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边缘的沉思

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在给郑晓江所著《寻求人生的真谛：生死问题的探索》一书所写的序中写道：“我对生死学并无研究，也没有资格来写这篇论述，但基于两个因缘，有了自己的一些体验，才敢答应。一是我16岁（1951年）那年，由于怀疑我参加托派外围组织（后查实为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群众组织），被从泰顺县温州地委土改工作队调到温州地委干部学校，与国民党、‘三青团’区分部书记等一起参加‘肃反’运动，坦白交代‘反革命’活动事实。在一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会后，见有人自杀了，其恐怖面孔在我年轻的心灵中埋下了死亡的恐惧。过了15年（1966年），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师，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每次全校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批斗大会后，往往有人自杀，或跳楼，或上吊等。这引起我的思考：为什么要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死的解脱之诱惑力是否大于当时所宣扬的‘自杀是对党的背叛’之约束力？1970年春到1972年冬，中国人民大学全体教职工下放到江西余江刘家站‘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其间又开展揪‘5·16’分子运动，又有人自杀，或切腕，或上吊，或以头撞旋转中的大锯齿等。我体会到死可能是对于现实的烦恼、痛苦、绝望的一种解脱方式。并不是这些自杀者不珍惜生命、不热爱生活，而是政治的运动、内外的逼迫、人格的侮辱等造成的。他们之所以采取自杀的方式，并非完全自愿，而是由于当时的形势所迫。”

张立文说：“凡此种种，都是外在的，是他人的死对我思想的刺激和引发的体验。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因缘：1996年10月到1997年6月，我两次住进北京肿瘤医院，在接受治疗和手术时，都直接地面对生命和死亡。医生经B超、CT、肠镜、钡造影等检查，确定我的升结肠有肿块。先住五病区，后住四病区。在病区护士办公室挂有每个住院病人的小牌子，在我的牌子上写着‘Ca’的字样，所以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医生、家人要瞒着病人是不太可能的。我先住在有三张病床的小房间里，左右两边是两个晚期的病人。看他们两人十分难受，痛得不停地哼哼。我开始时问候他们，他们已无力回答，都是其看护的家人回应的。到了夜里，‘哼哼’声更响了，我也无法睡觉。我左边的是大约30岁的青年人，痛得更厉害些，因此哼的声音更大。右边是一个60多岁的人，哼的声音小一些，已是有气无力。如果说死已是对人的一种惩罚，为什么死之前还要给人以种种不可忍耐的痛苦呢？假如说死是对生命的超越、对痛苦的解脱，那么就应该愉悦地含笑离开人世。本来我在住院前的连续检查中，思想上已有所准备：既来之，则安之；不怨天，不尤人；听命运，任自然。然而面对眼前两人的境况，禁不住思想上又掀起种种波澜。”

