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背景与研究的理论意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似乎已成不争的事实。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是“古今情理”^[41]，意思是随着时代运数的更替变化，文风也在一代又一代地变化。勘察自晚清以来的文学，自严复翻译《天演论》，胡适指出中国人知道了“器物”上、“制度”上和“文化根本”上的“不足”，进而倡行“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再到当代学人总结出的“文体变局”与“虚构”时代的“非虚构”体验，文学一刻都没有忽略与时代的“同步性”。可以说，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小说，“五四”之“启蒙文学”，之后泛出的“现代主义文学”，新时期以来上演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女性主义文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盛行“底层文学”“网络文学”“生态文学”“纪实文学”，这都说明文学无时不在演绎着“质文代变”的规律。文学总是积极而忠实地弹拨着时代变革的先声，中国当代文学更是发挥活力演绎了时代内容，表现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依存关系，表现出文学与社会转型、民族文化融合的律度，在半个多世纪的嬗变与递进中，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供人们思忖、反思的命题，譬如说当下的纪实文学就又一次彰显了当下人们的审美超越与时代诉求，当下的纪实文学是社会变化、时代更替、审美渐变在文学领域的集中反映，纪实小说等纪实作品的大量涌现，这是历史的趋势、社会的必然，也是文学的需要。

随着市场经济导向和“崇金”“拜物”意识在各领域、各阶层人群思维意识中的进一步渗透，随着“市场决定论”被广泛接受，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哲学思潮和文艺思潮中的现代性理念也越来越普遍地显现在日常化生活中，其中在文学领域表现为阅读观念和创作观念更为灵活、自主，更为多元、宽泛，作者和读者都更为关注人的实际感受和实际需要，关注点也聚焦于外在的客观事实，注重物质上的得失，关心客体真实的印象。无论是社会变化的真实、人的存在的真实，还是文学的真实性，人们渴望“真实”，似乎只有“真实”才能演绎社会现实的真谛，只有“真实”才是文学服务现实人生的价值旨归，只有“真实”才应该是当下文学的“本质”。用南帆的话说：“本质主义的想象之中，万事万物或许来自一个古老的本源，或许通向一个遥远的顶点。本源或者顶点决定他们之所以具有这种性质而不是那种性质，这即是本质的规定，同时也是各种分类的标准。如果把这种想象扩大历史的理解，很容易与历史目的论联系起来。”^[42]南帆的话虽有些理论的抽象，但是它能令我们思考：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有那么几种文学正在努力全面地承载和演绎历史的本质目的和生活的本真轨迹，譬如说纪实小说就是其中一股强劲的力量。

进入新世纪之后，人们逐渐摆脱“世纪末”的怅惘，投入更为实在的生存探索中，携拥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几项大的变化：

一是市场对文化“细化”“类型化”的推力越来越强，“实文化”已完全浸染于文学活动中。在经济全球化的促动下，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社会发展的驱力挑战着国人的生活理念和生存惯性，刺激着国人在“如何更务实”的潮流中获得更优的竞争力。“实文化”已渗入当下的文化形态和文学活动中，人人既跟从时代潮流，又习惯了从自己的体验来诠释和命名“实文化”的具体表现。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距离越拉越大，越来越重“物质生活”而轻“精神生活”，人的“精神生活”随着“物质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地摇摆变换，“物质生活”中的问题成了大多数人全部生活的主要问题。越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就越需要文学来澄清诸多现象，通过文学来照亮人们的付出、需求、回报之间的现实关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完全融入了市场经济的“引力”之中，“市场”成了左右文学的一个隐形而强劲的“推手”，不断推出一些冲击人们的感官和视角的新作品，以“新”的说辞颠覆着人们的“旧识”，以“时尚”的面目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市场不断地促成作家和作品的“名气”“声望”“焦点”，也不断促使一些有潜质的年轻作者纷纷涌向“市场”，甚至一些“老作家”也向市场舞台上的“亮点”“焦点”“卖点”献媚、转型。对文学的创新似乎并非完全是为了文学，而更多的是为了文学作品的市场归宿和物质化力量。譬如说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纪实文学，是因为纪实文学能真切地反映快速变化的社会中消失了什么、出现了什么，人们丢弃了什么、误解了什么。对很多人来说，在社会激变中，有些事情很快成了浮云、假象，有些意念还来不及在亲历实践中形成自己的经验，就已失去了尝试的机遇和必要，找准一两种切实可行、能给自己的劳动付出带来自信和实际效果的事情已经颇显难度。“市场”蛊惑着作者的能力与自信，也诱引着读者的兴趣与注意力，干预着作品的题材选择、主题提炼和评论者的鉴评标准。这种“市场推力”给文学带来的最大的问题是：作者、读者和评论者的“主体性”都受到一种隐形力量的操控，使人和文学都带上了鲜明的“物质性”，一定程度上精神性价值也遭遇了疏远和贬低，对文学的判断出现了“看市场的风向”而“使舵”的现象。市场“推力”使新世纪的作家大都“玩”“实际”，写作几乎成了一种获取“实利”的劳动。所以说追求“实际”“实用”“实惠”是新世纪文学的一种鲜明倾向。自然，研究新世纪文学要从新世纪“求实”时代氛围和潮流说起，需要从市场给纪实文学提供的社会角色、文化功能、审美价值寻找新世纪文学发展演变的基点和趋势。

