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文化的当代诉求

现代人在数次对古代文献、古代文化的“反思”“重估”中，反复挖掘整理了古代典籍的现实意义，从中找出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文化精髓，在“继承”与“开拓”中沿袭了“求实”的惯性。西方社会思潮涌入中国以后，中国的实学传统和实文化又吸纳了西方现代文化元素，像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就对中国影响较大，“实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整合，显现了新的样态，那种对“实”的理解与追求渗透到了各个领域，甚至有些泛化、世俗化倾向。譬如邹金宏提倡的“实用成功学”“现代成功学”“实用交际学”等，已经为“实学”裹上了现代性的表征。要说的是，从人们对“实”的推崇，由“实”而“实学”，从古代“实学”到现代人“追求实际”的逻辑中，为中国当代文学延留了一种“求实”的思想根基。

当代中国盛行“实文化”还与中国的几种思潮紧密相关。自新时期的反思潮流和寻根文化开始，中国社会就经历了民间知识者自下而上地对历史数据、历史结论的反思与质疑。进入新世纪的几年中，国内悄然蔓延出对“公信力”和“公共目标”的涣散之势，人们对已见诸报刊、历史教科书和新闻报道的某些社会描述和现象解释有了质疑之声。这种缺乏中心思想引导的“质疑”和缺乏核心理论支撑的“解构”之声日渐普泛化，人们在怀疑中开始寻找新的评价参照，也试图添加新的信任维度。对一些来自民间的、具有真实迹象的表述反而倾注了关注和认可，甚至表现出了喜好和赞同。回顾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客观上造成的一项结果是：对中国以儒释道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表现出了轻蔑，对借鉴进来的西方现代文化也予以了批判，并进而对中国政治家极力维护和建构的制度文化也表现出诸多挑剔。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至今在中国文学史上高扬着反思中国社会现实、质疑中国文化的学理性，也就承认了重估中国现代文化的必要性。这种怀疑思维带来的其中一大结果就是对政治家所宣扬的未来社会降低信任的浓度，使人们逐渐将视线集中在当下的存在状态。加上中国极力提倡的发展经济理念更加刺激了人们的“实”性思维，使得“实文化”成了当下中国社会普遍清醒的日常生活化取向。

这种思维潮流也适时地在文学中得到了“篇幅可观”的表现。长期以来，那种依靠虚构创作的小说总是给人以无法对应社会的困惑。不管作品中的故事多么贴近生活现实，和生活中的某些迹象多么“相像”，但只要是虚构的，读完之后人们都会只相信它是虚假的“故事”，人们至多觉得作品反映了生活中的某种“可能性”，或是一种“概率”，但它绝不等于生活本身，也永远等同不了生活本真，进而在质疑作品的故事和人物中削弱了作品的实际意义。因此，虚构的作品只是暂时满足了人们一时的悦感，随时都会有别的作者、别的作品来替补读者的这种感觉。因此说虚构作品是可以被替代的，虚构作品描写的“真实”也非不可替代的“真实”，有些甚至“放之四海而皆准”。不管读者在虚构的作品中多么地陶醉、多么地“感同身受”，合上作品人们还是得“跌入”现实中。在作品中得不到的在现实中还是没有出现，因为虚构的文学源于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因此，从逻辑上来说，虚构作品中的现实世界是一种假定的存在，是一种形而上的真实，链接的是读者的某种幻觉。然而，与虚构相对的纪实创作，却排除了假定和假设，用小说形式呈现了实文化的具体实在。

中国现代纪实小说虽说是一种小说艺术，但是这种小说是在实文化的大背景中被人接受的。实文化不仅提供了人们认识事物、认识人的“求实”和“求是”思维，也为人们提供了解读小说、鉴别评价的趋真底蕴。实文化透射了一些作家、学者以求学为文、匡世济民的预期，也指出了文学和理论求真、求实的具体命题，指明了文艺作品对社会人生的实际功用，肯定了实在的文学行为对涤除人性黑暗、革除社会弊病、倡扬正义良知的实际价值。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全面地沉浸在求实的氛围中，人们自觉与不自觉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文化接续过来，作为谋生发展的指导，也就为纪实小说的流传铺设好了土壤环境。