“人生苦短，譬如朝露。人一呱呱落地，就与死亡相伴，犹如形影相随。生永远面对着死，并时时刻刻走向死。有的人在咿呀学语时夭折，还未吮吸到做人的滋味；有的人在青春年华时离开，还来不及品味人生的欢乐；有的人在事业初成时撒手，等不到享受成功时的荣耀；有的人在时运好转而大有作为时死去，带着无奈而遗憾的神情告别人生。我同室的两位病友便是此局中之人。人们感叹：为什么不让人吮吸阳光的滋味、品味人生的欢乐、享受成功的荣耀而无悔无憾地走完人生的路程？答案究竟在哪里？我在和合生死学中曾把生死分为生存生死世界、意义生死世界和可能生死世界。生存生死世界的体质生死、生理生死和情绪生死是不能超越生死大限的。曹操《短歌行》中所说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是对生存生死世界生命有限所发的感叹。‘宁以义死，不苟幸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若死重于义，则视之如泰山也’，是对意义生死世界和可能生死世界的道德生死、价值生死、精神生死、哲学生死、宗教生死的高扬。这两个世界的生命是对生存世界生命的超越，是超越有限、导向无限的生命，这种生命是永恒的、不朽的，所以古人就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三不朽’的内涵。我们今天缅怀先烈，纪念古代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李白、杜甫、朱熹、王阳明等，他们虽已死去几千年、几百年，但仍活在中国文化思想之中，活在人们的心灵记忆里，他们虽死犹生。这种生命是可歌可泣、永存不朽的。人们应该去追求永存不朽的生命，而不要仅仅迷恋于肉体的有限生命。”“‘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当医生悄悄地对家属、亲友交代，我从他们的痛苦和强忍的表情中，可以体会到病情严重和来日无多。我虽然不贪生，但这时我对生的欲望特别强烈。记得傅伟勋教授在患癌症后写下的《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中，期望‘假我十年’，他就可以完成自己所要写的书的宏伟计划。对他来说，这是多么可贵的十年啊！但是天并没有假他十年。我当时亦想望‘假我十年’，我就可以完成我想要写的书，而且在《和合学概论》基础上写得更完善深入一些。如果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确实是一个遗憾。但平心一想，有多少人在其学术生命的高峰时突然而去，其创新的理论思维没有以语言的形式遗留下来而消失了。这样一想，心里确也平静多了。畏死死不可免，贪生生不可得；生不能依人的意欲而生，死不能照人的愿望而死。生的历史自己可以来涂写，死的历程自己却不能把握，这是人的能力的局限。有了自己想活多久就活多久的自由，这个‘地球村’也就人满为患、承载不下了。为了给后来的新人让地方和位置，先来的人还得死去。比如，现在年纪大的人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把位置让给后来的人，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礼让的道德风气吧。”“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是一种责任，死也是一种责任；生是一种意义，死也是一种意义；生是一种利他，死也是一种利他。两者互为体用，一体两面。从互为体用而言，生是死的责任、意义、利他的延续；死是生的责任、意义、利他的开始。就生死的现实意义、利他而言，犹如王粲所说‘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鬼’，荀子所称‘生则天下歌，死则四海哭’，《礼记·檀弓》所载‘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生死若能作如是观，就不会‘畏死’，也不会‘贪生’了。”张立文说：“自古人生谁无死？谁免了？谁逃了？我同室的两个病友在不到两个星期内相继死去。在弥留之际，他们曾轻声地慨叹：为什么要死？像是自问，像是问我，我也惘然！后来我搬到一个六人的大病房，这里有清华大学的教授，他也与我一样曾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得过血吸虫病，这次住院据说是肝癌。有一位病友是北京地质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的整个胃被二次切除，完全靠点滴营养液维持。另三位有从外地来的干部，有北京郊区的农民。他们不像前两位病友，已无主动说话的心情和能力，这里六人倒能不断说说自己的病情，以及求医中的种种艰难和所吃的苦头。除此之外，也会不时讲到为什么要死？为什么把不治之症降到我们的头上？是自己前世作孽还是现世现报？还是天老爷不公？”

张立文说：“这些问题，对于我的思想也有很大的触动。其实，医院的一层大厅挂了一些牌子，就是解答这些问题的。譬如，为什么会得癌症？一是遗传，二是环境污染，三是工作的压力、心情的压抑等。但同室的病友仍然不解：同样的环境，没有遗传，同样的压力和压抑，为什么别人不得而我们得癌症？总希望找出原因来。我好在躺在病床上，有机会摆脱了种种世俗的事务、文债、烦恼和焦虑，安下心来冷静地面对自己的肉体和灵魂。过去‘向党交心运动’，我也是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思想和心灵，可是有人交心而交成了‘右派’和思想反动分子。这次是自己向自己交心，无所顾忌。就肉体来说，‘别人不得而我得’，这是一种机缘，毋须怨天尤人。就心灵而言，我仔细审视了一生所亲自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1949年春的贴标语、散传单、迎接温州解放；1950年参加革命，在泰顺县剿匪、反霸、土改；1951—1952年在温州地委干校参加‘肃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参加打老虎队的材料组）；1953年回泰顺县，下农村搞互助组和粮食统购销工作；1955年负责仕阳区粮管所工作及‘三大改造’运动；1956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其后历经反右派、反右倾、红专辩论、合作化运动、大办食堂、半工半读、‘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五七干校’劳动、揪‘5·16’分子等。我可以说没有违背天理良心，既没有乱咬人，也没有提供假材料，更没有跟着做坏事、恶事，而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善事，在人际关系中能与人为善。因此，现世现报同我无关。至于前世的事，我不得而知，无知无罪。把自己过筛一遍，剖析一番，心里就坦然了，也就不怕夜里鬼敲门了。”“至于命运，自古以降，多少哲人巨子，孜孜以求，错综诠释，莫衷一是。孔子主张‘畏天命’，也认为可以‘知天命’，把事业的成败、道的行废看作是命运决定的，命运被看作一种异己的力量和必然的趋势。墨子提出‘非命’论，否定生死祸福、贫富贵贱由命运决定，而与孔子异趣。庄子认为‘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命也’，命运是人们不知其所以然而又受其支配的一种东西。荀子一反命运支配、决定人的一切的观点，勇敢地倡导、呼喊‘制天命而用之’。然而王充又回到传统的以命运为主宰人生吉凶祸福、富贵贫贱的定数上来。至近代，梁启超认为：‘凡造业者既必受报，无所逃避、无所差忒，自其因果相续之际言之，确有自然必至之符，无以名之，强名曰命。’从因果相续关系中来规定命运，显然是受佛教影响。由于各人从自身的体验、遭遇、理念、价值视角来理解、诠释命运，因而殊异。其实，可不必强求一致。如果说自己得癌症是命中注定或命运所致，那么可以通过自力自择、自造自得而改变命运。因此，王夫之提出‘造命说’。一些患者通过自我锻炼和医生的治疗而获得康复，这也可以说是对命运的自造自得，超越旧命运，创造新命运。命运就是指人的生命与其生存环境在融通中所构成的人的生存状况或生命状态。在当今高科技时代，无论是人的生存或生命状态，还是人的生存环境，都是可以改造完善的。只要发挥人的主体创造力，命运是可以把握的。我当时作这样的体会认识，亦以此解病友之疑惑。然而各人理解仍有歧异。”

