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门今始为君开

1972年1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陈毅在京病逝。

1967年2月，陈毅因“二月逆流”被批判，在郁愤忧虑中患了癌症，拖至晚期，抱恨离世。

1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陈毅追悼会。出乎到会人的意外，在睡衣外加了一件长长大衣的毛泽东突然驱车来到会场，在井冈山时期就与他在一起的老战友、老部下遗像前郑重地三鞠躬。毛泽东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的。”

他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说：“要是林彪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搞掉的。”毛泽东还提到邓小平，把邓小平和刘伯承并列在一起，再次强调，邓小平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1972年的春天姗姗来迟。

其实，这个春天的暖流，早早就在许多人心中涌动。

1971年11月6日，陶排长通知邓小平和卓琳到厂里去听传达中央文件。

这是禁锢后第一次接到这种通知，第一次去参加这种会议。虽然党籍保留，享受听中央文件传达的待遇，却从没有过。

昨夜一场秋雨扫过，今晨天空是阴沉沉的，地是湿漉漉的。邓小平换上胶鞋，夹一把雨伞，照例和卓琳一前一后走出家门口。黄文华一如往常地跟着，沿着工人新开的小路走向工厂。

今天，将军楼里有三个留守人员。邓朴方躺在自己房里拨弄着收音机，奶奶在厨房里坚守岗位。俗话说，做不完的家务，只要你愿意做，总会有事。所以，奶奶永远不会下岗。毛毛回来了，毛毛听说父母亲今天不是上班，而是在开会，急了，担心了。

她在北京多次见过了这种传达文件“会议”的恐怖场面。这边文件刚念完，那边就有人高呼口号“打倒×××”，把×××押上审判台，一群造反派冲上来，把×××押上会场，挂牌，剃头。重者拳打脚踢，轻者也斗得狗血淋头。

父母亲不会遭受这种侮辱吧？她想对奶奶说两句，以倾吐一下自己的忧愁。奶奶忙呢，好像无暇顾及。她又走到哥哥房里，哥哥把收音机贴在耳边，漫不经心地听着。她实在忍不住了，轻轻地问一句：“听什么？”

邓朴方也低声地回答一句：“短波。”

这台收音机是家里最好的一台，邓小平和卓琳使用了两年，主要用来听新闻。邓朴方回家后，卓琳怕儿子躺着闷，把这台收音机给了他。他调来调去居然收到了短波。国庆节前几天，邓朴方突然从短波的一个外国电台中听到一条消息，说有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坠毁。经推测，中国内部可能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邓朴方当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

邓小平保持一贯的沉默。

母亲问：“你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邓朴方说：“短波。”

这台收音机父母用了两年，都不知能听到短波，自然从没用过短波，卓琳好生奇怪，自己也是学物理的，怎么不知有短波？事实是他们从没调过台，两年来只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国庆节到了，邓朴方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国庆的游行取消了。最令人费解的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没有听见林彪的名字。那个年代，见报的名字和见报名字的排序，在中国人心中是与政治紧密相连的极其敏感的事儿。

这次，聪敏的邓朴方换个方法告诉父亲，他对妹妹毛毛说：“可能林彪出事啦。”

邓小平依然是只听不语，声色不动。

父亲的沉默是何等的深沉啊！

此刻，毛毛看到哥哥全神贯注地在听，不好意思打扰，想想，还是加重了语气问：“听到了什么吗？”

邓朴方回答：“没。”

“通知爸妈去开会是凶是吉，是福是祸啊，胖子，你说呢？”毛毛实在忍不住了，焦急地问。

邓朴方神秘地回答：“老天爷都无法预料。”

往日，十二点钟就可以看到父母回家的身影，今天，十二点、十二点半、一点，父母亲还未回家。

毛毛急得想向工厂跑去。她想到罗主任、陶排长和蔼善良的笑脸，心情又宽松多了，有他们在，出不了大事！

终于，屋外响起了父母的脚步声，毛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父母的脚步声如此清晰，如此有力，是自己焦急的心情掩盖了周边的噪音？还是父母今天的脚步特别矫健？

邓小平还是夹着一把伞，卓琳还是跟在他身后，已是下午一点半了。

毛毛冲上前去，看看父母，两人衣着、面部与平日相比，没有什么异样，衣服是整齐的，脸上是红润的。只不过妈妈匆匆伸出手，紧紧地拉着她，那脚步似乎比毛毛还要快，直往厨房里走去。

毛毛还感到妈妈手掌心出汗的温暖。

进了厨房，妈妈在毛毛的手心里写了四个字：“林彪死了！”

