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瑞金一书记

1934年夏，毛泽东写过一首词《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1932年5月，中共江西省委将在瑞金任县委书记的邓小平调到会昌。不久，省委又根据形势的需要将会昌、寻乌、安远三县联为一体，成立中心县委，任命邓小平为中心县委书记。

会昌，地处闽粤赣三省中心，被称为中央苏区南大门。年仅28岁的邓小平不畏艰难，大刀阔斧，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迅速打开局面。邓小平初到会昌时，所辖3县每县只有百十人的独立营。经邓小平的努力组织，到当年10月，三县的游击队、赤卫队等革命地方武装已达1.3万多人。 会昌留给邓小平的印象太深刻了，40年前他在这片红土上施展过治党治军的才华，洒下过辛勤的汗水，留下过数不清的实实在在的脚印，使他所领导的地区成为中央苏区南面的坚固堡垒，有力地支援了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围剿”苏区的战争。正当邓小平意气风发、创造辉煌业绩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厄运降临到他头上。

1933年2月，苏区中央机关报《斗争》点名批判邓小平，指责会昌中心县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3月12日，江西省委根据王明“左”倾路线的意图，向全党公布了指责邓小平的文件。3月底，在会昌中心县委所在地筠门岭，召开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对邓小平进行围攻、批判。

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又根据中央局的意图，向江西苏区全党公布了有关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的指示文件，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

3月下旬，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被派到万泰、公略、永丰解决有关问题。

3月底，在筠门岭召开了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由中央局代表洛甫（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

3月31日，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对邓小平实行了围攻，决定“加强和部分地改造中心县委和会寻安县委之常委”，“召集各级代表以及三县党各级领导保障三县工作的彻底转变，在中央局领导之下开展这一反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使这一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会后，邓小平被调离会昌中心县委，撤销其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4月，“左”倾宗派主义继续对邓、毛、谢、古四人不断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责令他们作出“申明”和“检查”。他们毫不妥协的立场，更加触怒了“左”派领导，他们以更加凶猛之势向邓、毛、谢、古发起了大规模的围攻。

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江西省委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部分或全部地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还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去基层改造，让他们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做出新的检查，“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

邓小平还没到任，就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调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给予“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邓小平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10个月，既有光荣的回忆，更有悲壮的经历。

今天，他回到了这片熟悉的故土。既没有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耀眼桂冠，也没有给人那种“大驾光临”的感觉，他踏实、坦然、自在。

县委副书记、县人武部政委纪清林和县委副书记韩道修，照例向邓小平简要汇报了全县的情况。汇报中谈到会昌已经发现一个大盐矿，就在周田，离县城46公里，已经开采。邓小平一听，高兴地说：“好哇，明天去看看！”县里还特地请老书记在招待所小会议室看电影《英雄儿女》。

早餐后，邓小平一行驱车50公里，来到会昌南面的周田盐矿。

1970年3月30日，江西909地质大队在周田探明了一个大型地下盐矿。9月2日，正在庐山主持九届二中全会的毛泽东听说后兴奋不已，欣然写道：“在江西找到盐矿是件大好事！”

凡是经历过苏区时代的人，对苏区缺盐的苦处都有切身的体验。这次来会昌，邓小平执意要到周田看看，他说：“苏区时我们吃没有盐的亏太大了，找到盐矿，是件很好的事。”一到盐矿，他双眼放出兴奋的光芒，不时询问盐矿的生产情况。循着盐矿生产线看了一遍，还收下了盐矿赠送的一小袋细盐作纪念。临走时，他对盐矿负责人说：“要把盐矿办好，不仅要满足江西人民的需要，也要满足其他兄弟省市的需要，眼光还可以放远点。”

在返回县城的途中，经县体育场时，邓小平透过车窗，看见体育场周围张灯结彩，红旗招展，万头攒动，问：“这是在干什么？”陪同者告知是开物资交易会。邓小平提出下车看看，警卫人员怕人多杂乱，事先没准备，不安全，不敢贸然同意，但邓小平态度坚决，陪同人员只好依从。

邓小平下车走进交易场所，兴致勃勃地一个摊点一个货架看过去，还不时地停下来与卖主交谈几句。

回到县城，邓小平去了苏区中共会昌县委机关驻地。他任会昌县委书记时曾在这里居住和工作过，老房子已拆除改建成县法院，一株四人合抱、枝繁叶茂的400年的古榕，依然屹立在那儿。邓小平说：“这里都变了样呀，这棵大榕树还在！我住在这里时，经常在榕树下看书看报。”