张立文说：“1997年5月29日，确定我6月2日做手术。同室病友告诉我，做手术有两个关键人物：一是主刀医师，二是麻醉师。主刀医师可以由病人自己点，另缴400元人民币。我们点了黄敬孚医师，他六十多岁，身手很灵便，很有经验。我通过有限的社会关系给他们打了招呼，并开始禁食有渣子的食品，口服青霉素注射液。30日这一天不吃东西，6月1日洗肠胃，一条管子从鼻子里插进去，直到胃，不断地注入清洗液，从早上9点到下午7点，折腾了一天。上午注入的清洗液还能从下面排出来，到下午4点以后，进入胃的清洗液就从口里吐出来了，搞得人精疲力竭。最后实习医生检查大便颜色仍有点黄，要我继续洗胃，我的儿子看我难以坚持，注入的清洗液从口里吐出，起不到清洗肠胃的作用，要求用其他方法，这才允许我喝消毒液了事。这时我既站不起来，又走不动了，由儿子扶到病床上休息。6月2日早晨6点15分，由两个值班的年轻护士来插导尿管，手术后尿就直接从导尿管排出，以免感染刀口。插导尿管虽难受，但比做肠镜检查痛苦少得多。7点15分便把我推到手术室，由男性麻醉师在我身上找全身麻醉点。他要我双手抱腿，身体弯曲起来，背部朝他。他用手在我背上到处按，终于找到合适地方，注射了麻醉剂，我说了声‘谢谢’。这时他把一个量血压的仪器放在手术床旁边，以便在手术时随时显示血压。过了一会儿，由郝纯义医师进来在肚子上量着画线，我估计这是开刀的地方。医师事先说，由于我升结肠的肿瘤靠近肝部，所以也要检查肝，刀口要开得大一点，以便检查癌细胞有无扩散。后来我就全无知觉了。到我醒来时，刀口并不很痛，病友说这是麻醉师的高明技术。这时我发现上面鼻子里插着管子，下面插着导尿管，手上插着点滴的针。鼻子里插的管子刺激喉部，不仅引起咳嗽，而且经常要吐痰，一咳嗽就牵动刀口的疼痛，吐痰抬头也要牵动刀口的疼痛。后来何振矩医生告诉我，我的手术原先拟定了三个方案，在手术前告诉家属，我是癌症中期，并且是扩散性的，只能活半年左右，要家属签字，家属和亲友吓得直哭。开刀后发现只有升结肠有一块肿瘤，其他地方未发现肿瘤。他还告诉我，手术后黄医师认为不是癌细胞肿瘤，而是脂肪性的良性肿瘤，这种情况很少，百人中恐怕不到一例，不过需要一星期后待肿瘤活检结果出来才能证实。我也不知道他是安慰我，还是真成为了百分之一。中国谚语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祈祷，望其成为真实。就这样我躺在床上忍受着上下管子、针的折磨。同室病友向我祝福，几个等待开刀的病友说：‘托你的福，我们也是良性就好了。’我就说：‘你们一定比我还好。’病友们真挚的关爱确实暖人心田。但人对于折磨的忍受不仅有强度的限度，也有时间的限度，慢慢地我体会到自然的生命与生命的自然的可贵。自然赋予人以生命，生命犹如自然界植物的荣枯、动物的生死。人与自然界一切生命现象本应是平等的，人不应享有特殊的权利，而应按自然规律生与死。扬雄说：‘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自然之道也。’这是指生命的自然。生命对于人来说是宝贵的，人要在有限的自然生命大限之内，实现人作为人的价值，即显现生命自然的应有之义。韩愈说：‘曲生何乐，直死何悲。’这是从政治生死而言，这种生死是与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如果淡化这句话强烈的政治内涵，改其意而用之，作自然生死的诠释，那么，我的整个手术的过程岂不是‘曲生’吗？那有什么快乐？‘直死’作自然而然地死去理解，确也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开刀手术、插管打针，其实都有违自然生命，而可称之为‘人为生命’。既然现代社会把人为生命作为自然生命必不可少的补充，那么人类亦只得‘曲生’了。特别是现代哲学把生命都解释了，人的生命仅是一种符号而已，这种符号与众多其他符号在符号的意义上究竟有什么区别？‘曲生’的乐与非乐也就没有什么值得追究的了。”