二是网络为文学的生产和消费提供了助力，由于网络中不可避免虚拟与虚假存在，网络同时也激励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能更便捷地借助网络平台洞悉时代的步履、社会的变化，同时也能更为容易地更新自己的认知、渴求与欲望。进入新世纪以来，网络为文学的传播和“变异”提供了更大的技术之便。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人们对网络生活的依赖性加强，从官方到民间，各种社会事相都可呈现于网络的交流、转载中，网络成了人们了解国情民生的第一平台，也成了人们晾晒身边实情、传递生活真情的重要园地。同时，网络还是作者捕捉素材、了解社会焦点的主要窗口。网络的“空间”“社区”“论坛”“博客”“微博”等，任人述说，尽情抒写，每个人都可以“注册”，每个人都可以“发帖”“跟帖”“评帖”，每个人都可以打着文学的名义充当“作家”“评论家”，享有网络提供的自由之便。人们就像认领多年失散的亲友一样，对着清冷的屏幕满怀激情，甚至将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当做是“真实生活”而忘乎所以。在网络生活中，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暴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实情”，这是信息技术提升的结果，也是科学为文学创造的“另类天地”，并且在文学中得到了真切的体现。

进入新世纪后，“网络”这个词已逐渐超越了“互联网”这个“人—机”对话模式，也实质性地变成了“人—人”交流范型，成了人际交往、沟通信息、捕捉机遇、发掘人力资源、开展合作、借力使力、寻求互利互惠的“关系纽带”，被人们形象地称为“人脉”或“圈子”。“圈子”的大小成了人们协作做事、发展提升的“实力标尺”。随着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大，人们已习惯于构造人与人之间的这层“网络”，习惯在“网络”之中进行创作交流、协作研究、共享资源等。这个“网络”与“互联网”有着“异形同质”的功用，方便了文学创作、文化传播、科学研究和与文化有关的各种合作活动，给文学的创作、阅读、评论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带来了新的志趣取向与判断平台，因此说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网络”也是新世纪一项重要的文化景观，它已默默地附贴于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

但是，网络也给文学审美带来了许多问题，譬如说网络中虚假的事相很多又不易分辨，存在不查之事、夸张的表象和说辞，显得泥沙混金、鱼目混珠，这种状态也促使人们强化了对文学之真、文学之实的追求。

三是城市化加剧和城市化过程中新生了许多需要人们区别、筛选的现象和主题。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围绕“进城”和“晋升”，围绕“官本位”与“向钱看”的内驱力，社会洋溢了更多的“抢岗（位）”与“占位”的观念，使得文学面临了许多新的主题，表现全球化、高度城市化、市场经济化的人，成了文学的重大主题。

有论者说：“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与二十世纪文学相比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对于今天的文学而言，文学的内涵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内容。”^[43]虽说新世纪才历经十四年，可这也是文坛快速“新变”的十四年，无论是作品的题材、作品的风格，还是文体的演变，都显出了新的气象。文学尚未彻底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又开始殷勤地接受了市场的诱导。作家们似乎也更在乎图书市场、杂志市场对自己创作的评价，似乎图书市场和杂志市场的销量、订量就是读者对作家作品的欢迎度、青睐度。德国汉学家顾彬也不无感慨地说：“从1949年到1979年，在中国内地，组织说什么，作家写什么。1979年之后不再这样了。但是现在的作家经常看市场，市场要什么，他们就怎么写。”^[44]虽说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作家进行创作的“触点”越来越多，题材和视角也越来越丰富，但是，表现城市化中的人们不断变换角色、争抢社会地位的际遇与感触也是一核心主题，这一主题几乎统领了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声音。

