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爸，我回来了！”

思念是幸福的，想着远方四散的孩子。

思念是痛苦的，不知孩子们如今生活怎样？看不到他们的笑脸，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也读不到他们的信件。

将军楼里的生活平静后，卓琳决定给孩子们写信，希望他们有空都回家看看，这是新的家，住到哪年哪月，无法预计。这里也许就是后半辈子的家！

卓琳要为孩子们筹集回家路费。大女儿、二女儿算是大学毕业，有工资，可以自立。大儿子病瘫在医院，无任何经济来源，治病吃饭都要花费。小儿子呢，要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天几角钱的工钱，存不起回家的路费。

这次是卓琳做主，三个人，每月只准消费20元，总计60元，剩下的工资全部存起来，留给孩子作回家探亲费。

卓琳知道，这20元是不能平均的。邓小平每天要吸烟，每天中午要饮一杯酒。在这寂寞、艰苦的日子里，这是他唯一的奢侈与嗜好。保证留足他个人的，节省全家集体的，实际就是压缩自己和继母夏伯根嘴里的，做到少吃肉，不添衣，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

卓琳没想到几个月后，形势突变，他们没有工资了，只发三个人的生活费，尽管日子没法往下过，孩子们回家探亲的事还是一定要的。

孩子回家探亲要请示“中办”批准。

一切就绪后，卓琳分别给孩子寄出了家信。

最早接到妈妈信的是毛毛——她是小女儿，按四川话说是幺妹儿。她出生在建国后，比起两个姐姐和哥哥生活条件优裕多了。少年时代没有经历什么苦难，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环境里，她天性快乐纯真，思维行动也就无拘无束。走过青春期后，四川妹子的漂亮、利素、深情、善良诸多优点，在她身上完全显露出来。她是家中最漂亮的女儿，这是外界的评价，也是生活的真实。她漂亮得犹如阳光下盛开的鲜花，灿烂绚丽。由于她本性善良，英姿飒爽，走到哪里都讨人喜欢。她插队陕北，很快就把自己融入陕北的农村、农民之中，她也成了一名地道的陕北农民。

毛毛接到来信后，已是陕北黄土高原的晚秋季节。

灰蒙蒙的天，灰黄黄的地。高原上没有树也没有草，看到了绿色就是看到了农家，只在有人住的地方，主人才会种上几株树。这儿缺水，要喝水，非打百余米的深井不可。绿树边是农户家门口，院子里小毛驴拉着碾子在场上转呀转，轧着黄澄澄的糜子谷子。下工或放学的路上，学生和妇女的背上总都背着一大捆的荞麦，那是“顺手牵羊”的家务劳动，背着丰收，载着喜悦，乐在其中。

秋收的日子，是农民兴高采烈的日子，喜气洋洋的日子。在这个日子里，农民可以吃到新鲜的玉米馍，可以吃到黄中有点黑、名字叫白面馍的馍，还可以用新鲜荞麦面和着榆皮面轧出饸饹，饸饹有干拌的、凉拌的、热炒的。在过年杀猪的日子，饸饹一定会加肉，舀勺羊肉浓汤，那是难得的奢侈了。在平时，在生产队里能拌上油泼辣子已是很丰富了，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吃一大碗还不过瘾。这个季节，还可以吃到黄米做的小甜糕，杂面面条。这样多好吃的日子，并不多，因为富县不富，很穷，很穷。

毛毛经历了方壶斋的磨炼，来到陕北富县，不会觉得异样，不会觉得艰苦。这儿老乡热情好客，婆姨常请她上炕吃饭，主粮是咀嚼着带糠渣子的又黑又硬的糜子馍，喝着不见米粒儿的小米汤。尽管生活清贫，欢乐开心的时候还是多，只是对父母的思念，常常会将她从梦中拉回现实。想起中南海三号院，想起方壶斋，想到瘫痪在床上的哥哥，一夜难眠。

