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国民主同盟成立

在纪念中国民主同盟成立6 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丁石孙主席、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中国民主同盟从建立到现在已走过了60年的历程。回顾民盟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她走的是一条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团结奋斗的道路，民盟的历史是我们每一个民盟盟员都值得骄傲的历史。

我对民盟的了解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叶。当时，旧政协召开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我们大学生都非常关心国家向何处去，关心经过8年抗战后，中国是否会有一个和平、民主的新环境。在这之前，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人们不知道有“民盟”这样的组织。旧政协会议，使我们知道了除了共产党，还有一个追求进步的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它同共产党站在一起，共同呼吁和平，反对内战，是共产党非常好的朋友。从此以后，我非常关心民盟的每一个活动，逐渐知道了民盟的一些领袖，如张澜、沈钧儒、黄炎培、费孝通等知名学者都是民盟成员，又知道闻一多、李公朴烈士也是民盟成员。民盟先辈的行动使我肃然起敬，也使我进一步了解了民盟。1947年，全国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我们浙江大学发生了一件事，当时，国民党当局在校园里散发了一张传单，这是一份黑名单，无中生有地说，参加学生运动的哪些人是共产党，哪些人是民盟，目的在于警告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妄图使他们脱离斗争行列，也企图使中间分子不敢参加。他们炮制这张传单，实在非常可笑，在近七八十个人的名单中，他们认为三四十个人是中共，20多人是民盟分子，10多人是盲从分子，实际上名单中的三四十人可能只有个别人和中共有关，盲从人员中倒有共产党员身在其中，民盟的名单也是假的。这张传单反而鼓舞了大家的斗志，激起了广大同学的愤怒。这张名单还说明一个事实：民盟和中共在群众斗争中是站在一起的，民盟组织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

我参加民盟是在解放初期。1951年，浙江大学党组织要我担任党总支的统战委员。当时，浙大民盟刚开始活动，其成员主要是农学院的若干位教授。党总支要求我帮助民盟小组发展盟员，开展组织活动。因此，我就根据指示加入了民盟组织，还被选为民盟杭州市委委员。加入民盟组织后，我着手发展工作，根据党总支的意图，第一批发展了苏步青先生和谈家桢先生。那时，我虽然只有25岁，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科协工作，任秘书并主持日常事务，有很多机会接触老先生。苏先生是我的老师，谈先生是我敬仰的前辈，我跟他们交谈时说，加入民盟组织有助于自己的思想觉悟的提高，是一个进步的行动。出于对党的信任，加上我的工作，苏步青先生和谈家桢先生都在那时参加了民盟组织。现在看来，党的意见非常英明，具有深远的眼光。两位先生在学术界有非常高的威信，在科学和教育事业上一直作着杰出的贡献，后来他们又都成为民盟重要的领导人，在政协和人大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职务。

我在浙江民盟工作时，得到了党组织和民盟组织的双重关心和帮助。我入盟后，民盟中央派了宋云彬同志到杭州来指导浙江民盟的工作，宋云彬是个文学家，在抗战时期我曾读过他的著作。他为浙江民盟做了很多工作。党组织在政治上对民盟的关心更令我难忘。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在学校里开展起来了，由于“左”的影响，出现了偏差，把矛头错误地指向大批教授，接着又要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一时人心惶惶，传说是要打“思想老虎”。中共浙江省委得知后，要大力纠正偏差，让我找苏先生、谈先生谈心、做工作，让他们首先做示范检查，放下思想包袱，率先通过，在全校师生中产生很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种做法仍然很“左”，使两位前辈受了委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避免了更大的偏差。院、系调整后，我于1953年来到了复旦大学，复旦的民盟组织非常强，文科有很多如陈望道等知名教授，虽然我的任务已经改变了，主要担当教学、科研工作，不再担任盟内职务。但许多年来，我和复旦盟内的许多前辈、民盟上海和中央的多位领导同志，还是常有接触，他们都是我学习的对象，从他们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使我更加了解民盟组织，更加了解党的统一战线，对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更有了切身体会。

追溯我与民盟55年的渊源，我深深感到，民盟的发展壮大与民盟坚持与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的政治立场分不开的。在纪念民盟成立6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回顾民盟的光荣历史，就是要继承发扬老一辈民盟领袖创立的优良传统，与党肝胆相照，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团结知识界广大人士，扩大民盟的队伍，特别注意吸收有代表性、有影响的人士加入民盟的组织，为国家的新一轮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