四是文学活动中的言说话语和审美观念“更新换代”，文学交流的参考坐标发生了大的变化。纵观古代文学的各种“段式”，时间是最易判断分歧、最能找到统一口径的界点，也是最易分辨新的社会气象的“语言篱笆”。我们只有从时间的界点走远，再返回这些界点，走出篱笆再返回篱笆才可能真正发现篱笆，才会发现我们的得失与正误。

当代文学通常指1949年以来的文学，之后还使用了“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而“新时期文学”又指的是1978年后实施“拨乱反正”、中国人思想再次被“解放”之后的“当代文学”。事实上，“新时期文学”也是对特殊语境中的当代文学的特指性称谓，它暗指的是回归作家言说自由、释放作家创作灵性的一种“文境”。从研究和界定当代文学的角度来看，不管是“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以及“新世纪文学”，其实都是想给文学发展的历史找准一个便于指称、便于区辨的范畴。一个阶段就容易被看成是一个整体，只有在一个整体内，文学才有可堪指称和比较的具体性，才易于评说具体的作家、作品，才好论析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艺术成就和创作实绩。划分文学的历史阶段，也有根据社会文化的转向和社会“大气候”来寻找这个时间的“黄金分割点”的，而更多的是根据文学发展的鲜明特征和大致相同的取向来分割的，如此才能给新产生的文学找到一个具象的、有同比性的对比范围，为新生的文学提供一个具体、清晰、整体的评说氛围。

按说“新世纪”也是时间自然分出的一个言说“圈子”，可作为一个定位和指称这一时段文学的“断代”指标。正如程光炜等人说：“我们相信，小说阅读其实是有多种办法的，也许只有通过对当代文学史的不同理解，才能重新为‘当代文学’定义，并最终在我们这个学科内部达成共识。”^[45]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文学充分拓展了“文境”的宽度，呈现出异于往昔的活跃、宽松、自然，是完全可以把“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同时，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西化”开始从侧重“吸纳”转向了注重“输出”，或者说从强调“拿来主义”走向了强调“走出去”的战略调整。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不再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以迷信‘西方’为‘新’”，而是舒展开了自己的言说方式和个性化的评价话语，逐渐淡化了以模仿西方来诠释自己的单向度迷恋，有了寻求学术自信和艺术自信的强烈意识。这是本民族的文学投射本民族的文化与社会形态、投射本民族国情的一种重视，也是对当下文学以本民族的话语描述本民族文学的回归和肯定。

另外，进入新世纪以来，“评价”和“衡量”文学优劣的指标越来越多，而且文学界似乎默认了一点：无论是从感觉还是从印象出发的“评价”，大都被当成了对文学的“评论”，常常是“评价”大于“评论”，大家似乎都更在乎人们对文学“点快餐式”的“评价”，而对学理性的“评论”反而玩味不足，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造成了对文学经典被悬置、文学大师被忽略、文学话语的审美理性和价值观被歧解的宽容，这就需要正确、系统地研究当下的文学，深度剖析当下的文学状态。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社会变化是影响当下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我们还看到：新世纪文学题材、体裁、创作方式和风格的变化显现着当代人审美观念的变化，显然与20世纪的情形已大为不同。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写实主义小说”出现到现在，小说创作中的“纪实性”明显加强，这种强调“纪实”的倾向促助了纪实文学的长足发展。在1993年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发表以前，纪实文学的主流形态是报告文学，使一部分人以为当代的纪实文学主要是报告文学，造成了对其他纪实文学类型的忽略。实际上，纪实文学不仅包括传记、游记、日记、通讯、书信、报告文学，还包括纪实散文、纪实诗歌、一部分叙事长诗、口述文学、对话录（访谈录）等形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像何建民等人创作的长篇纪实作品的出现，纪实小说逐渐崭露头角。进入新世纪以来，纪实小说得到了迅速发展，表现为纪实小说作品增多、刊发纪实小说的刊物、栏目增多，一些文学刊物纷纷设置了“纪实”“记事”“记录”（“纪录”）“非虚构”“在场写作”“凡人传奇”“我的传奇”“非虚构文本”“事物本身”“亲历历史”“田野手记”“遗失的青春记忆”“回眸”“世事写真”“往事”“史记（纪）”等栏目，为纪实小说的刊发交流提供了园地和平台。一些纪实作品也获得国家大奖，也出现了专事纪实小说创作的作家。纪实小说担当了时代变化的“摄像机”，创造了许多新颖的文学形象。这使我们意识到，纪实小说已经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类型出现在了读者面前。与此同时，个别纪实作品发表后也引来了法律官司，使一部分人对纪实小说的创作原则和存立依据产生了疑惑，加之学界对纪实文学的形态、文体命名和分类归属各执己见，对促生和制约纪实小说的背景因素阐释不一，也搁置了争议，对纪实小说的文体特点、艺术性、功能价值的揭示也存在很多急需补充的空间，这就显得很有必要从学理上对纪实小说进行系统分析。另外，纪实小说的不断刊发交流，实践了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对其他学科和文类的借鉴与转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也就带来了小说创作模式和小说审美取向的变化，带来了人们对小说这种文体新的想象，我们完全有必要从“纪实”这一关键词出发探索小说在当下的创新与审美转型。