妈妈的信，好像是高原上的春雨，是百丈井下的甘泉，一句一字都舍不得漏掉。一遍又一遍，一次又一次地读着，直到完全背出。能背出了，也舍不得放下，攥在手里，仿佛感受到父母的体温。最让她兴奋的是，允许子女们到江西去探亲，允许他们和父母见面。一次又一次的报告，一级又一级的批示，一个多月后，毛毛终于收到了由江西省革委会签发的同意探望父母的证明。

毛毛要回家探亲啦，村里的老乡连夜架起土锅，为毛毛煎饼，一张张饼又薄又大，叠成四四方方的，还有黄米糕，能够赶做的，都给毛毛做了。

婆姨们、姑娘们都喜欢毛毛，一直送她到村口，嘻嘻哈哈的声音突然停下，惜别之情显露在一个个女子脸上，她们用头巾捂着脸，捂着红红的眼圈，对毛毛叮嘱，要一路小心哈！要回来哈！这份真情，这份关爱一直留在毛毛的记忆里。

回家的路再远再长，也长不过双脚的丈量。

毛毛在高原上走了30里，累了，在县城歇了一夜；第二天乘长途汽车，九小时后到达铜川，又是一夜。坐上火车到西安，还要等一夜才能购上去南昌的火车票。这趟火车不进南昌市区，而要在郊区向塘下车，还要坐2小时小火车才进南昌市。一路颠簸，花去的时间总共是七天七夜。

南昌到新建县怎么走？到了新建县如何找到军区陆军步校将军楼？

毛毛有办法。她先找到江西省革委会，自报山门。

革委会同意派一个人带毛毛去陆军步校。

从步校门口到将军楼，毛毛已记不清步行的速度了，只能用“最快”表达。推开木门，走进院子，放声大喊：“妈！妈妈！爸！爸爸！我回家来啦！”

在一个家庭中，妈妈永远放在第一位。不管是男孩、女孩，不管离家多长时间，离家多远，回来的第一声呼唤总是妈，回来寻觅的第一个总是妈！

带着呼喊，带着对妈爸的挚爱，跑进楼门，踏上楼梯，冲进屋里，一眼看见爸妈坐在椅子上。

邓小平手捧着书，伸着腿，膝盖处习惯地盖着毯子。卓琳在缝补衣裳，毛毛扑上去，顾不上七天七夜满脸的汗水尘土，顾不了一身衣服的脏污泥沙，蹲在他们中间，一手搂着爸，一手搂着妈。

几年离别的痛苦、思念，在这瞬间融化在母女的泪水中、爸爸的微笑里。

几年的艰辛和七天七夜的疲劳均在炽热的亲情中化净。

妈妈说：“黑乎乎的，快洗澡。”

奶奶说：“变胖了，变黑了，变丑了。”

爸爸变了吗？妈妈变了吗？奶奶变了吗？

这个新家是怎样的？一切让人感到新鲜。

奶奶瘦了，老了。

爸爸像是胖了一点，不像在北京时那样瘦削和憔悴，身穿一件旧旧的灰蓝色中式棉袄，头上戴着一顶蓝布无沿小帽，这一定是奶奶的杰作。奶奶总是宠着孙女，领着她参观这个新家，屋前屋后，楼上楼下，还有屋后的鸡窝柴房。

爸确实变了，变成一个管家里手了。他已来到灶前加煤，看那样子，是想把炉火烧旺，让洗澡水快热。奶奶已开始做饭炒菜了。

炒菜用的土灶，烧柴；烧水用的铁炉，烧煤球。

火苗欢快地跳动，随着菜下锅的声音，油香菜香，溢满了房间。

家里多了一个孩子，多了许多欢乐。仿佛，锅碗盆匙也唱起了歌，欢迎久别远来的毛毛。

洗过澡，换上妈妈的衣服，开始了晚餐。

毛毛真饿了，饿了七天七夜，这是在家，是在吃奶奶做的饭，是在和爸爸妈妈一起用餐，还有什么比这更惬意的事呢？小方桌，一人一方，那饭菜真香，可能是20年来最香的一次晚餐吧。

毛毛抬起头一看，三个老人竟连筷子都没动，静静地甜甜地看看她一个人吃得津津有味。这是三个老人的幸福时刻，他们在享受亲情的温馨，享受三代人相聚的甜蜜。几年来，这也是三个老人最开心的一次晚餐。