中心县委旧址是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简称“老县委”。在邓小平住过的房间里，有一只铜脸盆和木质盆架，是他用过的原物。

老县委旁是孔圣殿，是当年会昌县苏维埃政府办公的地方。时间尚早，邓小平决定再次回到县城体育馆，去看看交易会场。

体育场有东、南、西、北四个大门，场内四周临时搭起数十个小棚子，说是交易会，其实是县城各商业部门和全县各基层供销社，各占一个棚子，摆上参加交易的商品。场内还有一些出售馒头、油条一类食品的小摊点。在那个商品短缺的动乱年代，尽管参加交易的商品品种单调，但仍然吸引着众多的顾客。邓小平从体育场东门悄然进入场内，顺着摊点，挨个地询问各类商品的价格，问了棉纺问五金，问了五金问文具，还问了一些中草药材的价格。

一个由国营饮食服务公司摆设的摊点前，一位老表正在吃馄饨。邓小平上前与老表交谈，询问了价格。他问一位吃粉干的老表：“你一天的工分值多少钱？”那位老表没好气地回答：“还不到两碗粉干钱！”邓小平听后点点头，会昌米粉有千年的历史，他理解老表的怨言，也记住了老表的怨言。

下午去文武坝。文武坝原叫文屋坝，是个大村庄，在会昌城东北约3公里。这里是1933年9月成立的原中共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1934年夏，受到王明“左”倾路线排斥的毛泽东来到会昌视察期间，曾在这里居住过，还将“文屋坝”改名“文武坝”。

邓小平在会昌当县委书记时，曾多次到过文武坝，还在这里参加过劳动，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不过毛泽东后来在这里居住的情况，他就不太清楚了。他和卓琳来到文武坝，与众人一起在村子里转了转，看了看当年自己劳动过的地方和村前的鱼塘、村后的防空洞。

在毛泽东当年居住的屋子里，县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向他详细介绍了毛泽东视察南线和填写《清平乐·会昌》词的情况。邓小平听完，深有感慨地说：“毛主席当时也是受排挤的。”

听了这话，在场的人们联想到邓小平现在的处境，都默不作声。

会昌、瑞金都是邓小平任过书记的地方。而瑞金，他曾是那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40年后重游故地，邓小平心情格外激动。

进入瑞金地段，小路坑坑洼洼，瑞金在望。沙洲坝毛泽东旧居、叶坪红军广场、云石山中央政府驻地、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旧址、《红星》报社旧址，这里的一个个历史遗迹，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对邓小平来说都是那么熟悉、亲切。司机担心小路颠簸，准备绕道而行，邓小平笑笑说：“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还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来就是弯曲的，不是笔直平坦的。”

在瑞金县宾馆门口，县委领导见到邓小平的第一句话是：“您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欢迎您回来。”

听到这句话，邓小平感动不已，紧握着瑞金县委领导的手，久久不放。

瑞金宾馆也有幢“一号楼”，是专门为毛泽东回瑞金而准备的，邓小平夫妇下榻这幢楼。

考虑到当年苏区时邓小平在瑞金工作时间最长，这次安排在瑞金的停留时间也最长。瑞金的三天，邓小平无时不沉浸在艰苦难忘的苏区斗争岁月的追思之中。

9日上午参观沙洲坝。

瑞金县人武部部长潘学义等陪同，邓小平夫妇来到毛泽东的旧居“元太屋”和“红井”。沙洲坝是一个缺水的村庄，毛泽东主席带领几个红军战士勘水挖井，解决了当地人民的喝水问题，这口井旁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显示了瑞金人民对毛主席的怀念与感激之情。看过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之后，来到设在沙洲坝的江西省九○九地质大队，听取了大队工作情况汇报，邓小平去了地质标本室、化验室，与技术人员进行了交谈。

据原定安排，参观完九○九地质大队，就返回宾馆休息。

邓小平问车上的潘学义：“红军总政治部好像在这什么地方。”

潘学义告诉他：“就在这附近的乌石垅。”

乌石垅不通车，兴致正浓的邓小平说：“走路去吧。”