本书以新世纪纪实小说为研究对象，侧重从促生和制约纪实小说主体因素、纪实小说的创作姿态、批评方式和价值意义等方面，重点探讨新世纪纪实小说本体特征和审美艺术，一方面是对新世纪纪实小说与虚构类现实主义小说的比照，以及对新世纪纪实小说创作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新世纪纪实小说研究的梳理与反思，从中梳理出文学拓新线索和经验，以及理论批评的得失，可弥补已有研究的某种不足和偏狭，也可为今后的小说创作和研究总结出一种可资借鉴的有益参考。从“实文化”角度对新世纪纪实小说兴盛的背景剖析，对纪实小说“真实性”“艺术性”“价值功能”的分析，从原型理论分析纪实小说中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结合，并用纪实小说中的原型结构检验纪实小说的真实性表现，对纪实小说作者真实诉求和“中立”立场的剖析，对新世纪评论者关于纪实小说评论的再评析，势必是对当代纪实文学研究和纪实小说探索的积极补充和拓展，对新世纪纪实小说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创新之处也正在于此。

小结

纪实小说是小说这一“体裁”之下一种重要类型。纪实小说的兴盛既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影响的产物，也是文学人探索新的文体、发现新的读者群、迎合新的评价机制的产物。本书的立论遵从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学之“四分法”，因为这四种体裁的作品都有稳定的“自足性”，都能梳理出相对明晰的“文学性”“形象性”，都有相对固定的审美模式和判断标准。一部叙事作品如果是以真人真事为体裁和形象，客观再现了生活面貌和社会状态，并着意营造环境气氛，尽管适当使用了虚构手法，也属于本书界定的纪实小说。本书在判定纪实小说作品时，没有完全遵照出版家、读者、评论者给一些文体特征模棱两可的纪实作品贴的体裁标签，而是把该划分为纪实小说的作品就划到了纪实小说中，该算作报告文学或散文的就算到了报告文学或散文中。辨析和界定新世纪的纪实小说，探究纪实小说的创作伦理和艺术特性，讨论纪实小说的“真实”价值，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也是研究纪实小说的理论意义。

【注释】

[1]本书对“叙事”的表述参考了叙事理论家的相关界定，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罗曼语系终身教授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给“叙事”的定义是：“对于一个时间序列中的真实或虚构的事件与状态的讲述。”见［美］杰拉德·普林斯：《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第2页。

[2]［美］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1375—194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6月，第113页。

[3]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史家论述小说的梳理。

[4]参见《文选》卷三十一。

[5]参见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6]［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1页。

[7]这种“半纪实”也即指作品具有某些“纪实性”，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纪实作品”。

[8]“笔记”中有的是散文，有的成了小说。吴礼权先生曾撰《中国笔记小说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8月），对“笔记小说”进行了深入研究，也论及“笔记小说”具有纪实性，但“笔记小说”和本书论及的“纪实小说”还是有区别。

[9]张冠华、张鸿声、樊洛平、林虹：《西方自然主义与中国20世纪文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65页。

[10]聂珍钊在《〈根〉和非虚构小说》（见《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4期）中说：“非虚构小说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文学上的定界，总的来说，它属于纪实小说。纪录小说、传记小说、历史纪实小说、报告文学、新新闻报道等一切以事实为基础以非虚构为主要原则的小说，都属于非虚构小说的范畴。”在聂珍钊等主编、2001年出版的《20世纪西方文学》中，聂珍钊仍然是这种界定。