晚饭后是毛毛“答记者问”的时间。

“记者”是卓琳。

听众是邓小平。

奶奶偶尔也会插问。

问：离开北京后，陕北插队生活过得如何？

答：很好，富县婆姨对我们知青很好，对我特别好，请爸妈放心。

问：在农村学会了什么活儿？

答：我自学针灸，半夜出诊，给人扎针。

这事让妈妈十分担忧，人命关天哪，怎么能轻易给人治病。如果真能为农民服务，那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妈妈的叮嘱，也是妈妈的警告。毛毛还说：我学会了擀面条，技术高超。

奶奶能信吗？她在厨房里摸爬滚打几十年，都不敢说高超，你只擀了几个月，就敢说高超了？

大家都摇头认定毛毛瞎吹牛：“明儿桌子上见，是高超是低超拉出来遛遛。”

问：那儿农民收入如何？其实这是父亲最关心的问题，只是由妈妈代表问了。

答：收入吗？在陕北富县算是好的，好年成的话，一个男壮劳动力一天可挣一毛二三。

三人无语。邓小平皱起了眉头：“只这个数？孩子这话会不会有夸大？有掺假？”

回答不尽如人意，难以让人相信，让人忧心忡忡。

双方角色互换了。

听众只有一个毛毛。讲述者是妈妈和奶奶。

妈妈说，也给姐姐邓林、邓楠写了信，只是她们没被准假，今年回不来。

飞飞回家应该没问题，江西省革委会已和山西方面联系上了。只是这孩子调皮，不写信回来，不知动身了没有？不知什么时候回家？或许，他想突然给父母一个惊喜。

朴方嘛，还在北京301住院，不知病情能不能好转。他怕我们担心，总是报喜不报忧。离开北京时我去看了他一次。

至于我们嘛，你今天都看见了，还不错。工人们对我们很好。厂长罗朋是太行山129师的老兵。奶奶掌勺，爸爸生火，日子应该是顺顺当当的。

奶奶投诉了：“顺当是顺当。只是你爸妈太节省了，不让买肉也不吃肉，把钱省下来留给你们做路费，也不留给自己防个万一。还好，我们养了母鸡，每天都有鸡蛋。你爸在厂里做事又认真又卖力，每天回来里面的衬衫都是汗湿的，回家还要劈柴烧水，营养跟不上怎么办？身体坏了怎么行？”

邓小平开口了，辩解道：“怎么不行？来江西后，我比在北京还长胖了！”

卓琳含笑不语。她知道与家人同甘苦，是邓小平一贯的习惯。五六年前，国家经济困难，供应紧张，只有邓小平一个人有“特供”，卓琳买点肉炒点油厚的菜留给邓小平单独吃，以保证邓小平身体健康，邓小平从来不肯单独吃。卓琳又想出一个办法，派孩子轮流陪他，楠楠、毛毛常常是“陪吃女”。这个办法没有实行几天，邓小平又不干了，还是要大家一起吃。单炒不行，单吃不行，陪吃也不行，卓琳无计可施，只得按他的要求办，大家一起吃。

到了将军楼，邓小平更不会特殊，要说特殊的话，他是丈夫，是父亲，是男人，他要挑起更大的担子。

这是1969年12月上旬的一个南方之夜。在陕北高原，这样一个夜晚一定是大雪纷飞，片片雪花填满了山谷，铺满了山路，掩盖了点点绿色。在南方，在这个小院里，小草依然吐绿，梧桐依然苍翠，在这静静的夜色里，可以听见四株月桂树舒展的声音，每株树每片叶都在用绿色静待金秋八月，待到冬后树枝抖落一身枯叶，园子四周又会闻到沁人肺腑的桂花清香。

还有几天就是新年。飞飞会回来吗？

妈妈在想你呢，小儿子！

飞飞是邓小平夫妇的第五个孩子。

大人常开玩笑说，他是捡来的。

那是上世纪50年代初，邓小平任西南局第一书记，他们已有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怀上第五个孩子时，卓琳是重庆人民小学校长，责任重大，事无巨细，她都要过问。再说也35岁了，不想再生孩子了。

