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南下不一样的“礼遇”

陈云和王震不用程世清派人去北京接，他们自己飞来了。

王震性急，他携夫人王季青举家于1969年10月18日飞到南昌，第二天乘汽车到江西抚州，住进抚州军分区干休所，后来又住进了位于东乡的红星垦殖场。王震来江西红星垦殖场是有渊源的。早在1958年11月，他任农垦部部长时，来过红星垦殖场视察，当地干部群众吃苦耐劳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回京后，他给“红星”拨款10万元，请有关部门从巴基斯坦空运500只来航鸡，为“红星”办起了第一座养鸡场。

他对“红星”很有感情，这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时，他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报告，就提出了到江西插队落户，参加劳动的请求。周恩来十分了解王震的处境，同意了此行。

1958年，也是秋天，1969年，还是秋天。沧海桑田，白云苍狗。11年前王部长是来视察，这次王部长是来蹲点、调查、接受群众再教育。

在垦殖场职工的眼里，他还是老部长，大家一声又一声喊着：“王部长，你好！你好，王部长！”王震笑着对大家说：“同志们，我是来参加劳动的，向你们学习的，叫我王胡子也可以。”

农场为他盖了一间20平方米的办公室兼卧室。他就在这块土地上，和农工一起下地拾牛粪、养鸡，直到1971年9月返回北京。

陈云和邓小平同在1969年10月22日这一天离开北京抵达南昌，只是时间段不一样，因为做好了保密工作，相互间并不知道。

陈云带着秘书、警卫员、炊事员抵达南昌后，在省委第一招待所（后称为滨江招待所）住了几天，听取了省革委会、省军区负责人介绍情况。他对省里领导说，江西是革命老区，我也多次到过这里，这次奉命前来蹲点搞调查研究，是来向江西人民学习的。

1969年11月4日，陈云住进了南昌市南郊青云谱福州军区干休所8号房，开始了两年半的“蹲点”生活。

邓小平就不一样了。

1969年10月22日清晨。

邓小平夫妇、继母夏伯根和邓林同坐一辆吉普车离开了三号院。行李装在另一辆车上。

笼罩着北京上空的阴霾还未散去。

吉普车车窗紧紧地关着，厚厚的窗帘严实地拉着，一路上想看看北京城都找不到光亮的间隙。到了目的地，才知道这是久未使用的沙河军用机场。

也许，人生在逆境，曲折总会多一点，搬运到江西南昌的行李竟会因超重，不能随人同行，要留在北京，待有机会再空运去南昌。

这是一架老式伊尔-14型军用飞机，机号是3287，机长李骏。除机组人员外，上机的乘客只有五人：邓小平、卓琳、夏伯根、负责押送的“邓小平专案组”组长和一名工作人员。

邓林望着父亲、母亲和奶奶三人从一个临时架上的简陋舷梯小心翼翼爬上飞机。奶奶是小脚，年纪又大，登梯上爬，特别费劲。妈妈血压高，不知坐这种飞机是否会晕眩？这次南去究竟是祸多还是福多？什么时候才能回北京？这次与父母、奶奶离别不知会有多久？

哥哥瘫痪在301医院，两个妹妹、弟弟分别在北京郊区、陕北和山西插队，自己马上要回河北宣化，一家八口，天各一方，何时再相聚？何地会相逢？不禁怅然。

父亲走近机舱，放慢了脚步，回首望了一眼。从1966年挨批判起，他寸步未离开中南海，在机场路上，他想看一眼北京，在车内竟找不到一点空隙。飞机不高，舷梯也不高，站在那儿难以望远，在他视野里只有空旷的机场。只眺望那么一瞬间，父亲毫不犹豫地跨进了舱门。

她看看手表，九时零三分，飞机起飞了。

这是军用机。机内没有更多的空间和靠椅，前舱放了一张铺着褥子的折叠钢丝床，专供夏伯根老人用，怕她晕机，实在不行就躺下。床边临窗放了一个折叠桌，邓小平坐在桌旁。卓琳和夏伯根老人坐在床上。“专案组”两人坐在机舱后部。

