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离破碎，亲情不散

三号院内的孩子们的笑声殆尽无存。

连续两年春节的夜晚，邓小平和卓琳都是在灯下默默和思念中度过的。

一家八口，陡然减到两口。一个温馨热闹的大家庭一下子沉入了冷静的孤寂之中。邓家有五个孩子，两男三女。老大邓林、老二胖子、老三楠楠，是三个大学生，老四毛毛、老五飞飞，是两个中学生。大人是邓小平、卓琳和奶奶夏伯根。邓小平与卓琳爱家，特别爱孩子，除自家的五个孩子外，还有众多战友的孩子。刘伯承到南京军事学院任院长后，其儿子刘太行、女儿刘解先就寄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邓小平的妹妹、五个孩子的小姑姑邓先群是常住人口，卓琳二姐的孩子刘京华、浦沙沙和三姐的孩子二毛（以别于毛毛）、小宁，他们都在北京上学，节假日统统回来，最多时孩子达15个。按现在的说法是“托管之家”。

邓小平、卓琳有一个习惯，家里吃饭人没到齐不开饭，有时，为等一个人，两桌饭的热气渐渐散去，大家都会七嘴八舌指责那个迟到者，一旦听到迟到者的脚步声、欢叫声，就边斥责边开吃，热闹极了。从1957年邓小平搬进中南海居住后，三号院内的欢笑声从没停息过。

从“文革”开始，这种热闹没有再现，欢笑已经终息。吃饭的孩子开始减少，家中公务员也在减少。

许多家务事全都落在奶奶一个人肩上。

奶奶并非孩子们的亲奶奶，是邓小平的继母。但她比亲奶奶还要亲。

1949年，四川刚解放，夏伯根就来到重庆，找到邓小平，成了邓家一员。

用邓小平和卓琳的话说，她是邓家的“大功臣”。

她是嘉陵江上一个老船工的女儿，田无一垄，地无一分，兄长早逝。她的第一个丈夫也是早逝，带着生下的女儿邓先芙嫁给邓小平父亲后，又生了两个女儿，分别叫邓先蓉和邓先群。邓先蓉10岁病故，在邓先群不到1岁时，邓小平的父亲去世。邓家重担就落在这个船工女儿的肩上。她成了邓家赖以维持生存的顶梁柱。她没见过、也不认识邓小平，只是听说邓家有个大公子少小出国。年轻时她就同情共产党，曾经救过华蓥山游击队员。新中国成立后，夏伯根、邓先群与邓小平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老四毛毛、老五飞飞都是她带大的。

夏伯根承担了一切家务。她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但心灵手巧，会做饭，做各种四川泡菜、腌菜；会做农活，会做衣服；是养鸡、养猪能手。每天还坚持听广播，国内外新闻差不多都知道。对邓小平家目前的处境，她十分理解。

抄家后，五个孩子作为“黑帮”子女和夏伯根奶奶一起被撵出了中南海。

被撵出去的这些日子，孩子们是怎样度过的呢？日子还顺畅吗？

卓琳为孩子补着旧衣，邓小平吸着烟，面对桌上的一副散开的扑克牌，默默无语。

这副扑克牌是在抄家那天，飞飞意外保留下来的。

造反派抄完邓小平办公室、书房、卧室后一无所获，又转到孩子卧室，希望有点意外收获。飞飞正好在房里，造反派问：“你在干什么？”

飞飞答：“看书。”

造反派严厉地问：“什么书？”

飞飞随口回答：“西游记。”

其实，飞飞口袋里装着的是邓小平平时打桥牌用的那副扑克牌。幸好，造反派没来搜身，不然他们就找到了邓小平这唯一的罪证：“爱打桥牌，爱玩。”这是造反派公开他的罪名之一。

“飞飞，他们此刻在哪里啊？”卓琳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在问邓小平。

1968年年底，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中学生统统下到农村插队落户，要虚心向农民学习，毛毛和飞飞是中学生，他们理所当然要下乡。就在春节前的一个月，十七岁的飞飞离家去了山西忻县农村落户。

二姐邓楠和小姐姐毛毛为飞飞送行。满载下乡学生的专列开动的那瞬间，车里车外、车上车下的人几乎同时发出了哭声。她俩也加入了这能掩盖火车轰鸣声的哭泣行列。直到火车消逝在远方，姐妹俩也没止住泪水。

哥哥朴方瘫痪住在校医院里，大姐邓林关在牛棚（不久，随中央美院全体学生迁到河北省宣化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父母被禁锢，杳无音讯。无声的思念与思念的痛苦一样在儿女心上，孤独凄凉一样伴随着孩子们。

几十天后，毛毛去了陕北延安地区富县插队落户。在西去列车上，她度过了19岁的生日。

邓小平与卓琳被禁锢后，与孩子们“失联”，自然不知他们的行踪，不知他们曾有的“新家”，更不知大儿子邓朴方瘫痪在床，未能接受良好的治疗，病情一直未能缓解。

在如期而至的1969年的春节寒夜里，孩子们在各自生活的地方向“失联”的两位老人祝福。

一家三代，夫妻子女、兄弟姐妹在这严寒的冬天，都在用亲情思念相互温暖着对方的心。思念是温暖的，被思念一样是温暖的。

两位老人清楚地记得孩子们搬出中南海的那天。

那是1967年9月的一个秋日。卓琳伫立在门口，在秋风里挥着手，妈妈那双闪亮的眼睛一直留在孩子们的视野里。发亮的是没流出眼眶的泪水。孩子们知道，那时那刻，爸爸一定在屋里默默地抽着烟。