自从禁锢后，凡重要事情的表达，一家人都是通过这种手心写字的方式进行交流。

这四个字无疑是晴天霹雳，毛毛不知是兴奋还是激动，挣脱了妈妈的手，迅速冲到哥哥房里，关上门，附在他耳边，细声地告诉了他。

邓朴方也和父亲一样无语，他全身绷得很紧，嘴角挂着微笑，虽嘴里无言，心里高兴：短波的消息属实了。

吃完午饭已是两点多了，家中谁也没有说话。奶奶似乎猜出来发生了什么大事，也不言语，催促大家早点休息。

上了楼，关上门，卓琳才激动地向女儿讲述会上发生的一切。

邓小平临窗站着，望着院子里点点秋色，转身看到含泪而笑的母女，他猛吸了几口烟，终于说了一句话：“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其实，这天早上邓小平与卓琳真不知道开什么会，不知传达什么文件，文件传达后会发生什么事。走在小路上，他们做好了思想准备，不管发生什么，由邓小平应对。

到了工厂，他们被领进职工食堂。这是两用建筑，平时用作食堂，开大会时把餐桌移到一边，把椅子一排排放齐就是会场。

夫妇俩赶到时，食堂里已坐满了人。全厂80多名职工几乎没有缺席，十分严肃地一排一排坐好，前方两张餐桌合在一起，凑成一个简单的主席台。罗朋主任和县工业局局长已早在主席台上就座。

邓小平和卓琳在后排落座。看样子大会就是等他们两人。罗朋看见了邓小平，在大庭广众下，他按上级的要求呼喊着邓小平：“老邓，你耳朵听不清楚，坐到前面来。”罗朋面色是严肃凝重的，语气是温和的，激动的。是招呼，不是命令。卓琳放心了一大半。

邓小平和卓琳移到第一排坐下。刚坐定，罗朋宣布会议开始，传达文件，宣读的文件内容是：经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罪行通知及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

局长念文件，足足念了两个小时。全场职工大气都不出地听了两个小时，大家生怕漏听一个字。传达完后，除了上卫生间，不休息，马上回各车间进行讨论。

陶排长领着自己排的工人回到修理车间，罗朋参加了修理车间讨论，虽然已近中午，工人们忘记了饥饿，讨论热烈，有提问、有猜测、有愤怒、有咒骂，会议气氛活跃。

邓小平和卓琳坐着，一言未发。

陶排长向罗朋建议：“老邓耳背，文件精神未必全听清了，让老邓把文件拿回去自己看。”

罗朋不反对。

当晚，邓小平把文件认真地从头到尾再看了一遍。他决定给毛泽东写信。

自从被打倒以来，自从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谈话以来，邓小平从没有给毛泽东主席直接写过信。凡有事情，或公事，或家事，均按毛泽东主席最后一次见面时的交代，给汪东兴写信，或请汪东兴转交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但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他直接给毛泽东主席本人写信，一是因为林彪覆亡，的确事关重大；二是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

自“文革”以来，他写过检讨，写过自述，写过各种信函。由于政治和时势所迫，邓小平不得不进行一些违心的自责，不得不使用“文革”的通用语言，不得不为家人、为孩子求助他人。 多少年了，想说的话不能说，不想说的话却逼着一定得说。今天，听了文件传达后，又仔细读完了文件，许多话从心里涌出，这是真心真情话，没有半点违心和虚假，多少年不能说的话，今天终于可以一吐为快。

政治气候的转温，省委领导班子的调整，带来生活环境的改善。

程世清已随林彪机毁人亡而倒台。江西省委书记是老红军江渭清（第一书记）和省里原来的老干部白栋材、黄知真、刘俊秀。

黄知真还来到将军楼看望了邓小平，传达了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的通知。

经黄知真安排，每个周末全家可以到省委招待所洗个热水澡。这个招待所，就是邓小平夫妇到南昌后曾歇脚的第一站。

要乘车过八一大桥，坐20分钟的汽车才能到省委招待所。

到了周末，卓琳准备好水桶、脸盆、毛巾和换洗衣服。

由黄文华派好车，一家人高高兴兴像是去赴一次喜庆的约会，像是去完成一个开心的任务。虽麻烦一点，却心情轻松。

家里也开始有客人走动了，第一拨子来客是一群孩子，说一群其实只是一男两女，都是邓家孩子的“发小”。

孩子们的父亲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看望邓小平是孩子们的心愿，也是他们父亲的愿望。

