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视角

“纪实”也是一种行动，或可理解为对人和事物的态度和采取的行为。在纪实小说中，对现实生活状态如实地述写，必定选择某种视角，叙述视角体现了作者的创作个性，也维护了作者自由言说的权利，这是纪实小说作家的基本姿态。在新世纪的纪实小说中，常见以自然主义的理念对当代人的生命形态、文化形态尽可能地赋予了自然性和客观性，又以解构主义的思路对现实人生注入了解构意识，还用启蒙主义思想表现出对现实人生的极大关怀。纪实小说在建构人性之善、人生的阳光时，在对人和事件进行“纪实”时，常常会上升到文化层面，文化是纪实小说作家对“主体”“存在”进行反思和解构的重要维度——这一方面是由于纪实小说与“实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纪实小说势必要挖掘实文化，推演“实文化”的精神；另一方面是因为当代社会中每一种事物的存在与消失都与文化有关。所以作家的题材选择和主题的凝炼都具有文化视角，表现出作家在文化中的追思与怀想，将社会发展状态和现实图景绘制出一幅幅富有人文底蕴的图谱。尤其是富有高度责任感的作家，常常会走出某种文化惯性，将自己的存在姿态和思考嵌入文化的比照中。相比而言，当代的纪实小说作家，更能形象而真实地呈现出这些文化图谱的整体感。

随着现代主义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蔓延，社会共守的信仰和共同价值观被解构，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认同心理和追求取向发生了各式各样的“变异”，人文精神逐渐受到挑战，甚至遭到了“工具理性”的漠视，人在社会上以个体的形影孤独地存在着。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发言人的整体感被分解了，知识分子表达心声时，也是以个体的存在体验出发，表达着对挤压人文精神的各股势力的抗拒，选择的是个性化的视角。纪实小说正是知识分子对社会已习惯了的理性的反思，新世纪纪实小说作家是以个体身份反思社会文化的。

何建明、叶永烈、杨志军、邓贤等把历史档案资料糅合进小说中，而且一点也不嫌使用资料的呆板和枯燥。何建明和唐朝都喜欢剖析省部级干部的“影子”，在文学和政治学的某些共性之处结合得较深，何建明的《根本利益》《部长与国家》《国家行动》表面上看起来以某个人物为中心，以某几个人的行动事迹为线索，赞扬的是领导人的某种可贵精神，实质上他的作品已穿越了教育学、政治学的学科范畴，折射了育人和匡扶社会正气的力量。叶永烈和杨志军也是写纪实小说的妙手，不过他们的作品拆解了纪实文学的严肃性，看起来通俗、大众，作品很轻松地靠向了“畅销书”系列。邓贤与杨黎光、慕容雪村等作者一样，擅长捕捉社会现象，或者说擅于抓住生活中的某几件事，投入自己的理性思考。不过，他们的作品在纪实小说的阵营中，显得尚未褪尽报告文学的“胎记”，感觉是把报告文学拽向小说方向靠拢。

有的纪实小说表现了对社会体制的思考，反思了社会体制和惯性势力对人生存发展的影响。如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这部作品的标题就带有一种感叹，慨叹了一些人认为“发财”就等于“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就意味着“发财是硬道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一切行动和行为以“金钱”为中心，这几乎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常识”。作者在开篇加了一个“题记”：“有一种社会之病久治不愈，原因是少了一味药，这味药就是常识。”不说作者对这些受害人群遭遇的剖析是否准确全面，至少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对市场经济理念及其体制存在误解，很多人是被市场经济带给人的实惠感怂恿起来的，对从经济上改变人的社会地位充满了渴望与憧憬。还有杨显惠的三部纪实系列小说反映了知识人在政治、历史、文化之交错变革的语境中反思人的存在、思考人性的紧迫感，郭玉洁主编的《单向街》中的部分作品表现了对当代文化体制的忧虑等。