飞机南去，一路静默。或是怕晕机，或是本就无语。

几小时后，伊尔-14在南昌向塘机场缓缓降落。平安抵达，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江西省接机的人已在机场等候。

来接邓小平的是程惠远，他微笑着上前伸出手说：“邓小平同志，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

一声久违的“同志”，一个久违了的微笑，开始了在江西的岁月。

这回不是吉普，是小轿车，共三辆。

邓小平一家坐在中间的车上，车窗的窗帘没拉上，外面的世界一一映入眼帘。机场到住处有几十里地，一路是绵延不断的红土地。

就在这块红土地上，经历了他政治上的第一次坎坷与沉浮。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以什么样的身份回到红土地呢？

三辆小轿车，一家三口人平稳地驶进了江西省委第一招待所。

这也是陈云暂时歇息的地方。

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来看望邓小平，希望他好好劳动，接受改造，算是表达欢迎。

陈云和王震都是早已定好了居所。此时陈云的身份与邓小平不一样，他在招待所接见几位省里领导，王震则直奔抚州。

邓小平就不同了，住要选点，出门要监督。不是他接见地方领导，是领导要他好好改造。

江西方面为邓小平的到来准备了几个安置点，以供选择。江西人办事的特点是，喜欢把问题交给领导“拍板”，自己从不冒尖。其实，他们早认准了陆军步校和拖拉机修造厂的配对。

“专案组”提出要寻找符合要求的安置点与劳动点，江西派员陪同，几经对比，斟酌再三，果然想法一致。当晚，“专案组”两人向“中办”汇报，“中办”当即认可。

唯一的遗憾是，从步校大门到工厂大门的路程有七八里，要步行四十分钟。中间还有一个长途汽车站，人车不断，安全工作让人有点担心。这点遗憾与这个担心，成就了一条小道的诞生与闻名。那是邓小平“安家落户”以后的事情了。

“专案组”两人觉得一切已办妥，任务已完成，决定找邓小平进行一次谈话。自“邓小平专案组”成立一年多来，既没有与邓小平见面，也没与邓小平谈过话。这次机会难得，办事人员十分抓紧这点时间。他们知道这是第一次谈话，不知道这也是最后一次谈话。谈话时间仅仅只用了十分钟。

他们向邓小平通告了安置点和劳动点安排的情况。尔后，询问邓小平有什么要求，他们回京后好向中央反映。

邓小平说：“我同意中央对我的安排，我到江西来了，但我还会出来工作的，我还能为党工作十年。”

这是要求？这态度哪像“犯了错误”被审查对象的回答。这明明是向党伸手要工作嘛！“专案组”两名工作人员感到不可思议。

意外的是，邓小平极认真地提出了一条要求，同样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有一件事，就是我大女儿今年二十八了，为她个人的事我有点担心。”

此时此刻，他怎么会扯到女儿终身大事？两个办事人十分诧异，“专案组”与邓小平一时无语。

邓小平关心大女儿是很自然的事。

大女儿叫邓林，诞生在烽火年代，成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刚要毕业，又作为“黑帮”子女被监督劳动。

关心女儿是父爱真情的流露。显然，在那个打砸抢、丧失人性的年代，专案组的不可思议、莫名其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组长还是作了回答：“关于前一个问题，要看你自己了。会不会出来工作，那将由中央决定。至于后一个问题嘛，孩子是国家的，你要相信她自己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国家也会关心她的。”

这天是1969年10月25日。

第二天下午。午休后，邓小平、卓琳及夏伯根三人离开了招待所，驱车去羁居地。这次是两辆车。

小车坐人在前，卡车装行李在后。出招待所大门，车轮很快驶在八一大道上，穿过市区，越过八一大桥，过了赣江，向西行驶十余公里，到了新建县望城岗公社省庄大队。南昌步校在望，车进院内又行驶了几分钟，停在一排由碧绿密集的冬青环绕的竹篱笆院墙边。