男孩叫在望，女孩分别叫大蓉、二蓉。

在望和妹妹在1969年就落户到江西临川县唱凯公社，自己挣工分养活自己。60年前，李井泉就出生在唱凯乡，南昌起义部队路过临川，18岁的他参军南征，三年后入党，走向赣南苏区，参加长征。被打倒后，他要孩子们回家乡务农，回到他六十年前生活的土地上，做一个本本分分的农民。

他们得知老干部刘俊秀复出后，就通过刘俊秀来找邓小平。抗日战争时期，刘俊秀和李井泉同在晋绥军区工作过，很熟。三个孩子的出现对于邓家颇有点意外、突然之感。

相见的时间地点让人十分难忘。时间是在省委招待所洗澡之时，指定见面地点是招待所二楼客厅。

省委书记黄知真安排邓小平一家人周末洗一次澡。这天，正好是周末，洗澡时间。刘俊秀便安排他们在省委招待所见面。

那天来洗澡的有邓小平、卓琳、邓林、毛毛。

“女士优先”。邓小平让三位女士先洗，自己坐在外面照顾衣物，待三个女士先后走出澡堂，邓小平与她们交接班后，再进澡堂。就这当口，三个孩子和三位女士见面了。

劫后相见，五个女性，泪流如雨。卓琳和李家小孩的妈妈萧里在延安时期就是好朋友，得知批斗中萧里头皮被扯光，萧里无法忍受侮辱，含冤自杀；还得知，孩子的二哥因对胡乱“炮轰”不满，被造反派打死了；最小的老八被关进了“少管所”。卓琳心潮难平，神色黯然，泪水涟涟。

不一会儿，邓小平走出澡堂，三个孩子迎上前去，亲切地叫：“邓伯伯，邓伯伯好。”

两个妹妹递上了礼物——两条鱼。

在望特别解释了一番：“这是家乡的一些鸡蛋，唱凯的鱼，是乡亲们帮忙从水塘里捕捞的。这鸡蛋是我们养的鸡，一天一天攒下来的。这都是我们的劳动成果，邓伯伯一定要收下。让全家人尝尝。”

天色渐晚，三个孩子要和邓伯伯一家人告辞。

邓小平说：“不要走了，到我们家住几天。”

孩子们担心给邓小平带来麻烦，用现在的话说“添乱”。在望说：“省革委会可能不同意吧。”

邓小平说：“怕啥子，你们都是些小娃娃，明天就要过元旦了，咋个能走嘛？”

卓琳也说：“你们大老远赶来，话还没说完呢，跟我们回家去，一块儿过个元旦。别担心，我去给他们说一下，家里能住下。”

就这样，一行七个人坐着车，回到了步校将军楼。

在将军楼里，三个孩子看见了邓伯伯如何上午当工人，下午当厨师，看到了他黄昏种菜，晚上读书。

最大的收获还是品尝了邓伯伯的厨艺，邓伯伯的厨艺并不是随便可以品尝到的。

不爱说话的邓伯伯破例不停地提问，爱开玩笑地说：“回答得好，我做菜的口味也就好。”问的内容都是关于农村目前的状况。

在望是个好学的青年，去年，他以唱凯公社为调查对象，进行了考察，考察的课题与内容是：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分配和使用，农村阶层的变化，农村人口的增长，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农民生活存在的困难，也就是改革开放后所说的“三农”问题。所以，今天邓伯伯的提问，他回答起来不困难，有条有理，有依有据，有事例，有数据。邓小平很满意。

听后邓小平说：“了解农民真实的想法很重要，农村要进步，还要靠提高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农村基础教育很重要，首先要从娃娃抓起。”

说这话的时间是1972年1月2日。

三个孩子在邓小平家住了五天。享受了友情，品尝了邓小平操勺的厨艺。后来，李在望这样回忆：

邓伯伯说：“你们三个孩子在招待所的时候，好多话没有说，现在回家了，给我们摆一下。”过了一会，他站起身来：“我今天给你们做饭吃。”正如毛毛在她的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所写到：“父母尽可能把家里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这些孩子们。父亲还亲自到厨房生火炒菜，给他们做米粉肉和醪糟鸡蛋吃。”

我以前根本不知道邓伯伯会炒菜，而且炒的菜那么香，那么好吃。那天晚上，我们很晚才吃饭，因为邓伯伯坚持要多做几个菜给我们吃。那天他蒸了一盆孩子们爱吃的糯米饭，是用小脸盆蒸的，分量很多，邓伯伯说：“你们尽管吃，今天吃不完，明天还可以吃嘛。”邓伯伯知道我们爱吃四川菜，还特意炒了放辣椒的回锅肉，说是四川人要吃回锅肉才算打牙祭。在饭桌上，邓林姐姐打开了话匣子，她的话非常幽默，特别是她学的四川腔，声调悠长，很有味道。邓伯伯一家人的欢笑，好像一阵春风，吹散了笼罩在我们心中的悲楚，他们的乐观精神，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这顿饭，让我们深深感到回家的温暖。