有的纪实小说从现代女性的角度思考农村女性的地位与命运。如谢丽萍主编的《寻梦——中国打工妹生存报告》记录了一些农民进城打工的故事，思考了现代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带给农业文明的机遇和挑战，也解构了进城女工的权益和梦想。作品流露了谢丽萍这个曾经为某妇联干部、后为《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辑的“女能人”，创办了《农家女》杂志、流动妇女民间组织“打工妹之家”、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还把农家女打工经历写成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农家女这个弱势阶层的生活真实，表现了对中国打工妹生存处境和发展空间的思考。

关注女性地位和命运的还有乔叶的《盖楼记》《拆楼记》，围绕姐姐家盖楼、拆楼的事，表现了“我”对城乡交叉地带拼搏的姐姐的那种复杂心态。乔叶在叙事上擅于蓄势，无论在心理描写上，还是对人物形象塑造的那份刻意上，《拆楼记》《盖楼记》都比《人民文学》上刊发的其他非虚构作品更像小说。但是这些作品又很真实，所以在《人民文学》上刊发时，编辑毫无悬念地将这两篇作品列在了“非虚构小说”的名目下。

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梁鸿的《梁庄在中国》、李娟的“羊道系列”等也写到女性的地位与命运。郑小琼的《女工记》算在纪实小说中可能有点勉强，这是纪实文学的一个特例。作者把很多女工的遭遇记下来，有的用散文语言，有的直接用诗歌，从总体上来看，写的是她观察、思考身边的女工的故事。《女工记》用大量插入故事中的诗歌抒发了女工们“无味的生活”和她们“遇到的工伤、失业、歧视、白眼”等，表现了作者对这个“群体的痛与苦、劳累与悲伤”的思考。

叶舟的《写照片》张扬了亲情的价值和某些物质所负载的精神内涵。叶舟的《写照片》书写了关心时事、幽默睿智却很传统的父亲，和母亲默默地把丢失的照片靠记忆“复现”的故事，表现了父母一代和儿女一代的不同性情，给亲情赋予了诗意和人文意蕴。叶舟和乔叶擅于观察生活中平常事，譬如住房、搬家、回味亲情之类的话题，对现代人在城市中固守家园的忧虑描写得比较真实。叶舟是擅写现代诗的，多年来在诗歌界被誉为“骏马”，2011年在《人民文学》上推出了《写照片》，文笔中赫然显示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读来总感觉有丝丝悲情衬于文字之间，给纪实小说的“主体呈现”扮上了诗情，也可以说用诗的语言、虚实结合的技巧和抒情机制来写小说是叶舟的探索，不妨称《写照片》为诗化纪实小说，可能也不至于招致很大诟病。

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慕容雪村的《中国缺少一味药》与乔叶的《拆楼记》有相似的地方，作品的表层故事是讲述了城市边缘的农民和那些挤进城市渴望在城市中谋取一点生存之地的农民的遭遇和忧思，深层故事是这些农民发现：当城市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对近其依傍的农村已不是一种带动，而是一种挟持，城市文明已绑架了农耕文化、农业文明。那些冲进城市中谋求立足之地的农民，实质上自觉与不自觉地充当了帮手，无奈而又机械地听任农业文明被纳入城市文明的节奏中。

孙树棻的《最后的玛祖卡：上海往事》等纪实作品像一组“老照片”，记述了大上海的生活变化，要纪实性地展示历史悠久、文化多元、布满了记忆碎片的上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孙树棻还是把上海的洋楼、靓女、硝烟、绅士、帮派势力和城市的黑暗角落一一展示了出来。从文体上说，孙树棻的纪实作品很多，只有少数一部分是纪实小说，大多是纪实散文。

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是在报告文学的构架中糅合了小说的艺术手法，最后又将这部本来是报告文学的作品变成了纪实小说。凌志军的《重生手记》把小说和日记糅合在了一起，记述他患病、求医、调理、康复的全过程。他的《重生手记》就是糅合了自己和妻子的日记完成的。还有老鬼的《我的母亲杨沫》也是将老鬼的日记和杨沫的日记糅合成小说的。本书之所以将《寻找巴金的黛莉》《重生手记》《我的母亲杨沫》这些作品视为纪实小说，首先因为它们以小说的手法营造故事氛围，其真实性和整体性是明显的，也是“自明”的；其次，作者在作品中成了人物形象，这一点与纪实散文、报告文学是有很大区别的。

