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件事的发生都有其时代背景。1969年春节过后，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发生在三月初的那几天，中国和苏联在我国黑龙江的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我军以少胜多，把苏联军队赶出珍宝岛。史称“珍宝岛事件”。
这一胜利，令中国人民更加相信毛泽东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要准备打仗”等最高指示的伟大与正确。
全国人民都更积极地投入到大规模的备战工作中。
第二件大事发生在四月的北京，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九大”。
会上确定邓小平是 “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仍然保留党籍。这个保留给三号院内的邓小平带来的依然是生机和希望。
“九大”散会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询问，“九大”开过后，不知是否已到处理他问题的时候，并表示完全静候党的决定。那时候，谁也不知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底”是什么时候，“文革”过去了两年多，开了“九大”会不会有什么新动态？会不会是接近“到底”？
这封信，毛泽东看了，并批转在京政治局委员阅。不仅邓小平的处境有所改善，他在京的两个孩子也因父亲的改善而得到改变。
邓小平、卓琳夫妇接到了通知，孩子可以在周六下午来中南海探望他们。近两年，700多个日日夜夜积累的思念之情，在这瞬间猛地涌上心头。午饭后，两位老人无法午睡。
以冷静著称的邓小平也按捺不住兴奋，多么想耳边能听到爸妈的叫唤声。
回来的不是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只是邓楠一人。
邓楠不愿用这两年的悲伤冲淡父母短暂的难得的喜欢和欢乐，尽拣好事、好话说。
邓小平伤心时不说话，高兴时也不说话，尽管不说话，他脸上显露出久违的慈祥笑容，站在一边看着，听着她们母女对话。
得知两个女儿和小儿子飞飞响应号召已到农村，二老感到欣慰。朴方的悲惨遭遇邓楠无法隐瞒，只能如实说出。
卓琳哭了，哭了三天三夜，邓小平还是无言，不停地抽着烟。邓小平不是不需要安慰，安慰和哭泣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对待家事上，他一样务实。当前最重要的是让儿子能获得治疗，有效的治疗！他决定给毛泽东写信，请组织上帮助安排。几天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这封信作了批示。
邓朴方终于住进了301医院外科病房，住了一个单间，而且医护人员、病房的病友对他十分友好。
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高材生，团支部书记，中共预备党员，25岁的邓朴方，用坚强走出了人生最低谷。那是1969年8月5日，正是北京炎热的夏季，他受伤后整整一年，获得正规治疗的时间来得太晚了。
夏天过后，发生了第三件大事。中央决定把一些人员从北京疏散到外地。其中包括原中央领导，也包括一些“文革要犯”。
小胡同中，院子里的四户人家，统统离开了北京。李富春去广东从化，谭震林到广西桂林，陈毅到河北石家庄，邓小平到江西。其他的人，如刘少奇和徐向前到河南开封，朱德和董必武到广东，刘伯承到湖北汉口，陶铸到安徽合肥，叶剑英到湖南长沙。
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北京多留10天，任务是通知各要员疏散和与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和许多老同志一样，感到突然。
见到汪东兴后，邓小平说：“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找你。到了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
汪东兴主任表示可以。
能否可以和中央保持联系，这是邓小平最关心的事，也是最重要的事。
剩下的就是家事。
邓楠要随北京大学疏散到京郊怀柔县。收拾行李无帮手，邓小平要求“中办”批准在河北宣化的大女儿邓林回家帮忙。他们已两年没见大女儿了。
最不放心的是大儿子邓朴方，卓琳很想去看望他，已是两年没见，分别时，那高大健壮的身体，红润微笑的脸庞还留在妈妈的记忆中。而今成了一名残疾人，他会怎样呢？卓琳不敢设想。“中办”同意了她的要求。
卓琳来到301医院，走到病房门口，想到因残疾躺在床上的儿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心如刀割，泪如雨注。
这样伤感对孩子不好啊！她在病房门口强让自己平静下来。
强忍住悲痛，擦干了眼泪，卓琳走进病房。看到儿子目前的医疗条件和环境，卓琳稍感心安，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最后一件家事是邓小平要求继母夏伯根同行。
三号院内，邓小平夫妇等待启程的通知。
邓小平不知道，这几天来，为了他去江西的安全、生活的条件和居住环境，周恩来总理费尽心机，每件事都亲自进行详细部署和周密安排。
1969年10月18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给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办公室主任程惠远。听到总理的声音，程主任不敢怠慢。周总理说：“中央决定，中央的部分首长要到下面去接触接触实际，也适当参加一些劳动，向群众学习。到江西的有陈云同志，带一个秘书，警卫员和炊事员；还有王震夫妇，全到江西……他们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劳动也不行，从北方一下子到南方不太习惯，你们要适当注意关心他们的生活。吃饭当然是他们自己花钱，但房费不要太贵。第二件大概汪东兴同志已告诉你们了，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劳动锻炼。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力使，也是六十多的人了，身体也不太好，收房费也要照顾一点……”
接电话后，程惠远片刻不敢耽搁，连夜驱车三百五十多公里，向仍在婺源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汇报。
程世清也不敢怠慢，对程惠远主任说：“我们坚决拥护中央这一英明决定，坚决贯彻落实总理指示，欢迎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蹲点、劳动。他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来后先安排在滨江招待所，然后将邓小平夫妇安排到赣州去……还有两个问题，请示一下中央，一，邓小平夫妇来后，他们住在一起是否合适？二，陈云、王震同志来江西，我们派人去北京接是否可以？”
第二天，即10月19日，程惠远主任向周恩来总理回电话，这次，还是周总理亲自接的电话。
周总理对安排邓小平去赣州提出异议，说：“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是六十几岁的老人了，得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最好他们夫妇住一幢两层小楼，楼上安排他们夫妇住，楼下是工作人员住，当然了，最好是独房独院，还能在院子里做些活动，又安全，你把我的意见告诉程世清政委。”
指示详细、具体。
10月21日午饭后，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给各个“专案组”召开了一个短会，有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等“专案组”人员。会议由“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主持，他特别强调：“中央决定将邓小平疏散到江西南昌下放劳动，接触群众。昨天晚上，周总理已经亲自打电话给江西关照过了。你们任务有两个：一是安全送到，路上不能出问题；二是会同江西同志为他们找个合适的住处，有暖气更好，邓小平年纪大了，住处离劳动地方不要距离太远，远了派车不太好，步行太久或坐公共汽车也不太安全。虽然陈云和王震同志也是去江西，但他们和邓小平不一样。他们两个都是 ‘九大’中央委员，一般说来不会出什么问题。邓小平没有选上，‘文革’前又挂过像的，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容易被人认出来，发生揪斗现象。清楚了吧？好，明天早上八点钟，赶到沙河机场上飞机。”
一个人，一个家，一件事，一个厂，能引领后来者穿越一个时代。
30多年后，邓榕（毛毛）在她的著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写道：“我们之所以回首往事，并将这所有的一切详细记述下来，只有一个愿望，愿所有经历这个岁月的人铭记这一人间悲剧，愿所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岁月的人知晓这一人间悲剧。愿苍天有知，永远不要让这一人间悲剧再度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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