分别的日子到了。

卓琳拉着孩子们的手，一再叮嘱：“你们要注意身体，千万别累坏了。以后到南昌，就到家来啊！”

三个孩子的眼圈都红了。一个“家”字，给了他们久久的温暖，深深的依恋。好多年了，孩子们没有听见过这样亲切的话语。

后来，李家几个孩子三三两两回到了“家”。最小的老八被关后放出来不久，就来到邓家住了数日。走时，卓琳怕他生活没着落，塞了一些钱。

毕竟春天来了，爱情的花儿也开了。好事接二连三地扑面而来。邓小平高兴地说：“用四川话说，门板都挡不住。”

早春二月，贺平踏门认亲了。邓小平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女婿。

大学恢复招生了。邓小平多么希望自己的两个孩子也能上大学，“黑帮”女子难以被推荐。他决定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表达了自己强烈的心愿。如果从“开后门”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在中国，这可能是开启的最大“后门”。

人间四月天。在百花待放的日子里，毛毛和飞飞分别接到了大学通知，当上了“工农兵学员”。

飞飞被安排进了江西上学，毛毛被安排进江西医科大学学习。（系文革前与后的江西理工学院与江西医学院，“文革”中改为“大学”）毛毛利用入学前的空隙送奶奶到天津。从天津返回将军楼时，黄文华给他们带来又一个好消息：“邓小平和卓琳的工资从6月起开始照发了。”

这不仅仅是解决生活拮据的问题，在中国，这绝对是一颗让人兴奋的信号弹。经济的“解放”意味着政治“解放”的可能。

第二拨子来家的客人是亲戚。

奶奶去了天津，邓先群夫妇大略知道一点邓小平的状况，丈夫粟前明（粟裕大将的儿子）要到江西出差，邓先群叮嘱粟前明去看看大哥大嫂。

粟前明绕了一个大弯，先去了成都，到二姐、姐夫家去了。

二姐邓先芙和姐夫张仲仁，也决定去看看大哥大嫂，就不知大哥到底能不能与外人交往。他们商量了一个表达信息的办法。如果能，粟前明马上发电报，只写两个字：同意。如果不能见，就写三个字：不同意。

二姐托粟前明带了保存多年的四瓶成都大曲给大哥。山高路远，又怕粟前明携带不便，保管不好，砸碎了，钱是小事，这是有钱买不到的好东西啊！

粟前明不负厚望，从重庆坐船，沿江而下到九江，转火车来到南昌，平平稳稳把酒交到了大哥大嫂手里。

厨师当然是邓小平，他十分高兴，再高兴也不多言。

邓小平只说了两句话，表达了自己欢迎的感情，一句是：“前明来了！”第二句是：“前明爱吃饺子，包点饺子。”说着，拿起锅盆舀面，自己在厨房里和面。

粟前明想帮忙，邓小平把和面的任务交给了他。无奈他在家动手太少，家务由邓先群承包了，从没做过饭，一盆面和得像糨糊，邓小平欲笑即止，说：“不会弄！掺点干面不就行了，一点都不聪明。”

粟前明不在意这句批评，他看见邓小平穿着一件破了几个大洞的老头衫，在灶前点火，汗流浃背，额前豆大的汗直往下滴，如果一个初来乍到的客人走进来，还以为这个老人是厨房里忙乎的老火头军。

粟前明看到邓小平这个样子，不觉得有点心酸，一个国家领导人怎么落成这样呢？老实厚道的粟前明找不到表达此刻感情的话语，只反复地说：“你们别累着了，你别累着了。等先群生完孩子，就让她和奶奶一起来江西，让他们来帮你们一些忙。”

粟前明又告诉邓小平说，先芙也想来，还说了双方约定的“暗号”。邓小平笑了，叮嘱毛毛去发电报，不要用什么“同意”不“同意”，只用“速来”两个字。

邓先芙接过电报有点懵，不是约好了“暗语”吗？

这“速来”是什么意思？是喜？还是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张仲仁说那就买火车票吧！水路便宜旱路贵，但可以提前三四天到达南昌。不管发生什么事，多带点食品去总没错。他们采购了一些好吃的食品，苹果、蛋糕、四川牛肉干，在车上睡了两天两夜，终于到了南昌，毛毛接车。