张立文说：“在诸多宗教中，佛教对人生的种种烦恼和痛苦解释得最为详细。例如，生、老、病、死，是肉体、生理上所遭受的苦；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取蕴是精神、心理上所遭遇的苦。佛教以为前四苦属于自然性的，后四苦属于社会性的，这便是‘苦谛’。‘集谛’探讨苦的聚集和生起的根源；‘灭谛’是彻底断灭一切苦及其根源无明，而达到佛教最高理想境界，即涅槃或净土；‘道谛’是通向涅槃的道路。‘四圣谛’作为佛教的基本理论，是佛教对现实人生之苦的关切，是对众生爱的体现，显示为佛教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和终极关怀。”“在当今世界，生、老、病、死之苦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很多种生、老、病、死的苦是由人为的环境污染和唯利是图造成的。这是既害人亦害己，既给别人造成痛苦，亦给自己聚集痛苦。每个人作为社会交往关系网络中的一个中心点，不可能是孤立的。一个人的老、病、死，会给众多亲朋好友、老师学生带来烦恼和痛苦。人总是要老、病、死的，有烦恼和痛苦也是自然之道。”“生不一定给人带来美好和欢乐，现代战争给予无辜的儿童以无穷的灾难和痛苦。因此，生并不是走向光明，死也不是走向黑暗和地狱。死在某种意义上说更光明伟大，在我们心灵中时刻活着的许多英雄、烈士的形象，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我们行为的楷模。对于他们，我们何不学庄子鼓盆而歌之呢？‘死重泰山，名光日月’，这便是死得其所。”

张立文说：“这些是我拜读郑晓江教授《寻求人生的真谛：生死问题的探索》后所引发的感想：我们的肉体需要有一个归宿，我们的灵魂也期望有一个归宿；我们的身体需要一个温馨的家，我们的精神也祈盼有一个温馨的家。任何人都向往这个最终极度理想的‘归宿’和‘家’，是一个真诚的、完善的、优美的至和至乐的世界。无论是儒教的王道世界、道教的神仙世界，还是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耶教的天国世界，都是企图给予人以心灵的慰藉、精神的安宁和理想的安顿的一种形式。它们所构建的世界，其共同的特点是超越生死、永恒无限、和谐安宁、团结友爱的世界，是无烦恼痛苦、无战争杀人、无尔虞我诈、欢乐和平的世界；既是一个人和天和、人乐天乐的天人和乐世界，也是一个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和合世界。就此而言，世界各宗教所营造的终极理想境界与哲学家所构筑的形而上学世界，是有其可以会通圆融之处的。”

【注释】

[1]节选自郑晓江，《寻求人生的真谛：生死问题的探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