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政委和卓琳大姐还身在北京。
自1957年他们家搬进中南海，一直居住在“三号院”内。1956年起，邓小平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二野”一些老部下在回忆往事时，还是习惯叫他“邓政委”，“老首长”。在京城，在公开场合，自然叫“邓书记”或“邓副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日常都亲切地叫首长。那时“总书记”不是一把手，一把手是毛泽东主席。
急骤变化的形势无法预料。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每个人都不知下一刻的命运。那是一个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的年月，一个不幸或意外有可能比明天早到的年月。
检讨。抄家。禁锢。下放。挨打。致残。致死，入狱。
一个国家人民的命运总是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泰民安，民富国强；国衰民哀，民苦国乱。身为总书记的邓小平也逃不脱这样紧密相连的关系。他、他的家，和全国老百姓一样，在动荡的岁月里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
从抄家那天起，邓小平算是“正式”被打倒了，算是开始无职无权的平民生活了。
如期而至的1969年春节，没给居住在这个胡同里的四家主人带来团圆的欢乐和节日的喜庆，带来的却是混乱，更加混乱。用当时的话讲：“老干部遇到新问题。”
他们很“不理解”。
三号院在位于怀仁堂旁的一个叫庆云堂的小胡同里，从南到北前后有四个院子，住着四户人家，依次是国务院四个副总理，一院李富春、二院谭震林、三院邓小平、四院陈毅。三号院是邓小平居处的代称，听似神秘，其实只是一个顺序排号。
四个院子，四户人家，来往密切。大人和睦相交，孩子欢乐相处。“文革”风暴，一扫和睦与欢乐，到处是标语和口号，时有人来内查外调。院子里再也听不见开怀大笑，再也看不见侃侃而谈。
三号院内只剩下邓小平和卓琳两个老人，孩子们早被撵出了中南海，目的是切断他们在禁锢日子里与外界联系的渠道。
1969年春节是“文革”后的第三个春节，显得比往年更冷清更孤寂。
“文革”后第一个春节是1967年。
几个月前，即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再次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23日的全体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查。
在检讨中，邓小平主动承担责任，让他手下的同志尽量不承担或少承担责任。
邓小平写道：“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犯错误的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
此份检查，毛泽东已经审阅，并于10月22日作了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是……第一行 ‘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 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邓小平哪会一蹶不振？毛泽东的“难道”一问，就是希望与鼓励！这句话给了邓小平一家多么大的安慰和希望啊！这句话让全家人平安地迎来了1967年的春节。
那年，国务院宣布春节不放假，提倡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1967年1月1日，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称“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摘自余伯流：伟人之间毛泽东与邓小平）。紧接着传来了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消息。“夺权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省委、市委书记纷纷“靠边站”，以“革命委员会”替代了省委、省政府。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替刘少奇的名字，以“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替邓小平。
此后，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迅速升级。
1967年4月6日刘少奇家被抄。
不久，即1967年7月19日，中南海的造反派抄了邓小平的家。那天，造反派先把邓小平与卓琳叫到屋边的怀仁堂谈话。这边，一伙人冲进邓家翻箱倒柜，想找出一些“反党”证据。
几小时过去后，未找到只字片纸，他们不知邓小平有个习惯：开会不做记录，平时不写笔记，发言讲话不写讲稿。最多用张小纸记几个数字，圈阅文件都是当日事当日毕，看完批完后都让秘书拿走，办公室不留文件。
40年前，他就养成了用脑子记事、不用笔纸记事的习惯。那时二十四五岁时的邓小平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做地下工作。
当时，中共领导人之间都是单线联系，身为秘书长的邓小平，则要把中央机关领导人的地址和电话，都记在脑子里。他的惊人的记忆力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在他以后的日子里，他不记日记，不作记录，作报告也无需草稿，以至造反派在抄他家时竟找不到一张公文记事簿或纸，说他不爱学习，殊不知他的所需所用大都在脑子里。
1967年7月19日的抄家，造反派一无所获，无功而返。
监督批斗并未结束。
8月1日，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和警卫员张宝忠被调走了。来了一个新“秘书”，卓琳接受了新“秘书”的审讯，接着是对邓小平的批斗。
又一个寒冷的冬季来临了。
1968年春节后，成立了“邓小平专案组”。这个组的隶属关系有点让人匪夷所思：没有独立存在，是挂靠在“贺龙专案组”内的一个分组。
毛泽东批示：可以。
“专案组”布置工作同样有点让人匪夷所思，要求邓小平写一份历史自传，从八岁开始到1968年为止。
具体要求是：1.详细具体，2.内容准确，3.写清各个时期的证人及他们现在的住址，4.材料随写随送，5.限定最迟7月初全部写完。
他乐意去完成，不管别人出于什么目的或用心，他可以通过回忆，思考、总结自己的人生。
从1968年6月20日到7月5日，邓小平用了15天时间完成了他的自传：《我的自述》，约2.65万字。他知道，毛泽东能够看到这个《我的自述》。在最后他写道：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
1968年10月13日到3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决定开除刘少奇党籍时，林彪、江青一伙鼓噪要“开除邓小平党籍”。一时，甚嚣尘上。
毛泽东没有同意。
在10月31日闭幕会上，毛泽东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他这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与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思想有点保守，不合你们口味，替刘小平讲几句好话。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什么问题。”（摘自余伯流：《伟人之间：毛泽东与邓小平》224～225页）
这句“保留”的话，给邓小平再创辉煌留下了政治伏笔。
希望存在，等待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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