到了将军楼，邓先芙见大哥大嫂站在门口专候远方贵客。这样“隆重”的“仪式”在将军楼可就只出现了这绝无仅有的一次。

只是邓先芙发现大哥大嫂穿的衣服太随意了，松松垮垮的大汗衫，大嫂的衣服一样又松又垮，一眼就可以识别，这是出自妈妈之手。再看看院子里的菜地绿油油的，听见鸡的咯咯叫声，邓先芙明白，大哥大嫂的肩上的担子有多重。这6年的时间，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哟。6年前，她的两个孩子，在大哥大嫂家中寄养，由妈妈和大嫂照顾。直到1967年2月，对邓小平批判升级后，两个孩子才由毛毛送回四川。没想到相见时大哥竟是这般模样。

大哥仍像往常一样开朗、乐观。三个人笑哈哈地伸出了手，走进厅堂，放下行李。邓小平只说了四个字：“我做饭去。”

邓先芙特别会做家务，一踏进屋她就反客为主，想让大哥大嫂休息片刻，要求上厨。

邓小平不让，高兴地说：“先芙，我们这里有肉吃哟。”“有肉吃！”给后人留下的是对那个时代多么悠长的思考和想象啊！那个年代一月四两肉，有钱还得有肉票，吃肉是件很艰难的事。

邓先芙在厨房里看到锅是锅，勺是勺，一个个挂得整整齐齐，连抹布都分了擦碗与擦桌子两用，她明白了，大哥手艺不在她之下。

这餐饭早有准备。邓小平做了红烧肉、狮子头，还做了牛肉加西红杮的“意大利面条”。她发现大哥烹调手艺高明，应该算得上有级别的厨师了。

卓琳说，知道你们要来，我们厂端午节发的20个皮蛋都给你们留着。两瓶酒大哥也舍不得喝，等着你们。

南昌的夏天特别热。第二天一早，卓琳到菜园里摘了丝瓜和黄瓜给先芙解暑，晚上又包了桂花汤圆。那桂花的香味留在每个人的嘴边，飘在房里。

家中的生活并未因妹妹的来到而打乱程序。第二天，邓小平和卓琳照常到工厂去上班。

住了11天，邓先芙要去天津看母亲。临走前，毛毛找出了家中的一部旧照相机，希望大家合影一张，六年，太难得相见了，明日一别，又不知是何年。

邓小平穿着一件破汗衫说：“衣服都没换，照啥子相。”

毛毛就是有办法，飞快跑上二楼找了一件短袖旧衬衫穿上，拖着父亲到了院子里，父亲、母亲、二姑邓先芙、毛毛和飞飞留下了相逢的纪念。

尽管技术不好，条件有限，多年以后再看还有点模糊，有点灰黄，但这模糊，这灰黄还真能显出历史沧桑和那个时代的真实。

第三拨子是工人，罗朋父子、陶排长、程红杏夫妻都是邓小平的家常客，他们或专程拜望，或路过进屋聊聊。

还有第四拨，孩子们的“发小”与“闺蜜”。

这些人带来的不仅仅是亲情、友情，更主要的是国情、民情，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不忘的是国家、人民和民族的兴衰。

禁锢在松动，封闭将军楼的大门终于慢慢打开了。

在这个松动的季节里，这些人给邓小平带来了一连串的信息。禁锢中的邓小平一样看见了、听到了外面世界的纷乱景象。

1972年8月1日是建军节。

邓小平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建军节。他在修造厂和全体职工一起，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叛乱罪行报告的传达。

听完后，又一次给毛泽东主席写信。

两日后，即8月3日，此信经江西省革委会送出。

8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这段批示表示，毛泽东已经认真考虑重新启用邓小平了。

9月，邓小平向江西省提出，请示一下中央能不能在江西省内，到井冈山、赣州老区走一走。9月底，中央批准了这一要求。江西省革委会作出了去井冈山的具体安排，按省级干部待遇，车用伏尔加轿车，凡要去的地方，均可由省里先打招呼，以便接待。

1969年10月22日，孤旅南下，10月26日下午，在步校的禁锢生活已成历史。

1972年11月12日清晨，邓小平、卓琳两人在省警卫处一位干事和黄文华的陪同下，乘伏尔加离开步校，进入市区，转向昌南，继续南驰，直奔井冈山而去。

思考飞出了将军楼，飞向红土地，飞向更远的地方。

思考像驶出了步校的汽车轮子一样在转动飞旋。

时代的车轮不会停止转动，他的思考也不会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