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在2011年7月28日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中介绍:“最近几年台湾很流行讲生死学,这个生死学是什么意思呢?生死学其实并不只是在台湾流行,是首先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到了最近十多年之后,华人世界里面首先响应的就是台湾。所谓的生死学指的就是我们如何把死亡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课题来面对它、处理它,乃至于尽早展开相关的教育。比如说他们甚至在高中阶段就教很多高中生关于死亡的事。我们中国人传统上会觉得‘呸呸呸,这太忌讳了’,对不对?太不吉祥了。恰恰是这个态度,使得很多人死到临头的时候,或者家人之中有人不幸要走的时候,他觉得完全没办法去处理,他没有能力去应对,他也没有经验、没有任何心理上的资源和能量去支持他熬过这一切。因此台湾现在已经把生命教育放入高中课程,生命教育说穿了其实是围绕死亡展开,在这个课程里面,其中一本被指定的参考书就是我今天手上拿的这本《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作者就是在1996年已故世的著名华人哲学家傅伟勋教授。”“傅伟勋教授生前是美国天普大学的宗教哲学教授,以研究禅宗跟佛学还有东方哲学闻名。他在晚年的时候发现自己患癌,患癌之后就使得他需要利用自己学了半生的宗教哲学的资源来思考什么叫死亡、什么叫生命。他把这些思考结集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书,《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它被认为是台湾,在我看来也很有可能是我们现代华文世界里面第一部真正地把生死学提出来当课题的一部书。”
“在这本书里面他一开始就说到,30多年前他为什么会考虑这些问题,是因为他从小就很怕死。而且他说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他的父亲在台北患上半身不遂之症。由于他的四哥一家十分忙碌,而他自己又在国外,没有人能够在家看护父亲,只好把父亲送到一家特殊医院。但是他父亲不愿意,大吵大闹,说死也要死在家里。后来没办法,只好把父亲接回来,但有一天不小心父亲一个人摔倒在地,花了好几个小时不得动弹,非常痛苦。吸取这个教训,他把父亲终于又送回特殊医院。从此之后他在台湾的四哥,每周去一两次,陪父亲谈天解闷,以后总共20年父亲一直在医院的这个小房间,直到最后的死亡。”
“这个经验对傅伟勋来讲非常地刺激,他开始想一个人应该怎样面对人生的最后一刻。假如像他父亲这样所谓的最后一刻居然拖了20多年的话,又该怎么办呢?在这本书里他在台湾首创先河地介绍了一位非常有名的美国医生库布勒·罗斯。库布勒·罗斯是比较系统地开始研究死亡历程的一位医学专家,他认为人的死亡要经过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是什么样的呢?第一个阶段是否认,比如说:‘我患了癌症的话,我首先否认,不可能,我绝对没有,我不相信。’第二个阶段就是愤怒,愤怒什么呢?‘愤怒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我活得好好的,我人缘还不错,有人那么混蛋,为什么他不得癌症、我得癌症呢?’第三个阶段是讨价还价,讨价还价是心里面不管有没有宗教信仰,都奇奇怪怪地在祷告,比如说:‘能够让我多活几天吗?我保证以后做好人,我保证以后不发脾气。’到了第四个阶段就是开始消沉抑郁,开始不愿意说话,不想理人。最后的第五个阶段就是接受,终于能够接受‘原来我终于要死了’这么一点。”
“傅伟勋教授把这些模型介绍给中国读者,我们读了之后,他又告诉我们,可以从过去很多著名的作品,如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里面看到所谓的‘五阶段死亡模型’,过去就已经有作家写过。比方他就说到伊凡生病之后去看医生,随着病痛的增加,他发现了周遭的变化。他旁边的人,尤其妻子跟女儿,本来就不愿意去了解他的身心情况,认为一切如常,这反而使得他格外痛苦可怕,使得他觉得孤独无依。然后他就开始进入愤怒阶段,他内心咒骂他的太太跟女儿,她们觉得无关痛痒,但她们还不是一样也会死去,她们都是笨蛋,只是他早走、她们迟走而已,她们觉得无关痛痒,她们此刻却在唱歌取乐,真是畜生。”“这种愤怒很常见,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临终者的时候,你记住要照顾他的方法就是,你不该在他面前表现出一种假装他没病,假装他不会走,有时你这种态度反而会带来更坏的效果。相反我们大家要都一起迈入一个承认这个人迟早要走的阶段,甚至在他面前也该承认而不是决绝。有时我们拒绝承认亲人将要走的事实,其实只是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或者就像伊凡所愤怒的让我们继续取乐、仿佛我们不会死一样。弗洛依德说得非常好,我们所有人潜意识里都几乎相信我们好像是不朽的,当然我们不是。”
“傅伟勋又介绍了黑泽明的《活下去》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在最后,那个英勇的男主角死前要帮孩子们建所公园。男主角死了之后,他的同事哀悼他时觉得很敬佩,被他所感动要效法他。但是电影的结尾却是这帮同事在第二天上班时依然庸庸碌碌、如同平常,好像这个同事的死与他们完全无关,昨天发过的山盟海誓,或者人要转化、人要怎样升华的种种想法完全放下。这又好像证明我们前几天说过的海德格尔的话,‘我们人只有在面对自己死亡的时候才把它当回事,他人的死对你来讲无论如何是不本真的’。”
“傅伟勋这本书最重要的提出‘现代生死学’的意义,他认为我们终于是要了解到心性体认这一点,就是我们要有终极关怀。要知道在社会服务教育工作中的人生意义之上,还有终极的意义,比方说超世俗的宗教或者高度精神性的意义。这些东西是不是表现我们相信死后的世界或者上帝呢?傅伟勋这本书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指出,我们是不需要有这样的宗教信仰才能够有终极关怀。为什么呢?与其单纯地关心死后的生命,不如因为死亡而把今天我们仍然拥有这短短的生命赋予一个灵性的意义重要。”
【注释】
[1]节选自“梁文道: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死亡”,凤凰网(2011年7月29日凤凰卫视7月28日“开卷八分钟”文字实录)。
[2]节选自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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