虽然有奶奶夏伯根伴随着孩子们，牵挂、担忧永远是天下父母割不断的情怀。

在孩子们强烈要求下，中共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办”，下同）在宣武门外一个叫方壶斋的胡同里给他们找了一个住处。告别居住了十余年的家，他们开始了独立生活，有了自己的新家。

那也是一个院子。

新家在这个院子里，是两间简陋的平房，石灰水刷过的墙壁已脱，铺在地上的木板是松的，走在上面咯咯响。最让姐妹三个人不习惯的是，卫生间和自来水都在院外街上，在过道走廊上放一个煤球炉子就叫厨房。奶奶每天用木屑燃炉，为孩子们做饭、烧水。冬天到了，奶奶把煤炉搬到屋里。整个冬天，最惬意的时刻是穿着棉衣棉裤，围着小煤炉，看书、织毛衣，姐妹跟奶奶学做针线活，飞飞自学拆修无线电收音机。

炉子上铝壶里的水冒着热气，壶盖不停地跳跃着，发出轻轻的金属敲击声。冬夜里，这一炉红红的暖暖的火，这炉上一壶冒着热气的水温暖着他们。那敲击声仿佛成了世界上最好听的音乐。夜深了，奶奶和飞飞回到另一间房，三姐妹和表姐四人在这燃有煤球炉的房里，睡在一个通铺上。其实，四个姑娘同时睡一个通铺的日子并不多，因为邓林和楠楠常要去接受批判。

几次险遭煤气中毒，几次都意外地醒来，才免遭厄运。

在这简陋的房子里，邓家三姐妹跟随奶奶学会了做饭洗衣，做针线活儿。在这儿，他们认识了许多工人家庭，感觉自己真正认识了社会，知道了这才叫老百姓的生活。

工人工资都不高，最低一个月只有二十几元，多的也不过四十来元，要养活老小一家三代人。有的工人家中连床都没有，两个长条凳搭个大木板，一家人都睡在上面；吃的是棒子面，窝窝头加咸菜，有带肉的炸酱面就是佳肴；衣服也都带补丁。特别是小孩，只要能保暖就行，有什么就穿什么。一件衣服要穿三代人。

她们学着和院子里的工人家庭一样过着普通的生活，到院子里打水、到街上上公共厕所、手持粮票去买粮、凭证去买煤，过年过节排长队，买一年难得有的黄花、木耳和五香大料。一周一次四五点起床去菜市场排队买豆腐。

她们很快就熟悉了、学会了这种生活。人就是这样，只要是心里头没有跟自己过不去的纠结，就什么日子都能过，都会过，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在方壶斋的日子里，三姐妹懂得了什么叫贫穷，什么叫艰苦。知道了在人世间还有一所他们没有跨进门的社会大学，还有一本没读过的人生课本。与这儿的工人子女相比，她们知足了。

方壶斋的生活平淡无奇。偶尔也会有转眼即逝的欢乐，几十年后给他们留下了丝丝的温馨怀念。

邓林是中央美院学生，邓朴方和邓楠是北大物理系学生。因为父亲受“批斗”，他们三个大学生都受到株连，关押在校，监督劳动，邓林的任务是打扫校区女厕所。邓朴方和邓楠隔三岔五要接受批判，审讯人总想从他们身上捞到一点邓小平的罪证。

1968年三四月间，北京大学造反派武斗升级，无暇顾及这些“黑帮”、“走资派”子女的管制，他们偷偷地溜出来享受片刻本该属于自己的自由。

在那动乱的日子里，五个孩子和奶奶在方壶斋这个新家里真正团聚了，享受了兄弟姐妹间亲情的温馨、恬静、幸福。相聚的日子虽然很短，每个人却都尽力为自己的新家做点什么。邓朴方不忘给弟弟飞飞补习数理化。“文革”开始，飞飞上初二，按时间算，飞飞该读高一了。他能静下心来听哥哥安排，每天学一点数理化。日后，飞飞能够考大学、读硕、读博，继续深造，与哥哥在方壶斋给他打下的基础和培养的兴趣密不可分。

邓朴方还会木工，用邓楠买回的一点破木板，为奶奶做了一个小碗柜，给弟弟飞飞做了一个小书架。妹妹弟弟为哥哥的手艺鼓掌，也为小家添置了“家具”而高兴。

邓楠是家中的总管，负责全家的财政支出计划。

他们的生活费用都是从父母工资中支出。“中办”规定，每个孩子每月发给25元，奶奶发20元，每月由“中办”指定专人送到中南海西门，孩子们派一人去领。卓琳知道孩子在外面度日不易，总会找借口多送点钱给孩子们。新一年里，说孩子大了，要多吃，长身体；冷了，说要买棉衣，又说要添被子。不管是钱还是粮票，卓琳总会变着法子，给孩子们多加一点，多算一点。两年间，这金钱交接方式是身处中南海大墙内的父母和墙外的孩子们保持感情联系的唯一通道。