以上几位作家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探索着纪实小说的艺术，都比较注重作家的亲历亲为的体验，把纪实小说选择为创作的一个方向，或表现对现实的忧虑，或表现对未来的遐想，或表现对人的精神之“根”的追寻。韩少功曾以一个作家的视角说：寻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的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1]。上述几位作家在纪实小说话语中审慎地思考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思考了人们在时代文化中的焦灼感。还有其他纪实小说也是各取角度，譬如表现城市化进程、个人奋斗历程、中国革命历程，回顾城市文化的转型轨迹、经济文化对人的精神世界改变等。

纪实小说作家选材的视角，也就是作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思考人生和社会的视角，他们凝练小说主题的角度也就是解剖人性、剖析社会的视角。这使我们感到：作家不仅是一个教师——传道、授业、解惑，还像一个医师，尤其像一个外科医师——剖开光滑的皮肤，将病灶暴露于无影灯下，目的是把疾病清除掉，让人重新恢复成一个健康的人。当然，从理论上讲，外科医师不一定每次都是剖开肌肤，有时也是缝合肌肤。无论是剖开还是缝合，医师的行动中都存在一种反观，要把人引向健康、健全的理想参照。纪实小说作家和外科医师具有共同性质的眼光，但纪实小说作家要把真实的事件和故事引向文化之“根”，把人的认识引向人性思考，或者说绝大多数纪实小说都带有文化反思。

纪实小说缘何从“纪实”走向“反观”“反思”的呢？新时期以来，人们思想的解放带来的是对“新文化”的崇尚与迷恋，中国向世界各个方向敞开了瞭望口，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文化形态打擂台式地在中国文化界上演，“守擂方”和“攻擂方”都不是常胜的，时而在台上，时而在台下，文化形态成了一种关于角逐的“神话”。当时间把“神话”的神秘光环剥离掉之后，大众对文化的追趋之势就把文化推向了世俗化，从庙堂之音到街头巷语，从知识分子的理论塑造到普通民众的生活实践，都带上了鲜明的普世化元素，各自演绎着其擅、其好的文化形式。而从中华民族精神血液中流淌下来的文化传统却被淹没其中，消散了捧场者，也淡去了传递文化的鲜明脉络。纪实小说作家在生活真事中看到了这些，在把事相转化为文字和文学的过程中发现了文化杂交和变异的痕迹，甚至发现了社会对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文明疏远的距离，发现了大众对文化、文明的某种健忘性。也即社会一方面在产生和包装新的文化，一方面又在挑选新的文化，同时还在悄悄地抹去文化生产与传递之间的历史痕迹，使文化自身带上了孤立性、时段性，带上了时尚特性，文化中的稳固性、超时空性、永在性、真理性却变得模糊了，甚至断流了。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使作家必须正视社会丢弃文化之“根”的虚浮与危机，作家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只是区辨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民族差别、时代差别、国籍差别，更在于寻找和剥离出能滋养中国人精神根系的文化，在于找准一两种合乎人性、合乎国情、合乎传统的文化。于是，作家就把描述现状之笔慢慢转向了对文化的反观，由对事件的呈现转向了反思。所以，纪实小说的选材特点是：不一定叙写大家都关注的，如革命战役、防洪、救灾、抢险、紧急救援等，只要是生活中发生过的，对人有积极意义的，能激起人的记忆、反思和悲悯情怀的，都可写入小说，表现一个个体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表现创作主体对社会客体的爱怜，这是实实在在的“有感而发”“因事而发”的创作。

纪实小说还说明小说跨越文体的实践意义，不仅说明小说创作在学科之间效仿的价值，也在说明小说的创新不仅仅是题材的变换，还可以跨文体实践。而这些，只有通过社会真实事件、事相、人物形态的“纪实”视角方能更好地凸显出来。通过真实的人与事，以及文学透视人生又反观人生的能力，作家和读者一起发现自我、发现文学的传承与转变，彰显出纪实小说所担当的“自觉”。