篱笆内是一幢青砖黑瓦的两层小楼，灰色的屋檐和灰色的窗栏，显得稳重沉静。

走进院子，踏上台阶。邓小平觉得比自己想象的要好得多，单门独户，有院有楼，安静宽敞。他的第一感觉是两个字：满意。

天晚渐暗，三个老人在来人的帮助下，从车上搬下行李，再搬上楼。对新“家”的满意，令他们忘记了都已是垂垂老矣之人。

70岁的夏伯根，65岁的邓小平，53岁的卓琳，将要生活在这幢楼里。要生活多久？明天或者未来的日子，会像这楼一样让人满意吗？

他们没有多想，也不会去多想，挽起袖子，搬上搬下，在流汗与喘息中，天黑了。楼中灰暗的电灯，亮了。行李大致放置好，床铺铺就，“搬迁”工作差不多就绪。

“专案组”的两位工作人员和陪同人员算是完成了任务，他们要返回招待所了。不用说再见，不用挥手告别。只听见两辆汽车发动的轰鸣声，转瞬间，汽车消逝在夜色里。

车鸣声过后，楼内孤灯暗影，四周秋风透凉更显得幽静、寂寥。三个老人都住在楼上，待将日用品和用具安放调整完毕，这才感到饥肠辘辘。看看表已是夜晚10点钟了。在这远离市区的小楼里，他们遭遇到第一个饥饿的秋夜。

饥饿的不止三个人，从今天开始，邓小平的新“家”，已不是三个老人，还多了两名军人，他们也在饥饿中。他们是由江西省革委会选派来的两名军人。

说是劳动锻炼，实际是监督看管。邓小平任何行动都需要请示批准，用当时的话说：“不能乱说乱动。”他们的任务就是限制邓小平乱说乱动。

黄文华，刚过而立之年，江西省军区宣传干事，现在的职务是邓小平的管理秘书。

陈昌奉对他作了几点指示：“你要作长期打算。你的任务一是保卫邓小平的绝对安全；二是安排好他的起居生活；三是上班劳动时要跟着他去，下班跟着他回；四是要监督一下他的学习。总之，邓小平要受监督，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不得让他外出。不能和任何人接触，有事随时汇报请示。”为了让黄文华能随时向省革委会汇报，在他的卧室里特地安装了一部电话。

他的卧室在楼下，进门右边第一间房。

当时，能承担这样任务的人，必然是江西革委会，说得具体一点就是程世清他们绝对信任的人。他们对黄文华的信任，不是来自于他的表白或效忠，而是他的个性特点。他对上级指示绝对是百分之百地执行。他办事一丝不苟，循规蹈矩。命令之内的事，不折不扣，尽职尽责，尽力办成；命令之外的事绝不通融。因为他的这个特点，他才能从一名普通干事调到省军区，很快又被江西省军区和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挑选来担任邓小平夫妇的警卫监护工作。他的缺点是过于机械，缺少灵活。这种强烈的责任心，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用现在的眼光评价是缺少弹性，或说灵活性。

这夜的晚餐，自然由他去解决。待邓小平一家三口独自起灶开火后，两名军人也每天到步校炮团用餐了。

另一名军人姓贺，是个小战士。负责上街购物等杂事，也承担为自己上级黄文华干点内务，如洗衣、扫地等生活服务的工作。

步校驻扎了一个炮兵团，他们去了炮团食堂，买回了十几个馒头，又做了一大碗鸡蛋汤，尽管不丰盛，五个人也足够填饱肚子。

那夜，大家都很累，睡得很深。邓小平尽管累，还是吃了安眠药。

“专案组”工作人员回京后，写了一份报告，部分内容抄录如下：22日送邓小平、卓琳、夏伯根去江西，今日（28）归来。邓押于南昌西北十三公里处，原步兵学校，现是五七干校，××军××师炮兵团和原步兵学校留守处住。由省革委会管，派炮团一个班12人监管，单住一小楼上，下住一个干事和一战士管他。平日劳动，仍用邓小平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