中国现代读者有两种阅读方式，也可以说是两种阅读习惯：第一种是将作品中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指向与作者捆绑起来，也即将劳动产品与劳动者捆绑在一起。从作品出发，落归于作者想表达什么、表达了什么。这种阅读模式的惯性之一是读者围绕作品对作者进行无限猜测，譬如将作品中的某人物与作者建立起“影子”与“人性”的关系；惯性之二是将作者的活动轨迹和其他作品拿来作为解读该作品的资料和依据，譬如拿作者的婚姻生活来解读作品中人物的婚姻观、女性观；惯性之三是读者依据作品或作者生平事迹中的某些零散的信息，对作者和作品进行联想式的猜度，如评论者解析某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系列、三部曲作品的主题等；惯性之四是读者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上述三种惯性是合情合理的解读方式。有时在过渡阐释中就会放大作者原初的构思和意匠，形成了对作者的“自由地译读”。第二种是读者将作品和作者视为“文本”，即将作者和作品视为阅读时并置的“阅读对象”。有时读者撇开作者来解读作品文本，如阅读陌生作者的作品，将作品本身的思想主题和情感内涵从作者哪里分离出来，将作品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主题文本和意蕴空间；有时撇开作品来论作者，尤其是与作者有活动交集的那些评论者，也常会发出类似“印象式批评”的“作家论”，会将作品中并没有细致表现的意向阐释出来当做作品中必不可少的、应有的深层内涵。此时就会造成作者与作品的“自觉地离析”。无论是将作者与作品“捆绑”还是“分离”，都是现代读者的接受倾向，体现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也体现了现代人在审美意识中互相将“对象”视为自己欲望的引发者和承接者，视面前的对象为苦痛忧恼向愉悦欢乐的嫁接空间。所以，现代人注重对象的可用性。现代文学所负载的“教化”“启蒙”“批判”“拯救”“谴责”“救赎”“宣泄”“革命”等话语，都是“实用性”心理的转化，这些主题看似各异，其实都是“致用”之思的变体。而纪实正好是言说和实现这些变体的流行方式之一。这样也就可以说：纪实是现代文学的一大特征，是文学的“现代性”向“后现代性”延伸一条路径，只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凸显为主流方式而已；纪实是实文化中灌注实用性的一种有效的创作方法，一种达致“致用”的力量。

纪实小说与虚构小说不一样，纪实小说要达到的浅层目的就是对事件和人物本真的描绘，是对存在过的现象的还原，同时要真实、确切地表达作者的感受，具体而鲜明地表达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与批判。纪实小说可以写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社会制度、社会秩序、文化体制、教育状况、工作环境、战争经历、生活阅历，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等，可以反映制度问题、执政问题、教育问题、妇女问题、某些特殊人群的社会经历问题等。这种纪实写作行为，本身就是对真实的一种恪守和尊重，亦是对实文化的一种自觉选择。

总之，实文化为文学的教育功能、政治宣传功能、思想启蒙功能等社会功能渲染了气氛，当然也就为纪实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储备了深久的预期。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学者对“小说”的认识，多是从“小说”的概念和作品的形态来认识的，其次才是从小说的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和审美功能来界定的。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起，小说很快步入文学之“正宗”，扛起启蒙大旗，一方面针对“立国”，一方面还指向“立人”，小说以塑造形象、描述生活、揭示矛盾、批判社会、反思文化、澄亮文明的姿态，肩负起了文学服务社会的功能，甚至说小说开始与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共同分担起救治国家、提升人生的时代使命，这是时代赋予小说的责任，也是人们接受小说作品的一种自觉。

严家炎总结的小说流派，社会功能性大都很强。新时期以来，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底层小说、打工小说等，几乎承担上述各类文学的社会功能。小说演绎了实文化，已上升到了“术”的维度，或者说提升到了“学术”的工具理性，这都是实文化综合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