潘学义领着邓小平翻过一座山冈，到了乌石垅村的“杨氏私祠”。这是一幢土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门前有一棵千年古樟，枝繁叶茂，屋后一片青松，苍翠挺拔。邓小平站在房前看了看，摇头说：“不是这个地方。”

这是当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旧址，总参谋部、军委一局、作战室、机要室、秘书室等单位设在这里，朱德等同志也住在这里，总政治部并不设在此处。

潘学义又带着大家走了一里多路，来到古樟掩映的下肖村一幢房前。邓小平看了看，还是摇头说：“这是中央办公地点，还不是这个地方。”

总政治部旧址在哪里呢？那时，无论是革命斗争史的宣传，还是革命旧居旧址的宣传，都只突出毛泽东一个人，与此无关的往往被忽略掉，连瑞金革命纪念馆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红军总政治部到底设在什么地方。

邓小平朝四周环视一遍，略略沉思片刻，问：“白屋子在哪里？”

陪同的人们答不上来。正好有几位下肖村的老人在场，老人们说：“下肖村西边约一里地有幢白房子。”

邓小平精神不减，说：“走，看看去。”

从下肖村到白屋子，要经过一片田，田中东倒西歪的甘蔗挡住了小路。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和另一位同志，一边拔开拦路的甘蔗，一边在小路两侧护着邓小平行走。邓小平连连示意不要扶他，踩着田塍小路健步朝前。

小路尽头，果见一幢外墙粉白、气势恢弘的民居兀立田段之中。邓小平举目一望，连说：“对，对，就在这里。”他转身说：“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一座小庙，怎么不见了。”

一位当地老表证实：“不错，是有一座，1958年大跃进时拆掉了。”

“白屋子”建于1851年，因房子后墙粉得雪白而得名。它是赣南典型的客家民居，中间的大厅分上下两厅，大正房旁边各有5间侧房，现共住有8户杨姓居民。

邓小平迈进大厅右侧小门，稍稍打量了一番，指着左侧第一个房间说：“这是总政治部秘书处办公的地方。”

他又推开第二间房间，说：“我当时就住在这里，《红星》报也是在这个房间里编辑的。”

瑞金纪念馆的同志感到惊讶：“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些情况呀。”

瑞金纪念馆的刘礼青请教邓小平：“老首长，当时《红星》报有多少人？”

邓小平说：“我手下就一个通讯员，我是编辑。”

邓小平继续往前走，就像一位导游，一一告诉大家：“这一间是总政组织部办公室，那间是武装动员部办公室，王稼祥住这一间，杨尚昆住另一间。”瑞金纪念馆经过多方调查，果然证实，红军总政治部于1933年5月转移到此地。总政治部所辖的组织部、宣传部、武装动员部、敌工部、青年部、秘书处和《红星》报编辑部，都设在此。王稼祥、袁国平、杨尚昆、邓小平等都住在这里，直到1934年7月才移驻云石山。大家对邓小平惊人的记忆力十分钦佩。

邓小平从白屋子左侧小门穿过中间的大厅，再到右侧的各个房间看了看，然后来到大厅门外。正是红薯收获的季节，老表在忙着晾晒红薯粉。邓小平随手拉过一张靠背竹椅坐下，从口袋中摸出一包中华香烟，对那几个老表说：“来，歇歇，抽支烟。”说完，将烟一一散发给他们，自己也点燃一支，和蔼地问：“你们家里一共有几口人？今年收成怎么样？”

认出邓小平的老表们将接到的中华烟塞进口袋，舍不得抽，抢着回答邓小平的问话，谈了几分钟后，邓小平祝福老表们年年丰收，家庭幸福，与大家握手告别。

下午，邓小平和卓琳到了叶坪和云石山。

第二天去了几个县办工厂：机床厂、电线厂、红都糖厂。在糖厂，生产科长黄达明向邓小平介绍生产情况。

黄达明问了一声：“首长好。”

邓小平一边握手一边问：“你姓什么？”

黄达明说：“我姓黄。”

邓小平说：“噢，叫你小黄。”

厂办公楼会议室，茶几上摆着蜜橘和糖厂自产的糖果，茶水里也加了白糖。

邓小平拿起茶几上的糖果问：“这是你们厂自己生产的吗？”

黄达明回答：“是。”说完，剥开一颗递过去：“首长尝一尝。”