邓楠深知，每一分钱都是父母节俭的汗粒。父母的工资也被“管理”了，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邓楠负责家务后，尽量节俭过日子，以备更加艰苦的将来。

奶奶见孩子们都回来了，想改善一下伙食，老小俩竟然发生了一次争执，邓楠大权在握，败下阵来的奶奶悻悻地骂了一句：“你是‘葛朗台’！”

葛朗台是法国文学巨匠巴尔扎克笔下的“吝啬鬼”。大家没有想到，没有文化的奶奶居然知道这个人物，还能出口用来喻讽邓楠。与奶奶的争执，很快变成了一阵欢笑。原来，奶奶在听孩子们谈论文学时记住了这个人。大家为奶奶的惊人记忆力与“博学”喝彩，这件小事以争执开始，以欢笑结束。点点的欢笑给方壶斋的艰苦生活总会多添一抹色彩。

不幸的事情终于来临。

1968年5月的一天，方壶斋院子门口来了几辆大卡车，一群拿着棍棒的造反派，在高喊“打倒邓小平”“打倒反革命狗崽子！”的口号声中，抓走了邓朴方与邓楠。

当时，奶奶、毛毛、飞飞在家，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力，老少三人目瞪口呆，无能为力。

恐怖随着时间在减淡，思念却在加浓，老少三人担忧哥哥姐姐的下落和生死。在那个年代，还没有 “失联”这个词，但天天都发生这种事，涉及千家万户，万户千家，天各一方，谁也不知谁的行踪，夫妻失联，子女失联，兄妹失联，亲戚失联，朋友失联，失联在那几年已是常态。

三个月后，突然接到街道传呼电话，电话那头是邓楠，说：“哥哥摔伤了，学校要把他送回家。”

邓楠也在关押中，她也不知道邓朴方跳楼的事。事后才知道，邓朴方在跳楼前留下了一封信，写道：“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造反派非要我讲，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他跳楼自杀以示最后的抗议。

几十年后，他回忆说：自己不愿意说假话，真话也不能说，又希望自己是有人格的，可是当时失去了这种人格。最主要的是，如果是作为反革命，将来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前途的。我想，我到头了，该结束了。现在想起来当时还年轻，不是很有韧劲。

如果不是作为家属要替邓朴方作脊椎穿刺签字，邓家不会有人知道邓朴方的遭遇。邓楠赶来时，已是伤后24小时，邓朴方被放在急诊室门口。医生诊断第十一、十二胸椎和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接着是三天三夜的高热，邓朴方的生命处在生死之间。如果能及时手术，邓朴方致残不可能这样严重。

按现在标准应是医生失职、医疗事故，“革命医闹”们早要对医院实行“打、砸、抢”了，因为他是“反革命黑帮子女”，又是“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造反派把他送进医院救了命，已是最大的“宽大”，最大的人性了。未能及时治疗的后果是：血肿平面继续向上升高，发展到第七胸椎水平，造成胸部以下全部失去了知觉。在那个年代，“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黑帮”病重了，或受伤了，为表达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与他们划清界限，拒抢救、拒治疗的事经常发生。反之，积极参与抢救的医务人员还会受到批判、指责，认为他们敌我不分，丧失阶级立场，这是很可怕的政治帽子。见死不敢救，敷衍对待“阶级敌人”是一种常态，医疗事故、医疗差错进入多发期，这也是一种常态。

十天后，生命相对平稳。医院通知邓楠，医院不管了，要家属把邓朴方送回家。送回方壶斋吗？在那看不见阳光的小屋里，不是等死吗？邓楠极力反对，她自己还是被监督的“黑帮子女”。她提出，要和家中姐妹商量一下，在获得造反派批准后，她回到了方壶斋。

此时，家里只有十八岁的毛毛和七十岁的奶奶。身处绝境，何处求救？只有找“中办”。

面对“中办”工作人员，无论怎样解释，怎样发怒，怎样过激，“中办”的人都不理睬。她们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在这样的时候，没人能够帮助你，也不会有人帮助你。政治决定了一切！只有自己帮自己了。

北医三院力推病人，姐妹俩决不妥协，要求继续治疗。最后有了一个折中的决定，把邓朴方送到北大校医院继续治疗。邓楠与毛毛轮流照看哥哥。

只能说这儿比方壶斋多一点消毒换药、打针输液的条件，也不能进行任何有效的后续治疗。

一次又一次病危，高热四十度以上，尿道感染。即使这样，邓朴方还要经常接受造反派的批判。

造反派希望邓朴方在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的时光里逐渐消失。

1969年春节如期而至的时光，在邓朴方生命的骨肉精髓里，剩下的只有坚强。

说明：

1. 本节资料主要来自邓榕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三联书店出版。

2.一部分来自邓家兄弟姐妹的散见报刊回忆文字。

3.参考文献均见书后，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