到了医院，二野卫部部长说：“也许是一个男孩呢。”

卓琳确实还想生个男孩，听了这句话，卓琳说，那就生吧！

果然是个男孩！这个险些不要的孩子，反倒成了父母心中最疼爱的孩子。他是邓家第一个到农村的孩子，也是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赶出中南海时还只16岁，瘦削的身材一脸稚气，下乡那年还只17岁，连选举权都没有。

这样的年龄，从山西忻县来南昌，一路走来，有多少危险因素，任何一个做父母的都会担忧。何况，飞飞来信说，去年底就离开了忻县，千里之外，也不要走个把月呀。世道这么乱，可别出什么意外啊！奶奶这样想。

1969年过去没有几天的一个下午，两个男子汉闯进了将军楼。一个男子汉自报山门是江西省革委会的，另一个男子汉脸上黑黝黝的。尽管是严寒的日子，衣服上却可以看到斑斑汗渍，裤子上沾满泥土，外面还穿了一件旧军棉袄，又破又脏，白色的棉絮如雪花落在身上，腰间横扎了一根草绳，像是农村的放牛娃。脚上穿的那双沾满了泥灰的破棉鞋，鞋帮鞋底分了家，像一只张口蛤蟆。肩上斜背着军用小挂包，挂包背在身上空空荡荡，松松垮垮，已无物可装，还划破了好几个洞，又像是一个流浪汉。

两个男子汉踏上台阶，走进厅堂，那个像放牛娃又像流浪汉的男子发出了震耳的叫声：“妈，爸，我回家啦！”

毛毛扶着父母匆匆下楼，面对这娃，惨不忍睹：“这是飞飞吗？”

大家谢过陪送的同志后，最关心的是飞飞这一路的经历，希望飞飞能简短描述一下。作为家庭最高指挥官的妈妈，尽管也迫切希望获得这条信息，她还是忍住了，含着泪，望着儿子说：“先把所有的衣服脱掉，放在室外，洗澡，没有清洗，不准进屋。”

飞飞照办了，用不解的目光望着妈妈：“你咋变得这样严厉了？”

毛毛当了几天赤脚医生，下乡帮人治过病。她理解妈妈的心思。妈妈担心脏衣污物会带有细菌病毒在家中传播，她要保护好大家的健康，尤其是爸爸的身体经不起细菌的折腾啊！

祖母怕飞飞饿了，把留了多日的苹果拿出来递给飞飞，也遭到卓琳的阻止：“洗手，用肥皂洗手，洗干净后再吃。”

毛毛友好地问：“想吃几个？”

飞飞说：“来5个。”

在还没有洗澡前，飞飞快速地吃了12个。苹果虽然不大，12个塞进嘴里，一口又一口地咀嚼也够飞飞牙齿劳累一阵子，咀嚼肌和胃肠道会辛苦一阵子的。

净了，饱了，该审问了。

不用审问，飞飞在路上就打好了腹稿，就想把路上的见闻告诉父母，告诉姐姐。

飞飞一开口就眉飞色舞，得意洋洋。

原来，他走的不是直达路线，而是 “假公济私”，以回家之名，行旅游之实。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一路上，他竟然是“躲票混票”，完成了一次“大串联”。

“文革”刚开始时，飞飞还只有14岁，失去了“大串联”的机会，没有能游山玩水。这次他约了三个同学，决定利用农闲机会，先游历一下几大名山：省内的五台山，陕西的华山，山东的泰山。

卓琳问：你哪来的钱？

飞飞答：嘿，要什么钱呀，反正外面乱得很，混车容易呢，被抓着就下车呗。下车再混，要钱没有，要时间多的是。有一次，查票员要搜，你搜吧。我一个同学把钱藏在鞋垫下面。搜完了全身没见一文。查票员就让他脱鞋，这位同学吓了一跳，就那几块活命钱可别拿走了。他脱了鞋递上，查票员见这鞋又脏又臭，赶紧扔下，活命的钱留着了。我们一起被赶下车了。我的钱没放鞋里，你们猜，我放在哪里？嘿，我把十块钱用小塑料布包好，然后烙到玉米面的大饼里。看，在这儿。飞飞掏出一块如石头一样硬的大饼，轻轻掰开，一张叠了又叠的十元钞票完整无损。