邓小平尝了一颗：“唔，蛮甜。”又喝了一口糖茶水。

黄达明剥好一个蜜橘递过去：“首长再尝尝这个。”

邓小平接过看了看，说：“喝了糖茶，再吃橘子，嘴巴是苦的，外国人吃橘子，都用纸一个个包装好，那样才卫生，中国人穷惯了。”说完，他摇了摇头，将橘子放回茶几上。随后，他问这个厂是什么时候建的？厂里有多少工人？每个工人劳动量多少？都生产些什么产品？黄达明一一做了回答。

20分钟后，邓小平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小黄，走，到车间看看。”

黄达明告诉他，从办公楼去车间，走大路有一段路。邓小平问：“有没有什么近路。”

黄达明回答：“有条小路，坑坑洼洼，不好走。”邓小平笑笑：“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还要走远路，中国革命本来就是曲折的，不是笔直平坦的。”

他们沿着小路先到澄清工段。要登上一座楼梯，黄达明生怕邓小平吃不消，上前扶他，邓小平摆摆手说：“我还可以干20年呢。”

身后的卓琳说：“吹牛皮。”

“这不是吹牛皮，干20年，没什么问题。”邓小平微笑地回答。

在酒精车间，邓小平边看边问：“你们的酒精多少度。”

“95度。”

“多少？”邓小平没听清，又问。

黄达明又说了一遍。

卓琳凑近他耳边：“我都听到了，你还听不到。是95度。”

邓小平说：“不是耳背，是噪声太大，噢，是95度。”

邓小平又问：“这种酒精做什么用呀？”

黄达明告诉他：“主要做医用和溶剂。”

“还有一种用途你没说到，酒精还可以开汽车。”

“我没听说过。”黄达明坦率地回答。

“我在延安时坐的汽车，都是用酒精开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噢。”邓小平说。

他们又来到糖果车间。车间内，有些工人在用手工包糖粒，有些工人在用机器包糖粒。

“手工包糖每人每天包多少？”他问。

“八十来斤吧。”黄达明答。

“机器包糖呢？”

“四百来斤。”

“为什么不用机器包。”

黄达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中国人多嘛。”

“不能那样说。人多，可以安排一部分人生产，再送一部分人去学习。”邓小平停下脚步，认真地对黄达明、也是对糖厂的领导说，“小黄，你们的问题就在这里。”

黄达明连连点头：“对，对。”

糖厂参观用去1小时20分。临走前，坐在车上的邓小平摇下车窗玻璃，抬手将黄达明叫到车前，亲切地说：“到北京来我家玩。”

黄达明连声道：“谢谢老首长，谢谢老首长。”

邓小平握了握黄达明的手，挥手与大家告别。

10日下午参观县塑料厂和工艺美术厂。接待程序一成不变，汇报内容大同小异，邓小平更乐于在街头路边看看。

瑞金县塑料厂设在县城云龙桥头的廖屋坪旁边，廖屋坪有条上街，是县城的农贸市场。这天正好是星期天，街上卖菜的、摆摊的，有不少人。

邓小平从塑料厂出来，本该前往工艺美术厂，他发现路旁是个大集贸市场，便径自兴致勃勃走去。走走看看，在一个卖草鞋、草饭袋子的小摊前，他停下来，提起一个草饭袋子，端详了良久，说：“当年，我们在瑞金就是用这个煮饭吃的。好香嘞。”

苏区时，在瑞金的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用这种席草编织的小袋子煮饭吃。每人将自己的定量大米放进袋子里，将袋口一扎，丢进大铁锅里煮。当时定量少，节约粮食支援前方，后方干部处在半饱状态。想到今天百姓还说吃不饱，邓小平只能无语。

街旁有家卖米酒的小店，邓小平见一位老大爷倚着柜台在喝酒，他走上前，操着四川腔与老人攀谈：“您老喝酒呀！”

老人惊愕地点点头。

“您喝酒不要菜呀！”

老人还是点点头。

大约走了一百多米，有人认出了他：“邓小平！”街上的人们向邓小平拥来。

警卫人员和县里陪同的领导，赶忙护卫着邓小平徒步走向八一路旁的县工艺美术厂，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大家争相一睹瑞金县老书记的风采，一路上挤满了人，邓小平满面笑容，向人们挥手致意。他耳边响着一句最让他动情的呼喊声：“我们县的老书记回来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