辟校外科技人员的工作。当时我联系的积极分子有温州地区的一些同学，如邵浩然、包洪枢等等，他们在历次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另外，我还是一个秘密的进步组织“华社”的成员，是该社的负责人之一。

“华社”是1944年9月在贵州遵义成立的，是一个进步学生社团，当时就得到浙大地下党的关心和支持，在浙大的历次学生运动中，它的成员都是起带头作用的积极分子，和我一起从事过学生运动的任亚冠、王良茀、刘寿生、曾守中、毛重斌、蒋世徵等都是“华社”成员，他们于1947年6月间邀我加入。社中经常进行许多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学习活动，探讨如何进一步推进学生运动和在讲师、助教中开展工作。到了1948年，我成为该社在杭州的负责人之一，由于社员的毕业和就业，“华社”还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到1947年，它的社员已分布在上海、南京、武汉、北平、天津等地，总社设在上海，各地的组织在进步的学生运动中都起了很多作用。同时，1947年下半年还和在燕京大学产生的另一个类似的组织“创社”合并（称“民创社”，在杭州，习惯上称为“华社”），明确规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以新民主主义为纲领，在浙大，已有许多社员入了党，不再参加“华社”的活动。我和赵槐研究工作时，认为“华社”中还有许多进步群众，可以继续发挥作用。5月份，赵槐调离杭州，由徐恭慧同志和我联系，领导我的工作，他告诉我，对“华社”杭州分社采取如下措施：

（1）通过我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来安排“华社”杭州分社的活动；

（2）我们对总社是信任的，但为了保证安全，避免发生事故，和总社关系要疏远一些，新发展社员的名单不报总社；

（3）发展任雨吉同志入党，这样“华社”杭州分社两位负责人都是党员了；

（4）发展党员可以先通过参加“华社”，经过考验，然后再发展入党；

（5）停止和个别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的社员的联系。

这几条都照做了，如布置了农、理、工学院各小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并积极安排社员参加各项群众活动；任雨吉同志于1948年9月（或10月）被批准入党；1948年夏天，发展了邵浩然和包洪枢同志参加“华社”，年底被批准入党。邵浩然在外文系建立了一个“华社”小组，包洪枢参加学生自治会的活动，是负责人之一，我们还通过“华社”，和李文铸同志（学运系统党员）合作，创建了一个“求是科学社”，以团结爱好科学的同学，当时有很多人参加，也开展了一些活动。

另外，1948年底，我不经过华社发展了池志强和许殿英入党，他们都是学生自治会的骨干。但从1948年上半年开始，我已担任了浙大的助教，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团结科技界人士，保护杭州市各有关科技单位的人员、设备、资料以迎接解放。1949年3月，杭州地下市委成立，根据上级决定，我把所联系的学生党员的组织关系转给卢婉清同志，我就以全部力量从事校外科技界的工作了。

补遗（2005年4月）

我在浙大时期还有一项活动值得一提。1948年下半年，李文铸（当时为物理系助教，地下党员）、张翰（化学系学生，“华社”成员）和我在浙大发起组织一个社团，称为“求是科学社”，主要目的是吸引爱好科学技术的学生从事学术知识交流和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当时贴出布告公开报名参加。成员有100余人，大多是三四年级学生，由我任负责人，曾从事参观工厂、看天象、举办学术演讲、在报刊上发表科普文章等活动，地下党组织和“华社”都支持这个社团的成立。后因杭州接近解放，别的事情很多，这个社团才逐步停止活动。后来，社员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很好的贡献，好几个人因水平高、贡献大而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我知道的有胡海昌、潘家峥（也是工程院院士）、杨福榆、沈允纲、沈家骢、韩祯祥等，这也说明浙江大学当时学生的素质非常高，学习很好的学生也乐于参加和自己志趣相投的社团活动。

【注释】

(1)该文登载于《杭州党史资料》，1988年第一期。最后一段是新添的。

(2)1988年3月，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和市委组织部复议研究，“同意恢复谷超豪同志脱党期间（指重新入党前）的党籍，党龄从1940年3月起连续计算”；“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亦从1940年3月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