[11]唐正序、冯宪光：《文艺学基础理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475页。

[12]龚鹏程：《中国小说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第189页。

[13]胡星亮：《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五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第6页。

[14]陆文岳：《新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小说——兴盛于美国六、七十年代的一种文学新样式》，载《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4期。

[15]尹均生：《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369页。

[16]张德政：《外国文学知识辞典》，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1月，第1162页。

[17]尹均生：《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55页。

[18]肖来青：《新闻文艺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10月，第64页。

[19]丁柏铨、周晓扬：《新时期小说思潮与小说流变》，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195页。

[20]马振方：《小说·虚构·纪实文学——“纪实小说”质疑》，载《新华文摘》2000年第1期。

[2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北京：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第98页。

[22]纪实小说中多使用过去时态，有时是完成时态，将来时态用得较少。

[23]纪实小说在叙述他人的经历和转述他人的说话时，语气、语态既是“纪实”的关键，也是写好“纪实小说”的挑战。

[24]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修订译本），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3月，第100页。

[25]聂珍钊、姜岳斌、李东辉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学》对“非虚构小说”界定是：“非虚构小说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文学上的定义。总的来说，它属于纪实小说。也可以说，记录小说、传记小说、历史纪实小说，报告文学、新新闻报道等一切以事实为基础以非虚构为主要创作原则的小说，都属于非虚构小说的范畴。在较小的意义上说，非虚构小说就是新新闻报道。从其题材来说，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历史纪实小说、传记小说、社会纪实小说或新新闻报道。”（见“全日制高等学校课程教材”《20世纪西方文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361页。）

[26]以刊发小说为主的《北京文学》于1992年出版了一期《大纪实》增刊，1996年第1期又特邀屡获全国报告文学大奖的作家李鸣生推出了“报告文学专号”。主持人李鸣生在“主持人语”中预言一个“大报告文学的时代”必将到来。1998年9月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陈勇著的《赵瑜调查》，将“以往这类写大题材、大事件、大潮流”的报告文学称为“‘大’报告文学”。2007年3月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读》中介绍说：“苏晓康（曾在《人民文学》1987年第9期发表《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笔者注）很多的此类作品被人称为‘大报告文学’。”（见王万森、吴义勤、房福贤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读》，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第447页。）2010年“中国作协创研部”主编的《2010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中说：2010年“在报告文学文体研究方面，更多地推重大包容、跨文体写作的‘大报告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第407页）。2011年5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白烨主编的《中国文情报告（2010—2011）》，由李朝全执笔的“纪实文学：民生关切与人间情怀”部分特别声明：“本书所谓的‘纪实文学’，等同于‘大报告文学’”，将“容纳传记、历史题材等方面的纪实作品”和“包括传记文学在内，其他一切具备新信息、新发见、新思想和新表达等新闻性特征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称为是“大报告文学”，李朝全断言：“在我看来，非虚构作品基本上等同于‘大报告文学’。”（见白烨主编：《中国文情报告（2010—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5月，第73—79页。）

[27]张炜：《文学初步及其他》，见张炜：《小说坊八讲——香港浸会大学授课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9月，第214页。

[28]况且自“五四”运动以来，没有哪部作品、哪个作家能成为衡量所有新作之艺术水准和文化价值的恒定参照。文学在发展前进，如同一列行驶的火车，随时都有新的参照物，新参照物可能更具体、更形象、更具说服力。

[29]雷达：《“新世纪文学”的内涵——我为什么主张“新世纪文学”的提法》，见《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雷达文艺评论精品上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

[30]见《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31]见《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

[32]见《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33]见《文艺争鸣》2005年第6期。

[34]见《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35]见《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36]见《光明日报》2006年7月5日。

[37]见《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38]见《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39]见《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⑿见《作家》2006年第3期。

[40]⑾见《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⑿见《作家》2006年第3期。

[41]刘勰：《文心雕龙》，王运熙、周锋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8月，第211页。

[42]南帆：《文学、现代性与日常生活》，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5期。

[43]王光东：《社会生活变化中的文学——新世纪小说阅读笔记》，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5期。

[44]顾彬：《什么是好的中国文学》，载《文学自由谈》2011年第5期。

[45]程光炜、李扬：《“主持人的话”（“重返八十年代”）》，载《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