“不过，来到江西，我被连抓两次，还关了起来，说明江西的革命秩序很好哇。”

卓琳急了：“关在哪里。”

飞飞说：“欠钱还钱呗，我坐车不买票，工人纠察队抓我去劳动，挣够了车票钱才放我走。在九江看守所里，我干了七天的活儿。今天到南昌，我太累了，在公园长凳上睡了一会儿，又被纠察队抓走了。我说，我要到省革委会找人，工人纠察队们根本不信，他们怀疑我是流浪汉。结果他们与革委会电话联系，证实是真的，才放了我。”

飞飞兴致勃勃，越说越有劲。这一趟回家，虽然是曲曲折折，却是有惊无险，充分显示了他的生存能力。

奶奶和妈妈好像是在听来自星星那边的人讲述那边的故事，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邓小平没有吭声。他们与外界隔绝三年了，这些事儿离他们实在太远、太远。

邓小平严肃地说：“你们要知道，你们说的都是一些很坏的议论。”

毛毛和飞飞一直不忍心把他们经历过的批判、唾骂、侮辱告诉父母，他们不愿让父母知道这些事。几天后他们还是决定，应该把“文革”以来最疯狂、最丑恶、最残酷的事实真相告诉父母。

这时，邓小平和卓琳才知道，中国已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报纸上、广播里与现实中有哪些差距。

中央和全国的绝大部分领导干部差不多都已被打倒。

吴晗夫妇、薄一波夫人胡明、李井泉夫人萧里、刘澜涛夫人刘素菲、刘少奇的大儿子刘允斌都已被迫害致死。

全国公安、检察院、法院都被砸烂。许多大厂停工了。

在陕北的穷县，一个壮劳动力干一天才挣八九分钱。解放20年了，在农村还是人无厕所猪无圈。

安塞、米脂一带有些农村一家人只有一条棉裤，一床棉被，平时吃糠咽菜，春荒就断粮。“文革”前，国家一年要发两次救济粮和一次救济款，“文革”开始后，各级政府基本停转，无人管了。

还有更重要的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无声无息地死了。不过，这属于绝密，除了顶层人物外，民间少有人知道，知道了也不敢乱说。

邓小平一言不发，眉头锁得更紧了。

他不说，也不能说。

两个孩子知道爸爸在想问题，想什么呢？也许，那时年纪小，还无法完全理解爸爸。当二次、三次复出后，他们终于明白爸爸想的是什么了，是百姓的生活，是民族的复兴，是国家的昌盛强大……

那晚，邓小平为孩子们炒了一桌四川菜，色香味俱全。

那天，他告诉两个孩子，他已不需要吃安眠药了。

那几天，邓小平把孩子们的讲述和提问深深地沉淀在心底。

江南春来早，小院尽染绿。

尽管春雨稍带寒意，不肯褪去，冬青树的芽尖尖上已吐出了新绿，在春雨即下即停的间隙里，坡上小草绿意盎然，沿途望去是一排排早开的枙子花。卓琳特别喜欢这朴素无华的小花。

春节后，江西省革委会传来了口信：孩子是否待的时间太长了？全家人对这条“逐客令”不予理会。

他们心中自有分别的日子。返程的日期越来越近了，进入倒计时了。北方的春天也来了，春耕春种在即。飞飞真的要走了。

妈妈和奶奶一起为他收拾行装，千疮百孔的棉衣棉裤都洗净补好，飞飞腰上不忘系上来时那根草绳，好像腰上有了这根草绳才格外像农民，格外有劲。

毛毛悄悄告诉飞飞，再过几天她也要走。妈妈也把她的衣服洗了，烫了，煮了。大姐刚刚给她织好的一件漂亮的蓝绿色毛衣，经妈妈用开水一煮，缩成短背心了，真让毛毛心痛了好一阵子。

大姐、二姐什么时候来看爸爸妈妈呢？

哥哥，还好吗？

留给爸妈的只是离情、无尽的牵挂和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